第五章 漢末魏晉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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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民衆化與民歌的文人化的兩種趨勢的意義了。
當時确有一種民衆化的文學趨勢，那是無可疑的。
當時的文人如應璩兄弟幾乎可以叫作白話詩人。
《文心雕龍》說應瑒有《文論》，此篇現已失傳了，我們不知他對于文學有什麼主張。
但他的《鬥雞詩》（丁福保《全三國詩》卷三，頁十四）卻是很近白話的。
應璩（死于二五二）作《百一詩》，大概取揚雄“勸百而諷一”的話的意思。
史家說他的詩“雖頗諧，然多切時要”。
舊說又說，他作《百一詩》，譏切時事，“遍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為應焚棄之”。
今世所傳《百一詩》已非全文，故不見當日應焚棄的話，但見一些道德常識的箴言，文辭甚淺近通俗，頗似後世的《太公家教》和《治家格言》一類的作品。
所謂“其言頗諧”，當是說他的詩體淺俚，近于俳諧。
例如今存他的詩有雲： 細微可不慎？堤潰自蟻穴。
腠理早從事，安複勞針石…… 又有雲： 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
師友必長德，中才可進誘…… 這都是通俗格言的體裁，不能算作詩。
其中勉強像詩的，如： 前者隳官去，有人适我闾。
田家無所有。
酌醴焚枯魚。
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
宋人遇周客，慚愧靡所如。
隻有一首《三叟》，可算是一首白話的說理詩： 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
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緻辭：内中妪貌醜。
中叟前緻辭：量腹節所受。
下叟前緻辭：夜卧不覆首。
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但這種“通俗化”的趨勢終久抵不住那“文人化”的趨勢；樂府民歌的影響固然存在，但辭賦的舊勢力也還不小，當時文人初作樂府歌辭，工具未曾用熟，隻能用詩體來達一種簡單的情感與簡單的思想。
稍稍複雜的意境，這種新體裁還不夠應用。
所以曹魏的文人遇有較深沉的意境，仍不能不用舊辭賦體。
如曹植的《洛神賦》，便是好例。
這有點緣後世文人學作教坊舞女的歌詞，五代宋初的詞隻能說兒女纏綿的話，直到蘇轼以後，方才能用詞體來談禅說理，論史論人，無所不可。
這其間的時間先後，确是個工具生熟的問題：這個解釋雖是很淺，卻近于事實。
五言詩體，起于漢代的無名詩人，經過建安時代許多詩人的提倡，到了阮籍方才正式成立。
阮籍（死于二六三）是第一個用全力做五言詩的人；詩的體裁到他方才正式成立，詩的範圍到他方才擴充到無所不包的地位。
阮籍是崇信自然主義的一個思想家。
生在那個魏晉交替的時代，他眼見司馬氏祖孫三代專擅政權，欺淩曹氏，壓迫名流，他不能救濟，隻好縱酒放恣。
史家說司馬昭想替他的兒子司馬炎（即晉武帝）娶阮籍的女兒，他沒有法子，隻得天天喝酒，接連爛醉了六十日，使司馬昭沒有機會開口。
他崇拜自由，而時勢不許他自由；他鄙棄那虛僞的禮法，而“禮法之士，疾之若仇”。
所以他把一腔的心事都發洩在酒和詩兩件事上。
他有《詠懷詩》八十餘首。
他是一個文人，當時說話又不便太明顯，故他的詩雖然擡高了五言詩的身分，雖然明白建立了五言詩的地位，同時卻也增加了五言詩“文人化”的程度。
我們選錄《詠懷》詩中的幾首： 鴻鹄相随飛，飛飛适荒裔。
雙翮臨長風，須臾萬裡逝。
朝餐琅實，夕宿丹山際。
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秦時東陵侯邵平在秦亡後淪落為平民，在長安青門外種瓜，瓜美，人稱為東陵瓜）。
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
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
膏火自煎熬，多财為患害。
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顔闵相與期。
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
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
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令自嗤（羨門是古傳說的仙人）。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
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
日暮思親友，寤言用自寫。
人言願延年，延年欲焉之？黃鹄呼子安，千秋未可期。
獨坐山岩中，恻怆懷所思。
王子一何好，猗靡相攜持。
悅怿猶今辰，計校在一時。
置此明朝事，日夕将見欺。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台。
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士處蒿萊。
歌舞曲未終，秦兵已複來。
