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雜評三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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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

    ……”近年來憑青年努力的成績,輸入西洋的第一流的小說,也不能算很少了,而譯述俄羅斯的小說,——且是大部的小說,尤多。

    研究過近代文學的人,都知道俄國小說家的偉大精神,以及對于一切的制度,與人生曾有過何等切實而激勵的如何樣的批評。

    托爾斯泰固然不用說了,屠格涅夫、陀夫妥夫司基、高爾基、安特列夫是何等偉大的天才。

    其所著作,切實說去,與一九一八之紅色革命,實有密切之關系。

    而俄國之雄壯悲哀的精神,所在任遭何等艱困,而不退縮,且能勇邁前進的緣故,固然是其國民性與其由曆史上得來的教訓;但文學家的盡力,由潛在中喚起國民之魂,誰能說是毫無相關的。

     在中國這等是非混擾,困苦颠連之中,人民雖無真正悲壯的反抗精神,與可歌可泣的魄力,一方面固是沒有完備的教育,而幾千年萎靡頹放的文學,實在在暗中已養成國民此等的習性。

    纏綿歌泣,美人香草,我們自然不能說那是沒有文學的價值,即談天雕龍,說鬼論狐,隻是有純正精神與實在情感的表現的,我們也不能蔑視。

    但我以為無論在創作者,或是在閱讀者,都須拿一種嚴重态度去著作去賞鑒。

    讀法國革命時代的文學,固然予人以熱烈鼓舞的興緻,即讀王爾德與勃來克的詩與小說,也何嘗不使人感到深沉而微妙的感覺。

    文學作品的種類,雖是不一,隻是出自真誠的東西,言情也罷,說戰也罷,祈禱和平也罷,描摹革命的精神也罷,作者是用嚴重态度叙述出來,閱者也應用嚴重态度去看他。

    我信為這種話,是不可移易的。

    文學萬萬不是一種玩具,不是擲骰,下棋般的什物,不是可以拿來用作茶餘酒後消遣的資料。

    或者這種文字也有的,那末,無論其負有道德上的責任與否,絕不是文學作品。

    文學隻在從事物中情感中,提到一種神威,與經濟的斷片寫出,供人們領受的,給予人們靈的或肉的影響的。

    所以隻以作品内在之精神,去定其優劣,而文學作品的本身,是不負有道德上,與法律上,什麼善良風俗等無定則的責任的。

     總之,真正的文學,是出自嚴重态度之中的。

    我們當然要用此同等的态度,去閱讀文學的作品。

     近代文學作品,最令人有多量之感動的,莫過于俄國小說。

    托爾斯泰的著作,大家多是知道的。

    屠格涅夫的《唔唔》、《初戀》、《父與子》,陀夫妥夫司基的《罪與罰》、《貧人》,安特列夫的《七個被絞死的人》、《紅笑》等等,都是在世界中最有名而最有力量的著作。

    又如阿采巴希甫的《沙甯》、《工人綏惠略夫》,以及最近所已釋出的吉普林的《灰色馬》,其态度的嚴重與感人的深沉,求之于他國的小說,實少有此類。

    而且悲苦慘淡與興奮激勵的精神,反抗與作定價值的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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