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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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就更容易明白。
西洋後來是馬克斯講文學者的階級的資格，這就一無是處。
作者的資格惟可是在神前的資格。
托爾斯泰晚年注意到這個，但是這個話沾上宗教就不好了。
言語與文章皆是神的。
我比較愛古印度的經典吠陀之與婆羅門，覺得比以色列人的聖經與神父宗教性少些。
近代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對於神，也比托爾斯泰的好。
而中國的詩人則是說仙意。
我是一個文藝者，我以一個文藝者的態度來對待我所描寫的對象人物，這樣的說話平常不覺其有毛病，今討論到朱天心以後將如何寫作，比方寫八十回以後的紅樓夢，纔分明覺出神的問題了。
纔豁然知道文藝者的態度雲雲是怎樣的淺薄了。
七 朱天心的是王風文學。
「擊壤歌」裏的國文老師的教法於她不合，她也對那老師敬愛。
數學是她放棄了的，她也覺得數學偉大。
她的性情搞不來她妹妹那種多情的戀愛，但是聽她妹妹說「你不懂的」，她即刻承認戀愛比臨考還難，比數學還偉大，她覺得這個世界都是好的。
「方舟上的日子」裏那男孩子踢路上的空罐頭也踢得很好玩，與梁小琪跳舞時也托她的下巴，也吻她的嘴，然那男孩女孩都自然極了，是行的現代的格式，卻像古往今來都是這樣的，好到尚未有聖潔的名字。
然而朱天文說朱天心對於她所不贊成的事也有強烈的不喜歡。
她母親慕沙夫人我也聽她講過朱天心的同情此人，討厭那人，當面做得出來。
今後朱天心的文學會開向一個是非分明的世界吧。
也許她還可以寫台大四年記，是北一女三年記的風光的繼續，卻能不是重複的。
可以一般是王風的，然而總該是不同的吧。
再出了學校，就不能不寫成人社會的種種不平事，還它一個是非分明了。
這不是說前此所寫的隻是童年的世界不完全，那已是十分完全的。
也不是說王風要收起了，如童心的要收起了，童心與王風永遠是革命的格調，也是文學的基本格調，雖是在寫一個是非分明的世界。
文學隻是像修行，朱天心還有修行在後頭。
以後要寫的是孫先生所說的革命尚未成功。
拿現前的事來說，如以前有些文化人對我的攻擊，朱西甯是與我同在激流下，朱天文朱天心雖然氣憤，但是年紀還小。
與這類似的場面，朱天文朱天心將來會是與之正面相對著的，這就是於你做人的磨練了。
這裏首先是見識，其次是器度，而於是有誓願，合起來是一個悟得，革命的豁然。
人拿反日運動的民族大義攻擊我，這就是關係時人的見識與器度的問題，比起悲憤，你倒是先要喜歡自己的見識與器度跟他們的不同，此是將感情上霧數的事把來在知性上過一過，使自己覺得清爽相的第一步。
再留心看看此種現象還關係時局的氣候，你就可以從自己個人所受的不愉快中走出來，稍稍也可以胸襟開闊些了。
這也幫助你明白形勢，量量自己鬥得過，鬥不過，有時候也要學學韓信。
你乃可以想像當時韓信在淮陰市上被流氓攔住作難時他臉上的那表情，覺得親切。
朱先生是陪我直接受激流衝擊的人，他有一句話：從來先知都是遭迫害的。
他這樣說時他與我早已心平了。
天道是認真而兒戲，若非因那些人的迫害，我也不會來景美開了半年易經講座，也不會在那爬藤與木瓜的大葉子的窗下寫成「禪是一枝花」（碧巖錄新語）。
也不會暑夜在那院子裏與朱家一家人看曇花盛開。
也不會有那袁瓊瓊到過易經講座來聽講。
又也許不會有後來的「三三」。
都是他們把我從華岡掃地出了門，纔隻可到景美的一條小街上逛逛，買枝原子筆哄朱天心又寫一回「擊壤歌」。
我還給朱天文她們寫了序文。
天道失敗都是成全，我喜歡三國演義裏寫曹操的句子：「古人作事無鉅細，寂寞繁華皆有意。
」倘若朱天心把這場面寫出來，亦還是有王風的。
我對自己是有憂患的感覺，而沒有對自己不滿。
對於那些人，我沒有意思當作敵人，也不憎恨他們，但是對於他們所做的也不原諒。
