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倭綏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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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其冤憤。
《銀盒》的主旨，系攻擊現代法律的失平，而《鬥争》則叙資本家苛待工人的卑鄙，茲先将《銀盒》中的事實叙明。
《銀盒》是描寫正相反對的兩種人，有錢而富厚及勢利的，便是巴斯威克（Barthwicks），而貧苦無告的一雙夫婦，名叫瓊司（Jonese），他們的處境及思想，完全立于相反的地位。
因為巴斯威克是一個議員的兒子，他頭一天在一個私娼家裡喝醉了酒，以不正當手段，取了一個小錢袋回家來，不料失業的瓊司，——他家一個打掃婦的丈夫——當晚也是一樣的喝醉了，糊糊塗塗，将議員兒子的銀煙盒和偷來的婦女用的錢袋取去。
後來議員的兒子因為遺失了銀煙盒告到官裡，把瓊司捕了去，弄得他一家妻離子散。
末一幕便是在法庭上，富的原告和窮的被告各呈舌戰。
而高士倭綏于此就向那扶強害弱，威吓貧民的死法律，設下多少問難，由那個真誠的瓊司嘴裡說出。
因為他對于議員兒子的錢囊及銀盒是由醉誤取，而這些東西，議員兒子也是由偷盜得來的，也是在法律上犯了罪。
何以獨對他這誤犯罪，要加以科罪，對于議員兒子犯罪的行為，視為光明正當，置之不理呢？我們看到這裡，不能不說莊子的話“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以及“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的幾句話，為能洞見人類症結的本源，而為社會不平的大原因了！由此可知一般具文的法制，無非是為富貴勢厚的作護身符，而貧苦小民及無知識階級不惟不能受其利益，且繁文缛法，束縛剝削，層層不已，更足以使其生活上抱非常痛苦，經濟上加許多壓迫，于是社會暗潮，日甚一日，階級鬥争，愈進愈烈，當然是不可或免的。
因為法律所以均不平的，以具有這等法律，而不平日甚，這不是現代的第一個大問題嗎？高士倭綏以文學的藝術，描寫這種令人深思的社會問題，無怪人家說他的文學上的創作，比社會黨員的主張，更要鋒利。
因這樣刺激的，暗示的文學比較改造社會的論文，尤易動人興感。
近代資本家與勞動家相競争之點，無非社會上資本及勞力不得其平的原因。
因此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競争逐日激烈。
至于勞工待遇問題、工作時間問題、女工問題，皆為待決之端。
在從前如哈兒德曼（Haupt-mann，德國戲劇家）所作的戲劇，對于當時社會制度，大加攻擊，傳播自由思想，異常有力。
如《織工》（D.leWeber）一劇，尤為迷夢的社會的“當頭棒喝”。
叙富人的苛暴，勞工的可憐，為工人鳴其不平，慘淡深刻，即讀者也至易因其描寫，下同情之淚。
所以當時在德國舞台上開演，遂震動一時。
至于高士倭綏的《鬥争》的主義與哈兒德曼的《織工》，可謂後先輝映。
其觀念與描寫，也差不多有同量的輕重。
其内容為一工廠總理與工人的競争，一面隻圖其事業上資産之增進，而不顧工人的生死，一面則以生活上的需要及自由精神的要求，雖至于罷工，至于饑餓，困苦流離，不少退屈。
高士倭綏更着眼到工人團結勢力的薄弱與渙散，對于罷工與總理相争之時，有贊成的有反對的，有沒有什麼正确主張的，到後來相持日久，終歸調和，在工人方面，雖未完全占得勝利，然尚可有望于将來，所以他這篇《鬥争》，簡直是勞資
《銀盒》的主旨，系攻擊現代法律的失平，而《鬥争》則叙資本家苛待工人的卑鄙，茲先将《銀盒》中的事實叙明。
《銀盒》是描寫正相反對的兩種人，有錢而富厚及勢利的，便是巴斯威克（Barthwicks），而貧苦無告的一雙夫婦，名叫瓊司（Jonese），他們的處境及思想，完全立于相反的地位。
因為巴斯威克是一個議員的兒子，他頭一天在一個私娼家裡喝醉了酒，以不正當手段，取了一個小錢袋回家來，不料失業的瓊司，——他家一個打掃婦的丈夫——當晚也是一樣的喝醉了，糊糊塗塗，将議員兒子的銀煙盒和偷來的婦女用的錢袋取去。
後來議員的兒子因為遺失了銀煙盒告到官裡，把瓊司捕了去，弄得他一家妻離子散。
末一幕便是在法庭上，富的原告和窮的被告各呈舌戰。
而高士倭綏于此就向那扶強害弱，威吓貧民的死法律，設下多少問難，由那個真誠的瓊司嘴裡說出。
因為他對于議員兒子的錢囊及銀盒是由醉誤取，而這些東西，議員兒子也是由偷盜得來的，也是在法律上犯了罪。
何以獨對他這誤犯罪，要加以科罪，對于議員兒子犯罪的行為，視為光明正當，置之不理呢？我們看到這裡，不能不說莊子的話“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以及“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的幾句話，為能洞見人類症結的本源，而為社會不平的大原因了！由此可知一般具文的法制，無非是為富貴勢厚的作護身符，而貧苦小民及無知識階級不惟不能受其利益，且繁文缛法，束縛剝削，層層不已，更足以使其生活上抱非常痛苦，經濟上加許多壓迫，于是社會暗潮，日甚一日，階級鬥争，愈進愈烈，當然是不可或免的。
因為法律所以均不平的，以具有這等法律，而不平日甚，這不是現代的第一個大問題嗎？高士倭綏以文學的藝術，描寫這種令人深思的社會問題，無怪人家說他的文學上的創作，比社會黨員的主張，更要鋒利。
因這樣刺激的，暗示的文學比較改造社會的論文，尤易動人興感。
近代資本家與勞動家相競争之點，無非社會上資本及勞力不得其平的原因。
因此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競争逐日激烈。
至于勞工待遇問題、工作時間問題、女工問題，皆為待決之端。
在從前如哈兒德曼（Haupt-mann，德國戲劇家）所作的戲劇，對于當時社會制度，大加攻擊，傳播自由思想，異常有力。
如《織工》（D.leWeber）一劇，尤為迷夢的社會的“當頭棒喝”。
叙富人的苛暴，勞工的可憐，為工人鳴其不平，慘淡深刻，即讀者也至易因其描寫，下同情之淚。
所以當時在德國舞台上開演，遂震動一時。
至于高士倭綏的《鬥争》的主義與哈兒德曼的《織工》，可謂後先輝映。
其觀念與描寫，也差不多有同量的輕重。
其内容為一工廠總理與工人的競争，一面隻圖其事業上資産之增進，而不顧工人的生死，一面則以生活上的需要及自由精神的要求，雖至于罷工，至于饑餓，困苦流離，不少退屈。
高士倭綏更着眼到工人團結勢力的薄弱與渙散，對于罷工與總理相争之時，有贊成的有反對的，有沒有什麼正确主張的，到後來相持日久，終歸調和，在工人方面，雖未完全占得勝利，然尚可有望于将來，所以他這篇《鬥争》，簡直是勞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