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
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
當時确有一種民衆化的文學趨勢，那是無可疑的。
當時的文人如應璩兄弟幾乎可以叫作白話詩人。
《文心雕龍》說應瑒有《文論》，此篇現已失傳了，我們不知他對于文學有什麼主張。
但他的《鬥雞詩》（丁福保《全三國詩》卷三，頁十四）卻是很近白話的。
應璩（死于二五二）作《百一詩》，大概取揚雄“勸百而諷一”的話的意思。
史家說他的詩“雖頗諧，然多切時要”。
舊說又說，他作《百一詩》，譏切時事，“遍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為應焚棄之”。
今世所傳《百一詩》已非全文，故不見當日應焚棄的話，但見一些道德常識的箴言，文辭甚淺近通俗，頗似後世的《太公家教》和《治家格言》一類的作品。
所謂“其言頗諧”，當是說他的詩體淺俚，近于俳諧。
例如今存他的詩有雲： 細微可不慎？堤潰自蟻穴。
腠理早從事，安複勞針石…… 又有雲： 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
師友必長德，中才可進誘…… 這都是通俗格言的體裁，不能算作詩。
其中勉強像詩的，如： 前者隳官去，有人适我闾。
田家無所有。
酌醴焚枯魚。
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
宋人遇周客，慚愧靡所如。
隻有一首《三叟》，可算是一首白話的說理詩： 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
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緻辭：内中妪貌醜。
中叟前緻辭：量腹節所受。
下叟前緻辭：夜卧不覆首。
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但這種“通俗化”的趨勢終久抵不住那“文人化”的趨勢；樂府民歌的影響固然存在，但辭賦的舊勢力也還不小，當時文人初作樂府歌辭，工具未曾用熟，隻能用詩體來達一種簡單的情感與簡單的思想。
稍稍複雜的意境，這種新體裁還不夠應用。
所以曹魏的文人遇有較深沉的意境，仍不能不用舊辭賦體。
如曹植的《洛神賦》，便是好例。
這有點緣後世文人學作教坊舞女的歌詞，五代宋初的詞隻能說兒女纏綿的話，直到蘇轼以後，方才能用詞體來談禅說理，論史論人，無所不可。
這其間的時間先後，确是個工具生熟的問題：這個解釋雖是很淺，卻近于事實。
五言詩體，起于漢代的無名詩人，經過建安時代許多詩人的提倡，到了阮籍方才正式成立。
阮籍（死于二六三）是第一個用全力做五言詩的人；詩的體裁到他方才正式成立，詩的範圍到他方才擴充到無所不包的地位。
阮籍是崇信自然主義的一個思想家。
生在那個魏晉交替的時代，他眼見司馬氏祖孫三代專擅政權，欺淩曹氏，壓迫名流，他不能救濟，隻好縱酒放恣。
史家說司馬昭想替他的兒子司馬炎（即晉武帝）娶阮籍的女兒，他沒有法子，隻得天天喝酒，接連爛醉了六十日，使司馬昭沒有機會開口。
他崇拜自由，而時勢不許他自由；他鄙棄那虛僞的禮法，而“禮法之士，疾之若仇”。
所以他把一腔的心事都發洩在酒和詩兩件事上。
他有《詠懷詩》八十餘首。
他是一個文人，當時說話又不便太明顯，故他的詩雖然擡高了五言詩的身分，雖然明白建立了五言詩的地位，同時卻也增加了五言詩“文人化”的程度。
我們選錄《詠懷》詩中的幾首： 鴻鹄相随飛，飛飛适荒裔。
雙翮臨長風，須臾萬裡逝。
朝餐琅實，夕宿丹山際。
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秦時東陵侯邵平在秦亡後淪落為平民，在長安青門外種瓜，瓜美，人稱為東陵瓜）。
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
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
膏火自煎熬，多财為患害。
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顔闵相與期。
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
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
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令自嗤（羨門是古傳說的仙人）。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
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
日暮思親友，寤言用自寫。
人言願延年，延年欲焉之？黃鹄呼子安，千秋未可期。
獨坐山岩中，恻怆懷所思。
王子一何好，猗靡相攜持。
悅怿猶今辰，計校在一時。
置此明朝事，日夕将見欺。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台。
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士處蒿萊。
歌舞曲未終，秦兵已複來。
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
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