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清初至清中葉的長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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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之别；而妻妾都該懂得"夫者，婦之天"，而對丈夫"拿出十分的敬重"。
同時，又用佛教因果輪回的迷信思想解釋這種"惡姻緣"産生的原因，認為"大怨大仇，勢不能報，今世皆配為夫妻"，演為因果報應。
這就使整個故事加重了宣傳封建道德觀念和因果迷信思想的色彩，而在基本思想傾向上成為腐朽落後的東西。
為了正綱常，宣善道，調和階級矛盾，作者又美化了晁夫人。
她鑒于丈夫、兒子的惡果，一心信佛行"善"，不僅扶難解災，感化别人，自己也得到好報。
這就把許多社會罪惡歸諸個人的思想根源，減弱了作品暴露封建家庭罪惡的現實意義。
《醒世姻緣傳》的價值，首先在于其中部分故事情節暴露了現實政治的黑暗腐朽。
如晁思孝通過行賄，走閹卧門路，得到北通州知州的肥缺，到任之後便大肆貪贓枉法，其子晁源也就借着他的财勢，無惡不作。
他和妾珍哥逼死計氏後，計家告官，他以大量錢财買通縣令衙役，逍遙法外。
後來珍哥被判處死刑入獄，他又賄賂典史、在死囚牢中蓋起福堂，大擺壽筵。
晁源死後，刑房書手張瑞風看上了珍哥，竟在監中放火，燒死另一個婦人，而把珍哥換回家中作妾。
這些事情雖然那樣駭人聽聞，卻是封建社會的真實寫照。
其次，小說也在客觀上反映了封建社會末期金錢勢力的逐漸上升。
金錢至上的觀念已經在撕裂封建家庭的倫理和感情，所以晁源父子死後，族衆就來搶奪财産，素姐怕公公的妾"生了兒子，奪了他的家私"，竟想要閹割公公。
金錢至上也滲透到一切社會關系中，作官的污穢狼藉是為了貪财，衙役鄉約為非作歹是為了詐财，三姑六婆裝神弄鬼是為了騙财，銀匠裁縫摻假賺布是為了發财。
在社會生活中，也确是"錢能通神"，隻要有銀子，不論賢愚善惡，都可以弄到官做；也不管罪惡萬端，都可以逢兇化吉。
所以作者無可奈何地說："靠山第一是'财'，第二才數着'勢'。
就是'勢'也脫不過要'财'去結納。
若沒了'财'，這'勢'也是不中用的東西。
" 《醒世姻緣傳》整個是用山東方言寫成的，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
語言流利酣暢，人物口吻畢肖，诙諧幽默，生動有趣。
全書圍繞着婚姻主線，大量描繪了社會各階層的人物群像，老少村俏，各具體态；反映的生活面相當廣闊，而且前後照應周到，結構十分嚴密。
這些都表現了小說的藝術成就。
第三節 鏡花緣及其他 繼承《西遊補》以小說寄寓譏彈的馀緒，這時還出現一些諷世小說。
劉璋的《斬鬼傳》(十回)寫鐘馗落第，憤懑而死，被封為鬼王，專剿世間各種各色惡鬼。
所謂搗大鬼、龌龊鬼、诓騙鬼、糟腐鬼等，實際是市井中腐敗現象的化身。
但作者并未深入揭發産生這些"惡鬼"的社會現實，書中多無意義的插科打诨和作者本人的借鬼說法，甚至連鐘馗也被描寫得相當輕狂，與民間傳說中的正義凜然，诙諧憨直的形象很不相似。
