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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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特性與民族衛生》一書，商務出版。
)，此不叙。
唯地理學家沙學浚先生有《中華民族的氣候适應力》一文(2)(1948年6月30日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
原文羅列證據，此隻舉其大意。
)，具有學術價值，略略引叙于此。
據說各地方的氣候(寒暖濕燥)，從其緯度的高低，距海的遠近，和地形高低等等因素以形成，全世界共可分為十一個區。
所有各區都可找到中國人的聚落，證明中國人的氣候适應力最強，更無他族可與相比。
氣候适應力之含義，主要有兩點。
(一)在如此氣候下依舊可以勞心勞力工作；(二)長久住下去，有固定聚落，傳後代，長子孫，譬如白種人在熱代便難适應，而日本人則較怕冷，中國人竟自冷熱都可以行。
俄國人雖有耐寒之稱，中國人耐起寒來，比他還強。
我們要問：中國人何以這樣特别?論身體，中國人并不比他們更健壯，相反地，中國人的身體本能毋甯是較差。
況且體育運動，衛生營養，又不講究。
從先天禀賦到後天方法，均非優勝。
如果你隻把生命看做身體之事，當然就索解不得。
但你如其知道身體不過一生活工具，生命初不局限于此，而源泉深遠，那麼，你于中國人的長處将亦不難有認識。
中國人的長處無他，隻在其能從生命更深源泉處取給活力，便不像西洋人那樣淺而易竭。
人類自身體本能中大得解放後，其生命主要已不在身而在心。
心是什麼?前曾說“生命充實那松開的空隙，而自顯其用，是為心”(見第七章)。
不過心不一直對外，還是要通過官體其用始顯。
中國人氣候适應力之強，不強于身而強于心，猶惜其身不夠健全，否則将表現更好。
西洋人之所以不逮，非緣其外面工具(身體及方法)不夠，而是其裡面容積不夠，以緻沒有回旋餘地。
雖韌性及彈性包含甚廣，此第就其一端而言其理。
然大體說，其他一切亦無不根本在此。
蓋西洋人多向外作理會而發達了工具。
中國人多向裡作理會而涵養了生命。
論工具，中國不如西洋，論生命，西洋又不如中國。
此其大較也。
第十點“圓熟老到”，為我民族性總括的特征，含義甚豐，難于分說說明。
然讀者卻亦不難看出其與本書所論中國文化是成熟非幼稚，是精深非粗淺者之相合。
同時亦就知道一切固執社會發展史，抱持文化階梯觀，認定中國落後于英美蘇聯一二階段者，顯然不對。
但我們亦初不否認英美蘇聯在某些地方為先進。
即由此先進後進之參差互見，吾人是有中國文化為人類文化早熟之論斷。
所謂“不露圭角而具有最大之适應性及潛力”，則又其所成熟在内不在外，在生命本身不在生活工具之證明。
反觀今日西洋人正有自己不能适應其文明進步之苦，都市中精神病患者日益加多，則其所成就在外不在内，在生活工具不在生命本身，又彰彰也。
末後要論到第一點“自私自利”。
潘光旦先生曾以為這是遺傳的。
他欣賞人文地理學者亨丁頓(EllisHuntington)以自然淘汰和人口移殖來說明中國民族性(1)(見潘著《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商務版。
)。
說是中國數千年不斷水旱災荒，唯自私心強者易得存活殖種，不然則滅亡，遂淘汰而得此結果。
我們實在不敢深信。
很顯然地是潘先生本其優生學研究，隻向遺傳上着眼，根本沒有明白中國社會構造之特殊，及其如何陶鑄了中國人的第二天性--習慣。
Z本書于中西兩方社會生活之不同，再三緻意，其間中西第一對照圖(見第五章)，第二對照圖(見第九章)，讀者最不可忘記。
如圖所示：從一個人到他可能有之最大社會關系，約劃為四級，在西洋人生活中意識中最占地位者，為個人及團體兩級，而在中國人卻為家庭及天下兩級。
