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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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然猶恐内政不足以及外，複重外交，設國與國競争之機關焉，争之不得，則兵力随之矣。
故今世各國之戰争，非如古者争地殺人之役也。
戰勝之後，地棄之而不必取，人棄之而不必殺，惟與訂條約，取戰敗國國民之生計，攫之以歸于己而已。
故兵強國盛者，其國民之衣、食、住，多有富美優厚、安閑逸樂之象。
誠有如楊朱所言鮮衣厚食、聲音美色者，如英、美、法、德、日本諸國之人皆是。
此吾國國民所親見而震駭之、歆羨之者也。
及反而觀于吾國，則自上至下，人人皆有趨利不遑之狀。
為官吏者各自營其私囊，謀歸樂于鄉裡。
問何以故？必曰生計之故。
為士、為商、為工、為農者，日孜孜于社會，求所以自養且養妻子者，日如不及。
問何以故？必曰生計之故。
近十餘年以來，富者降而為中産，中者降而為貧人，舉國之人，其于一生數十寒暑之中，能安然坐享，不憂他日之凍死、餓死者，蓋四萬萬人之中，不能得萬分之一也。
此無他，中國之人，無自保生計之國家，其生計日為他國國家所分取，他國國民所分奪，而日陷于九生一死之地。
其至此之原因雖甚繁多，然其總因則必由于我國民之公德不昌，各謀私利，于團體公共之利益，毫不注意，故不能組織國家，以謀公共之生計。
因而個人之生計，亦以不保，力薄氣渙，坐待外人之攫。
至于今日，四百萬餘之土地，五十年中，已失去二百三十餘萬英裡矣；工商不振，每歲流出之财，已至一萬萬四千餘萬矣。
各國求其工商運輸之便利，于我國内所起造之鐵路，已至四千四百四十五英裡矣。
其餘失去之礦産、航路、稅關、郵政、工廠等，尤所在皆是。
取吾人所以為衣、食、住之資本者，幾已攘奪罄盡，猶且競争未已，不肯稍留餘利，以為我等養生之具。
吾國國民本欲各營其私利，而不顧公利，而其結果則以不顧公利之故，至私利亦不可得。
所謂生前體魄之樂，不知何年可以适意，而轉死溝壑之期，反日迫一日，不得衣則将凍死，不得食則将餓死，不得住則将勞死，去生之日漸遠，去死之日漸近。
十年以後，吾恐中國國中，亦将如印度内地，有乞人滿路餓殍盈谷之慘矣。
嗚呼！我國民與其為楊朱所欺，而長此謀個人獨生之樂而不可得也，則何不謀團體共生之樂，而因以得個人之樂乎？與其羨英、美、法、德、日本諸國人之體魄娛快生計優裕也，則何不自謀我國之生計，而亦求其體魄之安适乎？且與其待凍之至而謀衣，待餓之至而謀食，待勞之至而謀住，則何不早謀之？謀之不得，亦不過凍死、餓死、勞死而已也，非有他也。
且與其明知必有凍死、餓死、勞死之一日，則何不于未凍、未餓、未勞而先求其死所？故在今日之世界，而居中國之地為中國之人，避死亦死，不避死亦死，等死也，與其為避死而死之人，何如為不避死而死之人？ 夫避死而死者，中國今日之人之死法也；不避死而死者，中國古時武士道中諸人之死法也；其死則同，其所以為死者則大異。
加藤咄堂之論死法也，分為六種：健全者三，不健全者三。
健全者，一曰視生死如一，謂聖哲之達觀者；二曰死于個人而生于社會，謂以死成仁者；三曰信天命，謂當事變而不亂者。
不健全者，一曰自死以斷痛苦，謂自殺者；二曰以死為得未來之生，謂情死者；三曰以死為得精神之安慰，謂迷信死後之幸福者。
吾中國武士道中諸人之死法，則皆健全而非不健全者。
若夫今人，則方在偷生避死之時，即不健全之死法，亦未暇研究之也。
國民乎，其有以武士道之精神，興四千年前之人物，後先相接，而發大光明于世界，使已死之中國，變而為更生之中國，與日本之武士道同彪炳于地球之上，稱為黃種中第一等國之國民者乎？則或者挾虛無黨之刃以與雷電争光也，或者舉革命軍之旗以與風雲競色也，或者奮軍國民之氣以使中國國旗揚威振彩于海外，以與列強争一日之雄也，皆必以至誠無我之精神，而能了解生死問題者。
斯不惟政治上之精神，抑亦學術上之精神矣。