"天花藏主人"編次，無名氏所作的《濟颠大師醉菩提全傳》(二十回)，寫濟公活佛懲頑除暴的故事。
書中對上層人物的種種醜行，頗多揭露、嘲笑和諷刺，風格诙諧有趣，因而在民間流傳很廣。
但書中過多宣揚因果報應和神怪迷信的思想，文筆拉雜拖沓，不夠洗煉，諷刺态度也極不嚴肅。
嘉慶年間的《鏡花緣》是繼《紅樓夢》後比較優秀的一部小說。
作者李汝珍(1763?-1830?)直隸大興(今北京市大興縣)人，曾任河南縣丞，終身不達。
他學問淵博，精通音韻，旁及雜藝，著有《李氏音鑒》。
《鏡花緣》是他晚年的作品，原拟寫二百回，結果隻完成一百回。
作品寫唐女皇武則天令百花寒天齊放；衆花神不敢違旨，開花後遭到天譴，被谪為一百個女子。
而花神領袖百花仙則托生為唐敖女小山。
唐敖科舉落第，心情沉郁，随妻弟林之洋泛海出遊，經舵工多九公向導，曆觀海外諸國異人異事後入小蓬萊求仙不返。
小山思親心切，出海尋父，卻意外地在小蓬萊泣紅亭内錄得一卷"天書"。
回國後恰逢女試，錄取百女，實則令被谪花神在人間重聚。
衆女及第後，拜谒宗師，連日飲宴、賦詩、遊戲，盡歡而散，小山也重入仙山。
最後中宗複辟，尊則天為"大聖皇帝"，而則天又下新诏，宣布明年重開女試。
随着雍正七年(1729)"大開洋禁，西南洋諸國鹹來互市"之後(王之春《柔遠記》卷四)，人們的眼界開始擴大，日益要求打破閉塞局面。
這種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李汝珍，使他能根據《山海經》以及漢晉宋元以來筆記雜著的記載，馳騁想象，在《鏡花緣》八至四十回中安排了許多海外奇國，着力描繪了這些國家的奇聞異見，一則以寄寓自己的社會理想，一則以譏彈當代的黑暗現象。
這些類似《聊齋志異》中"羅刹海市"的國度，各有自己獨特的風習。
君子國好讓不争，甯可損己，不能損人。
大人國民風淳厚，待人寬大，都以假想的形式集中體現了作
同時，又用佛教因果輪回的迷信思想解釋這種"惡姻緣"産生的原因，認為"大怨大仇，勢不能報，今世皆配為夫妻"，演為因果報應。
這就使整個故事加重了宣傳封建道德觀念和因果迷信思想的色彩，而在基本思想傾向上成為腐朽落後的東西。
為了正綱常，宣善道，調和階級矛盾，作者又美化了晁夫人。
她鑒于丈夫、兒子的惡果，一心信佛行"善"，不僅扶難解災，感化别人，自己也得到好報。
這就把許多社會罪惡歸諸個人的思想根源，減弱了作品暴露封建家庭罪惡的現實意義。
《醒世姻緣傳》的價值，首先在于其中部分故事情節暴露了現實政治的黑暗腐朽。
如晁思孝通過行賄，走閹卧門路，得到北通州知州的肥缺，到任之後便大肆貪贓枉法，其子晁源也就借着他的财勢，無惡不作。
他和妾珍哥逼死計氏後，計家告官，他以大量錢财買通縣令衙役，逍遙法外。
後來珍哥被判處死刑入獄，他又賄賂典史、在死囚牢中蓋起福堂，大擺壽筵。
晁源死後，刑房書手張瑞風看上了珍哥，竟在監中放火，燒死另一個婦人，而把珍哥換回家中作妾。
這些事情雖然那樣駭人聽聞，卻是封建社會的真實寫照。
其次，小說也在客觀上反映了封建社會末期金錢勢力的逐漸上升。
金錢至上的觀念已經在撕裂封建家庭的倫理和感情，所以晁源父子死後，族衆就來搶奪财産，素姐怕公公的妾"生了兒子，奪了他的家私"，竟想要閹割公公。
金錢至上也滲透到一切社會關系中，作官的污穢狼藉是為了貪财，衙役鄉約為非作歹是為了詐财，三姑六婆裝神弄鬼是為了騙财，銀匠裁縫摻假賺布是為了發财。