團體與個人，在西洋俨然兩個實體，而家庭幾若為虛位，中國人卻從中間就家庭關系推廣發揮，以倫理組織社會，消融了個人與團體這兩端。
--這兩端好像俱非他所有。
必胸中了然于此不同，而後于此一問題的曲折，乃可望辨察明白。
-- (一)中國人因集團生活之缺乏，而缺乏公共觀念，缺乏紀律習慣，缺乏組織能力，缺乏法治精神(見第四章)，一句話總括，缺乏為營團體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公德。
其所以被人看做自私自利多半為此。
西洋人之有公德亦不是天生的。
既鍛煉于血的鬥争，又培養于日常生活，其開端蓋在宗教組織，而從中古都市自主以還乃大為成功(見第三章)。
(二)公德所由養成，端在公私利害之一緻，為公即所以為私，為私亦勢須為公。
譬如在國際經濟競争下，一個國民總要用他的國貨，這固然可以說他愛國，但他卻亦正是要鞏固他的生計。
又如在政黨選舉競争下，一個黨員為他的黨而奔走，這固然可以說他忠黨，但他卻亦正是在争取他的前途。
往時教徒于其教會，手工業者于其行會，近代産業工人于其階級組織……其例甚多不必番數。
總之，公與私相合而不相離，積久而行乎自然。
反之，如其公私恒若兩回事，為公就要廢私，為私不免害公，在那種情勢下斷無法養成公德。
所以徑不妨說，西洋人的公德正是由自私而養成。
(三)假若說西洋人公德之養成，隻是順乎人情自然，無所謂自私，那在我完全贊成。
但我卻要提出說，中國人沒有養成公德，同樣亦隻是人情自然，而無所謂自私。
人總不能離社會而生活是一定的，但社會結構彼此卻不定相同。
西洋人所不能離者是其自古及今種種團體組織，中國人所不能離者是其若近若遠種種倫理關系。
倫理所不同于團體者，不劃定範圍，更不作對抗，而推近以及遠，又引遠而入近。
中國人說近就是身家，說遠就是天下，而其歸趣則在“四海兄弟”、“天下一家”。
此其精神甯不偉大?豈有什麼自私?然而可惜是小起來太少，大起來又太大--大到沒有邊際，抓亦抓不着，靠亦靠不得，真所謂“大而無當”。
不像西洋人小不至身家，大不至天下，有個适中的範圍，公私合成一片，正好培養公德。
其公德所以沒有養成在此，似乎并無應受譴責之處。
要知不能離團體而生活者，就養成其團體生活所必需的習慣，不能離倫理而生活者，就養成其倫理生活所必需的習慣。
同時，各于其所不必需者，每每不習慣之。
中國人不習于愛國合群，正亦猶西洋人之不習于孝親敬長。
夫何足怪?然而于不習孝親敬長者不聞有譏，于不習愛國合群者則人人诟病，此無他。
逢到今天急切需要國家意識團體行動，而他偏偏不會，且狃于積習，惰性難改而已。
生命是活的，時勢不同，随時宜為新适應。
責他今天還在各顧身家，照顧親戚故舊為自私，誠不為過，但若說中國人一向就在自私自利中生活了數千年，則是笑話!一味自私便是“反社會的行為”，将不适于任何社會生活，一民族果真有此症候，早不能存在于天壤間，又何以解于我民族生命延續之久，延擴之大，為其他民族所莫得而比?說自私自利是中國民族性者，殊覺無據。
中國人并不見得比西洋人格外自私。
(四)翻轉來，我倒要指出西洋人實在比中國人自私。
近代西洋人的個人本位，自我中心，顯然比之從來中國人的倫理本位，尊重對方為自私，且不說。
即就他們的團體生活言之，除合作社一類組織外，幾無不有極強排他性。
羅素所著《愛國功過》一書，嘗言英國人慣用仇嫉外國之手段以獎勵其國民愛國心。
最初仇西班牙人，繼則仇法國人，繼則仇德國人。
今後又不知當仇誰氏(1)(此據商務印書館出版梁任公先生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3頁轉引。
)。
蓋“争之與群乃同時并見之二物”(孟德斯鸠語)。
論西洋人之輕其身家，似公；而各徇其群，又不過是大範圍的自私，不是真公。
真公，還要于中國人見之。
中國人懷抱着天下觀念，自古訖今一直未改，真是廓然大公，發乎理性之無對。