予聞梁氏将述武士道之死生觀别為一書，曰《死不死》，不知其所論與予若何，夫予之欲以佛教助儒教，以日本鑒中國也，與梁氏述武士道之意必相合也。
今質之梁氏，以為何如？ 湘潭楊度叙。
然猶恐内政不足以及外，複重外交，設國與國競争之機關焉，争之不得，則兵力随之矣。
故今世各國之戰争，非如古者争地殺人之役也。
戰勝之後，地棄之而不必取，人棄之而不必殺，惟與訂條約，取戰敗國國民之生計，攫之以歸于己而已。
故兵強國盛者，其國民之衣、食、住，多有富美優厚、安閑逸樂之象。
誠有如楊朱所言鮮衣厚食、聲音美色者，如英、美、法、德、日本諸國之人皆是。
此吾國國民所親見而震駭之、歆羨之者也。
及反而觀于吾國，則自上至下，人人皆有趨利不遑之狀。
為官吏者各自營其私囊，謀歸樂于鄉裡。
問何以故？必曰生計之故。
為士、為商、為工、為農者，日孜孜于社會，求所以自養且養妻子者，日如不及。
問何以故？必曰生計之故。
近十餘年以來，富者降而為中産，中者降而為貧人，舉國之人，其于一生數十寒暑之中，能安然坐享，不憂他日之凍死、餓死者，蓋四萬萬人之中，不能得萬分之一也。
此無他，中國之人，無自保生計之國家，其生計日為他國國家所分取，他國國民所分奪，而日陷于九生一死之地。
其至此之原因雖甚繁多，然其總因則必由于我國民之公德不昌，各謀私利，于團體公共之利益，毫不注意，故不能組織國家，以謀公共之生計。
因而個人之生計，亦以不保，力薄氣渙，坐待外人之攫。
至于今日，四百萬餘之土地，五十年中，已失去二百三十餘萬英裡矣；工商不振，每歲流出之财，已至一萬萬四千餘萬矣。
各國求其工商運輸之便利，于我國内所起造之鐵路，已至四千四百四十五英裡矣。
其餘失去之礦産、航路、稅關、郵政、工廠等，尤所在皆是。
取吾人所以為衣、食、住之資本者，幾已攘奪罄盡，猶且競争未已，不肯稍留餘利，以為我等養生之具。
吾國國民本欲各營其私利，而不顧公利，而其結果則以不顧公利之故，至私利亦不可得。
所謂生前體魄之樂，不知何年可以适意，而轉死溝壑之期，反日迫一日，不得衣則将凍死，不得食則将餓死，不得住則将勞死，去生之日漸遠，去死之日漸近。
十年以後，吾恐中國國中，亦将如印度内地，有乞人滿路餓殍盈谷之慘矣。
嗚呼！我國民與其為楊朱所欺，而長此謀個人獨生之樂而不可得也，則何不謀團體共生之樂，而因以得個人之樂乎？與其羨英、美、法、德、日本諸國人之體魄娛快生計優裕也，則何不自謀我國之生計，而亦求其體魄之安适乎？且與其待凍之至而謀衣，待餓之至而謀食，待勞之至而謀住，則何不早謀之？謀之不得，亦不過凍死、餓死、勞死而已也，非有他也。
且與其明知必有凍死、餓死、勞死之一日，則何不于未凍、未餓、未勞而先求其死所？故在今日之世界，而居中國之地為中國之人，避死亦死，不避死亦死，等死也，與其為避死而死之人，何如為不避死而死之人？ 夫避死而死者，中國今日之人之死法也；不避死而死者，中國古時武士道中諸人之死法也；其死則同，其所以為死者則大異。
加藤咄堂之論死法也，分為六種：健全者三，不健全者三。
健全者，一曰視生死如一，謂聖哲之達觀者；二曰死于個人而生于社會，謂以死成仁者；三曰信天命，謂當事變而不亂者。
不健全者，一曰自死以斷痛苦，謂自殺者；二曰以死為得未來之生，謂情死者；三曰以死為得精神之安慰，謂迷信死後之幸福者。
吾中國武士道中諸人之死法，則皆健全而非不健全者。
若夫今人，則方在偷生避死之時，即不健全之死法，亦未暇研究之也。
國民乎，其有以武士道之精神，興四千年前之人物，後先相接，而發大光明于世界，使已死之中國，變而為更生之中國，與日本之武士道同彪炳于地球之上，稱為黃種中第一等國之國民者乎？則或者挾虛無黨之刃以與雷電争光也，或者舉革命軍之旗以與風雲競色也，或者奮軍國民之氣以使中國國旗揚威振彩于海外，以與列強争一日之雄也，皆必以至誠無我之精神，而能了解生死問題者。
斯不惟政治上之精神，抑亦學術上之精神矣。
予聞梁氏将述武士道之死生觀别為一書，曰《死不死》，不知其所論與予若何，夫予之欲以佛教助儒教，以日本鑒中國也，與梁氏述武士道之意必相合也。
今質之梁氏，以為何如？ 湘潭楊度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