我的心境已到了像天道無私，一切總歸於人世的劫毀與創造中。
「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是人神攸讚的文學，以後朱天心卻是要寫天道與人事。
若不知天道，即是不知革命。
這就文學來說也是開出了一個新的境界。
若幹年之後，今日的惡人惡事都要成為過去，人們所關心的當年的我們對惡人惡事的那態度，個人的不愉快，集團的憎恨，與造作的階級的敵意，寫在文學裏會是怎樣的瑣小與低劣，隻看都收不進漁樵閑話裏就可知道。
新的境界的文學，是雖對於惡人惡事亦不失好玩之心，如此，便是寫的中日戰爭，寫的打倒中共，光復大陸那樣複雜的成敗死生的大事，或是寫的痛痛快快，楚楚澀澀，熱熱涼涼酸酸的戀愛，亦仍是可以通於「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裏的那單純、喜氣、無差別的絕對之境的。
文章就是寫善惡是非最難。
這回偶然看了林語堂的「蘇東坡傳」，隻覺真是人不能寫比他自己高的對象。
蘇軾與王安石是政敵，而兩人相見時的風度都很好。
林語堂文中幫蘇東坡本人憎恨王安石，比當事人更甚。
蘇與王二人有互相敬重處，而林語堂把王安石寫得那樣無趣，甚至明知故犯的對史料作不當的取捨。
他讚蘇東坡，但蘇東坡在海南喜歡異雀飛來的吉兆，這些他都不錄。
他寫朝雲，但對蘇東坡與朝雲二人的高情到了死生憂患都了悟的一點他就不錄。
林語堂的俗就是完全不知有天道人事的天道二字。
民國以來，倒是五四的新文學有可喜，那時的青年鬥舊禮教，縱使有的地方是鬥錯了，亦還是有風光，而其後北伐與對日抗戰，在文學上邦不留下一點風光。
中共經過那樣大的鬥，也不留下一點文學，都是因為隻知寫鬥的人，不知寫同時還有著不鬥的天。
這裏我覺得先要從文學上脫卻西洋起。
中國文學是向來都有一個天字的。
毛澤東有秦皇島觀海詩，但是不及秦始皇的嶧山刻石詔辭，也不及魏武帝曹操的觀滄海詩甚遠。
我遊日本大洗磯邊，亦題有詩： 浪打千年心事違還向早春惜春衣 我與始皇同望海海中仙人笑是非 天道有在是非之上，人事亦還是對共產
西洋後來是馬克斯講文學者的階級的資格，這就一無是處。
作者的資格惟可是在神前的資格。
托爾斯泰晚年注意到這個，但是這個話沾上宗教就不好了。
言語與文章皆是神的。
我比較愛古印度的經典吠陀之與婆羅門，覺得比以色列人的聖經與神父宗教性少些。
近代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對於神，也比托爾斯泰的好。
而中國的詩人則是說仙意。
我是一個文藝者，我以一個文藝者的態度來對待我所描寫的對象人物，這樣的說話平常不覺其有毛病，今討論到朱天心以後將如何寫作，比方寫八十回以後的紅樓夢，纔分明覺出神的問題了。
纔豁然知道文藝者的態度雲雲是怎樣的淺薄了。
七 朱天心的是王風文學。
「擊壤歌」裏的國文老師的教法於她不合，她也對那老師敬愛。
數學是她放棄了的，她也覺得數學偉大。
她的性情搞不來她妹妹那種多情的戀愛，但是聽她妹妹說「你不懂的」，她即刻承認戀愛比臨考還難，比數學還偉大，她覺得這個世界都是好的。
「方舟上的日子」裏那男孩子踢路上的空罐頭也踢得很好玩，與梁小琪跳舞時也托她的下巴，也吻她的嘴，然那男孩女孩都自然極了，是行的現代的格式，卻像古往今來都是這樣的，好到尚未有聖潔的名字。
然而朱天文說朱天心對於她所不贊成的事也有強烈的不喜歡。
她母親慕沙夫人我也聽她講過朱天心的同情此人，討厭那人，當面做得出來。
今後朱天心的文學會開向一個是非分明的世界吧。
也許她還可以寫台大四年記，是北一女三年記的風光的繼續，卻能不是重複的。
可以一般是王風的，然而總該是不同的吧。
再出了學校，就不能不寫成人社會的種種不平事，還它一個是非分明了。
這不是說前此所寫的隻是童年的世界不完全，那已是十分完全的。
也不是說王風要收起了，如童心的要收起了，童心與王風永遠是革命的格調，也是文學的基本格調，雖是在寫一個是非分明的世界。