說民族性，這才是中國的民族性。
今日世界不講公理，不得和平，正不外西洋人集團生活的積習難改(2)(國家主權之無上，是使世界陷于無政府狀态，無法得到和平之症結所在，有識者言之已多。
而此一牢不可破之觀念，正是西洋人集團生活之積習也。
日本人藤澤親雄任國際聯盟秘書多年，為懷抱熱心而卒歸失望之人。
他于失望之餘，恍然有悟于儒書王道霸道之說，深信隻有中國文化能緻世界于和平，歐洲人是沒辦法的。
因此他回國創立“東光書院”，以儒書教青年。
1932年曾來北平訪問于各大學教授，竟無人加以理會。
我曾與晤談并得其贈書。
)。
依我看：中國人要被自私之譏的時代快過去了，西洋人被自私之譏的時代卻快要來。
究竟誰自私，不必争論，時代自有一番勘驗。
(五)綜核以上所論，問題隻在社會結構與時勢需要上，中國人西洋人根本沒有什麼不同。
如其有之，那就是西洋人從身體出發而中國人理性早啟這一點。
從這一點上說，比較不自私的當然屬中國人。
但論其過去則然，非所論于今日。
今日中國人恒不免落于兩偏的情形：一偏于自私，一偏于不私，而不像西洋人大緻總差不多。
西洋人當初從身體出發，與一般生物為近之時，雖說輾轉不出乎自私，然人畢竟是人，其與人與物通而不隔的生命，不知不覺随時流露出來，便是公而非私。
及其理性随社會形勢漸次開發，“自己人”的圈步步放大(看第十一章)，則更趨向于公。
從大事到小事，許多禮俗制度既随以養成，生活于其間的人自私不自私就大緻相去不遠。
唯生于今日的中國人不然。
一則禮俗制度破壞淩亂，大多數人失所依傍，自易堕落，而少數人之理性自覺此時卻以轉強。
再則身體本能浸弱，生發之氣不足，亦最易流于貪吝。
古語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是也。
然如是者縱居多數，而火盡薪傳，其少數人理性乃愈不可掩。
所以今天中國人，其自私過于西洋人怕是事實；卻是另一面，其不自私亦超過西洋人。
--隻這其間有些是與遺傳有關。
中國文化有其特殊之根本由來，我們既經尋繹得到，具說如前；今與其民族性又如是互相印證而不謬，本書即于此結束。
END
)，此不叙。
唯地理學家沙學浚先生有《中華民族的氣候适應力》一文(2)(1948年6月30日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
原文羅列證據，此隻舉其大意。
)，具有學術價值，略略引叙于此。
據說各地方的氣候(寒暖濕燥)，從其緯度的高低，距海的遠近，和地形高低等等因素以形成，全世界共可分為十一個區。
所有各區都可找到中國人的聚落，證明中國人的氣候适應力最強，更無他族可與相比。
氣候适應力之含義，主要有兩點。
(一)在如此氣候下依舊可以勞心勞力工作；(二)長久住下去，有固定聚落，傳後代，長子孫，譬如白種人在熱代便難适應，而日本人則較怕冷，中國人竟自冷熱都可以行。
俄國人雖有耐寒之稱，中國人耐起寒來，比他還強。
我們要問：中國人何以這樣特别?論身體，中國人并不比他們更健壯，相反地，中國人的身體本能毋甯是較差。
況且體育運動，衛生營養，又不講究。
從先天禀賦到後天方法，均非優勝。
如果你隻把生命看做身體之事，當然就索解不得。
但你如其知道身體不過一生活工具，生命初不局限于此，而源泉深遠，那麼，你于中國人的長處将亦不難有認識。
中國人的長處無他，隻在其能從生命更深源泉處取給活力，便不像西洋人那樣淺而易竭。
人類自身體本能中大得解放後，其生命主要已不在身而在心。
心是什麼?前曾說“生命充實那松開的空隙，而自顯其用，是為心”(見第七章)。
不過心不一直對外，還是要通過官體其用始顯。
中國人氣候适應力之強，不強于身而強于心，猶惜其身不夠健全，否則将表現更好。
西洋人之所以不逮，非緣其外面工具(身體及方法)不夠，而是其裡面容積不夠，以緻沒有回旋餘地。
雖韌性及彈性包含甚廣，此第就其一端而言其理。
然大體說，其他一切亦無不根本在此。
蓋西洋人多向外作理會而發達了工具。