在社會生活中，也确是"錢能通神"，隻要有銀子，不論賢愚善惡，都可以弄到官做；也不管罪惡萬端，都可以逢兇化吉。
所以作者無可奈何地說："靠山第一是'财'，第二才數着'勢'。
就是'勢'也脫不過要'财'去結納。
若沒了'财'，這'勢'也是不中用的東西。
" 《醒世姻緣傳》整個是用山東方言寫成的，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
語言流利酣暢，人物口吻畢肖，诙諧幽默，生動有趣。
全書圍繞着婚姻主線，大量描繪了社會各階層的人物群像，老少村俏，各具體态；反映的生活面相當廣闊，而且前後照應周到，結構十分嚴密。
這些都表現了小說的藝術成就。
第三節 鏡花緣及其他 繼承《西遊補》以小說寄寓譏彈的馀緒，這時還出現一些諷世小說。
劉璋的《斬鬼傳》(十回)寫鐘馗落第，憤懑而死，被封為鬼王，專剿世間各種各色惡鬼。
所謂搗大鬼、龌龊鬼、诓騙鬼、糟腐鬼等，實際是市井中腐敗現象的化身。
但作者并未深入揭發産生這些"惡鬼"的社會現實，書中多無意義的插科打诨和作者本人的借鬼說法，甚至連鐘馗也被描寫得相當輕狂，與民間傳說中的正義凜然，诙諧憨直的形象很不相似。
"天花藏主人"編次，無名氏所作的《濟颠大師醉菩提全傳》(二十回)，寫濟公活佛懲頑除暴的故事。
書中對上層人物的種種醜行，頗多揭露、嘲笑和諷刺，風格诙諧有趣，因而在民間流傳很廣。
但書中過多宣揚因果報應和神怪迷信的思想，文筆拉雜拖沓，不夠洗煉，諷刺态度也極不嚴肅。
嘉慶年間的《鏡花緣》是繼《紅樓夢》後比較優秀的一部小說。
作者李汝珍(1763?-1830?)直隸大興(今北京市大興縣)人，曾任河南縣丞，終身不達。
他學問淵博，精通音韻，旁及雜藝，著有《李氏音鑒》。
《鏡花緣》是他晚年的作品，原拟寫二百回，結果隻完成一百回。
作品寫唐女皇武則天令百花寒天齊放；衆花神不敢違旨，開花後遭到天譴，被谪為一百個女子。
而花神領袖百花仙則托生為唐敖女小山。
唐敖科舉落第，心情沉郁，随妻弟林之洋泛海出遊，經舵工多九公向導，曆觀海外諸國異人異事後入小蓬萊求仙不返。
小山思親心切，出海尋父，卻意外地在小蓬萊泣紅亭内錄得一卷"天書"。
回國後恰逢女試，錄取百女，實則令被谪花神在人間重聚。
衆女及第後，拜谒宗師，連日飲宴、賦詩、遊戲，盡歡而散，小山也重入仙山。
最後中宗複辟，尊則天為"大聖皇帝"，而則天又下新诏，宣布明年重開女試。
随着雍正七年(1729)"大開洋禁，西南洋諸國鹹來互市"之後(王之春《柔遠記》卷四)，人們的眼界開始擴大，日益要求打破閉塞局面。
這種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李汝珍，使他能根據《山海經》以及漢晉宋元以來筆記雜著的記載，馳騁想象，在《鏡花緣》八至四十回中安排了許多海外奇國，着力描繪了這些國家的奇聞異見，一則以寄寓自己的社會理想，一則以譏彈當代的黑暗現象。
這些類似《聊齋志異》中"羅刹海市"的國度，各有自己獨特的風習。
君子國好讓不争，甯可損己，不能損人。
大人國民風淳厚，待人寬大，都以假想的形式集中體現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