文學隻是像修行，朱天心還有修行在後頭。
以後要寫的是孫先生所說的革命尚未成功。
拿現前的事來說，如以前有些文化人對我的攻擊，朱西甯是與我同在激流下，朱天文朱天心雖然氣憤，但是年紀還小。
與這類似的場面，朱天文朱天心將來會是與之正面相對著的，這就是於你做人的磨練了。
這裏首先是見識，其次是器度，而於是有誓願，合起來是一個悟得，革命的豁然。
人拿反日運動的民族大義攻擊我，這就是關係時人的見識與器度的問題，比起悲憤，你倒是先要喜歡自己的見識與器度跟他們的不同，此是將感情上霧數的事把來在知性上過一過，使自己覺得清爽相的第一步。
再留心看看此種現象還關係時局的氣候，你就可以從自己個人所受的不愉快中走出來，稍稍也可以胸襟開闊些了。
這也幫助你明白形勢，量量自己鬥得過，鬥不過，有時候也要學學韓信。
你乃可以想像當時韓信在淮陰市上被流氓攔住作難時他臉上的那表情，覺得親切。
朱先生是陪我直接受激流衝擊的人，他有一句話：從來先知都是遭迫害的。
他這樣說時他與我早已心平了。
天道是認真而兒戲，若非因那些人的迫害，我也不會來景美開了半年易經講座，也不會在那爬藤與木瓜的大葉子的窗下寫成「禪是一枝花」（碧巖錄新語）。
也不會暑夜在那院子裏與朱家一家人看曇花盛開。
也不會有那袁瓊瓊到過易經講座來聽講。
又也許不會有後來的「三三」。
都是他們把我從華岡掃地出了門，纔隻可到景美的一條小街上逛逛，買枝原子筆哄朱天心又寫一回「擊壤歌」。
我還給朱天文她們寫了序文。
天道失敗都是成全，我喜歡三國演義裏寫曹操的句子：「古人作事無鉅細，寂寞繁華皆有意。
」倘若朱天心把這場面寫出來，亦還是有王風的。
我對自己是有憂患的感覺，而沒有對自己不滿。
對於那些人，我沒有意思當作敵人，也不憎恨他們，但是對於他們所做的也不原諒。
我的心境已到了像天道無私，一切總歸於人世的劫毀與創造中。
「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是人神攸讚的文學，以後朱天心卻是要寫天道與人事。
若不知天道，即是不知革命。
這就文學來說也是開出了一個新的境界。
若幹年之後，今日的惡人惡事都要成為過去，人們所關心的當年的我們對惡人惡事的那態度，個人的不愉快，集團的憎恨，與造作的階級的敵意，寫在文學裏會是怎樣的瑣小與低劣，隻看都收不進漁樵閑話裏就可知道。
新的境界的文學，是雖對於惡人惡事亦不失好玩之心，如此，便是寫的中日戰爭，寫的打倒中共，光復大陸那樣複雜的成敗死生的大事，或是寫的痛痛快快，楚楚澀澀，熱熱涼涼酸酸的戀愛，亦仍是可以通於「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裏的那單純、喜氣、無差別的絕對之境的。
文章就是寫善惡是非最難。
這回偶然看了林語堂的「蘇東坡傳」，隻覺真是人不能寫比他自己高的對象。
蘇軾與王安石是政敵，而兩人相見時的風度都很好。
林語堂文中幫蘇東坡本人憎恨王安石，比當事人更甚。
蘇與王二人有互相敬重處，而林語堂把王安石寫得那樣無趣，甚至明知故犯的對史料作不當的取捨。
他讚蘇東坡，但蘇東坡在海南喜歡異雀飛來的吉兆，這些他都不錄。
他寫朝雲，但對蘇東坡與朝雲二人的高情到了死生憂患都了悟的一點他就不錄。
林語堂的俗就是完全不知有天道人事的天道二字。
民國以來，倒是五四的新文學有可喜，那時的青年鬥舊禮教，縱使有的地方是鬥錯了，亦還是有風光，而其後北伐與對日抗戰，在文學上邦不留下一點風光。
中共經過那樣大的鬥，也不留下一點文學，都是因為隻知寫鬥的人，不知寫同時還有著不鬥的天。
這裏我覺得先要從文學上脫卻西洋起。
中國文學是向來都有一個天字的。
毛澤東有秦皇島觀海詩，但是不及秦始皇的嶧山刻石詔辭，也不及魏武帝曹操的觀滄海詩甚遠。
我遊日本大洗磯邊，亦題有詩： 浪打千年心事違還向早春惜春衣 我與始皇同望海海中仙人笑是非 天道有在是非之上，人事亦還是對共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