中國人多向裡作理會而涵養了生命。
論工具，中國不如西洋，論生命，西洋又不如中國。
此其大較也。
第十點“圓熟老到”，為我民族性總括的特征，含義甚豐，難于分說說明。
然讀者卻亦不難看出其與本書所論中國文化是成熟非幼稚，是精深非粗淺者之相合。
同時亦就知道一切固執社會發展史，抱持文化階梯觀，認定中國落後于英美蘇聯一二階段者，顯然不對。
但我們亦初不否認英美蘇聯在某些地方為先進。
即由此先進後進之參差互見，吾人是有中國文化為人類文化早熟之論斷。
所謂“不露圭角而具有最大之适應性及潛力”，則又其所成熟在内不在外，在生命本身不在生活工具之證明。
反觀今日西洋人正有自己不能适應其文明進步之苦，都市中精神病患者日益加多，則其所成就在外不在内，在生活工具不在生命本身，又彰彰也。
末後要論到第一點“自私自利”。
潘光旦先生曾以為這是遺傳的。
他欣賞人文地理學者亨丁頓(EllisHuntington)以自然淘汰和人口移殖來說明中國民族性(1)(見潘著《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商務版。
)。
說是中國數千年不斷水旱災荒，唯自私心強者易得存活殖種，不然則滅亡，遂淘汰而得此結果。
我們實在不敢深信。
很顯然地是潘先生本其優生學研究，隻向遺傳上着眼，根本沒有明白中國社會構造之特殊，及其如何陶鑄了中國人的第二天性--習慣。
Z本書于中西兩方社會生活之不同，再三緻意，其間中西第一對照圖(見第五章)，第二對照圖(見第九章)，讀者最不可忘記。
如圖所示：從一個人到他可能有之最大社會關系，約劃為四級，在西洋人生活中意識中最占地位者，為個人及團體兩級，而在中國人卻為家庭及天下兩級。
團體與個人，在西洋俨然兩個實體，而家庭幾若為虛位，中國人卻從中間就家庭關系推廣發揮，以倫理組織社會，消融了個人與團體這兩端。
--這兩端好像俱非他所有。
必胸中了然于此不同，而後于此一問題的曲折，乃可望辨察明白。
-- (一)中國人因集團生活之缺乏，而缺乏公共觀念，缺乏紀律習慣，缺乏組織能力，缺乏法治精神(見第四章)，一句話總括，缺乏為營團體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公德。
其所以被人看做自私自利多半為此。
西洋人之有公德亦不是天生的。
既鍛煉于血的鬥争，又培養于日常生活，其開端蓋在宗教組織，而從中古都市自主以還乃大為成功(見第三章)。
(二)公德所由養成，端在公私利害之一緻，為公即所以為私，為私亦勢須為公。
譬如在國際經濟競争下，一個國民總要用他的國貨，這固然可以說他愛國，但他卻亦正是要鞏固他的生計。
又如在政黨選舉競争下，一個黨員為他的黨而奔走，這固然可以說他忠黨，但他卻亦正是在争取他的前途。
往時教徒于其教會，手工業者于其行會，近代産業工人于其階級組織……其例甚多不必番數。
總之，公與私相合而不相離，積久而行乎自然。
反之，如其公私恒若兩回事，為公就要廢私，為私不免害公，在那種情勢下斷無法養成公德。
所以徑不妨說，西洋人的公德正是由自私而養成。
(三)假若說西洋人公德之養成，隻是順乎人情自然，無所謂自私，那在我完全贊成。
但我卻要提出說，中國人沒有養成公德，同樣亦隻是人情自然，而無所謂自私。
人總不能離社會而生活是一定的，但社會結構彼此卻不定相同。
西洋人所不能離者是其自古及今種種團體組織，中國人所不能離者是其若近若遠種種倫理關系。
倫理所不同于團體者，不劃定範圍，更不作對抗，而推近以及遠，又引遠而入近。
中國人說近就是身家，說遠就是天下，而其歸趣則在“四海兄弟”、“天下一家”。
此其精神甯不偉大?豈有什麼自私?然而可惜是小起來太少，大起來又太大--大到沒有邊際，抓亦抓不着，靠亦靠不得，真所謂“大而無當”。
不像西洋人小不至身家，大不至天下，有個适中的範圍，公私合成一片，正好培養公德。
其公德所以沒有養成在此，似乎并無應受譴責之處。
要知不能離團體而生活者，就養成其團體生活所必需的習慣，不能離倫理而生活者，就養成其倫理生活所必需的習慣。
同時，各于其所不必需者，每每不習慣之。
中國人不習于愛國合群，正亦猶西洋人之不習于孝親敬長。
夫何足怪?然而于不習孝親敬長者不聞有譏，于不習愛國合群者則人人诟病，此無他。
逢到今天急切需要國家意識團體行動，而他偏偏不會，且狃于積習，惰性難改而已。
生命是活的，時勢不同，随時宜為新适應。
責他今天還在各顧身家，照顧親戚故舊為自私，誠不為過，但若說中國人一向就在自私自利中生活了數千年，則是笑話!一味自私便是“反社會的行為”，将不适于任何社會生活，一民族果真有此症候，早不能存在于天壤間，又何以解于我民族生命延續之久，延擴之大，為其他民族所莫得而比?說自私自利是中國民族性者，殊覺無據。
中國人并不見得比西洋人格外自私。
(四)翻轉來，我倒要指出西洋人實在比中國人自私。
近代西洋人的個人本位，自我中心，顯然比之從來中國人的倫理本位，尊重對方為自私，且不說。
即就他們的團體生活言之，除合作社一類組織外，幾無不有極強排他性。
羅素所著《愛國功過》一書，嘗言英國人慣用仇嫉外國之手段以獎勵其國民愛國心。
最初仇西班牙人，繼則仇法國人，繼則仇德國人。
今後又不知當仇誰氏(1)(此據商務印書館出版梁任公先生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3頁轉引。
)。
蓋“争之與群乃同時并見之二物”(孟德斯鸠語)。
論西洋人之輕其身家，似公；而各徇其群，又不過是大範圍的自私，不是真公。
真公，還要于中國人見之。
中國人懷抱着天下觀念，自古訖今一直未改，真是廓然大公，發乎理性之無對。
說民族性，這才是中國的民族性。
今日世界不講公理，不得和平，正不外西洋人集團生活的積習難改(2)(國家主權之無上，是使世界陷于無政府狀态，無法得到和平之症結所在，有識者言之已多。
而此一牢不可破之觀念，正是西洋人集團生活之積習也。
日本人藤澤親雄任國際聯盟秘書多年，為懷抱熱心而卒歸失望之人。
他于失望之餘，恍然有悟于儒書王道霸道之說，深信隻有中國文化能緻世界于和平，歐洲人是沒辦法的。
因此他回國創立“東光書院”，以儒書教青年。
1932年曾來北平訪問于各大學教授，竟無人加以理會。
我曾與晤談并得其贈書。
)。
依我看：中國人要被自私之譏的時代快過去了，西洋人被自私之譏的時代卻快要來。
究竟誰自私，不必争論，時代自有一番勘驗。
(五)綜核以上所論，問題隻在社會結構與時勢需要上，中國人西洋人根本沒有什麼不同。
如其有之，那就是西洋人從身體出發而中國人理性早啟這一點。
從這一點上說，比較不自私的當然屬中國人。
但論其過去則然，非所論于今日。
今日中國人恒不免落于兩偏的情形：一偏于自私，一偏于不私，而不像西洋人大緻總差不多。
西洋人當初從身體出發，與一般生物為近之時，雖說輾轉不出乎自私，然人畢竟是人，其與人與物通而不隔的生命，不知不覺随時流露出來，便是公而非私。
及其理性随社會形勢漸次開發，“自己人”的圈步步放大(看第十一章)，則更趨向于公。
從大事到小事，許多禮俗制度既随以養成，生活于其間的人自私不自私就大緻相去不遠。
唯生于今日的中國人不然。
一則禮俗制度破壞淩亂，大多數人失所依傍，自易堕落，而少數人之理性自覺此時卻以轉強。
再則身體本能浸弱，生發之氣不足，亦最易流于貪吝。
古語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是也。
然如是者縱居多數，而火盡薪傳，其少數人理性乃愈不可掩。
所以今天中國人，其自私過于西洋人怕是事實；卻是另一面，其不自私亦超過西洋人。
--隻這其間有些是與遺傳有關。
中國文化有其特殊之根本由來，我們既經尋繹得到，具說如前；今與其民族性又如是互相印證而不謬，本書即于此結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