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蘇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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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重視文章表達思想内容的本身作用，而沒有象道學家那樣把文章僅僅作為載道或明道的工具看。
他引歐陽修的話說："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
"這又注意到文藝本身的美學價值，跟王安石僅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裝飾品不同。
那麼怎樣才能辭達呢?這就是他說的"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夠表現事物特征的神妙之處。
它不但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且要使是物"了然于口與手"。
他說："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這裡首先要求作者認真觀察、研究描寫的對象，清清楚楚地掌握它的特征；同時還要求作者有熟練的藝術技巧，在寫作時能夠得心應手，左右逢源，象他說的"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
(何遠《春緒紀聞》引蘇轼語)他晚年形容自己寫作詩、賦、雜文時的情況是"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答謝民師書》)即從不同的内容出發，自由表達，擺脫種種形式上的束縛。
它是蘇轼在文藝創作上長期刻苦鍛煉，不斷總結經驗，逐步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轉化的心得體會，對我們今天克服種種形式主義的文風還有一定啟發。
由于蘇轼閱曆的豐富和學問的淵博，能突破前人在文章方面的種種限制，力求自由而準确地表達他所要表達的意境；這就使他的文章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見《文說》)，而"文理自然，姿态橫生"(見《答謝民師書》)，把韓愈、柳宗元以來所提倡的古文的作用發揮到了更高的境地，同時形成了他自己獨特的文章風格。
蘇轼的散文向來同韓、柳、歐三家并稱。
他的政治論文如《策略》、《策别》、《策斷》裡各篇，從儒家的政治理想出發，廣引曆史事實加以論證，精神上繼承了賈誼、陸贽的傳統；而文筆縱橫恣肆，又顯見《戰國策》的影響。
賈誼縱覽戰國秦漢之際的曆史發展，深究治亂的根源，對漢朝的政治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到北宋時期，我國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曆史經驗更豐富了。
蘇轼從小讀書就"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見《上韓太尉書》)，他在仁宗末年所進策論，對當時封建社會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和各個問題之間的錯綜複雜關系是确有所見并提出自己的對策的。
他認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
西戎北胡不足以為中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内之禍。
内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将待外之變"(見《策斷二十三》)。
基于他對當時政治的這種認識，他對内主張行寬仁之政，通上下之情；對外主張"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從而争取對敵鬥争的主動權。
這同賈誼《陳政事疏》的精神一脈相承。
他的曆史論文如《平王論》、《留侯論》等是政治論文的另一表現形式。
《平王論》反對避寇遷都，在南宋政治上起了積極的影響。
由于階級地位的局限，他少年讀書，專為應舉，"不能曉習時事"(見《上韓太尉書》)，他早年的進策和史論，議論多流于空泛，同時表現他政治上的保守态度，如在《勸親睦》裡主張恢複小宗來勸導人民親睦，在《武王論》裡以湯武革命為非聖人，在《商鞅論》裡以商鞅變法為破國亡家之術等。
至于他說範增和義帝有君臣之分，應為義帝誅項羽，說諸葛亮隻要費數十萬金，就可以離間魏國的君臣，舉兵滅之，更是不審察情勢、大言欺人的書生之見。
他這部分文章雖内容沒有什麼特别可取，而在寫作上善于随機生發，或翻空出奇，對士子的科場考試頗有用處，因此從北宋中葉以來，一直成為應舉士子的敲門磚。
"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見陸遊《老學庵筆記》)，這四句秀才們的口頭禅就是這樣來的。
後來他在實際政治中受過較多的鍛煉，逐漸改變縱橫家的習氣。
他在元佑、紹聖間針對具體政治問題寫的奏議，如《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奏浙西災傷第一狀》等，議論切于事情，精神上更接近陸贽。
蘇轼集中的書劄、雜記、雜說、小賦等，大都夾叙夾議，随筆揮灑，表現了作者坦率的胸懷，也表現他對人生對文藝的見解和愛好，成就遠在他的政治論文之上。
他在《傳神記》裡記僧惟真畫曾魯公像，初不甚似，經過細緻觀察，于眉後加三紋，就十分逼真，說明細節真實對于傳達人物神情的重要性。
他在《書吳道子畫後》裡說畫家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即一方面既要掌握藝術的規律，又要有創造性，即自出新意，而不為規律所束縛；另方面要求在豪放的筆墨之外，表現一定的思想深度，即他所說的"妙理"。
這些見解雖是就繪畫說的，其他藝術部門也可以相通，對我們今天還有啟發。
他在黃州寫的《答秦太虛書》、《答李端叔書》，在惠州寫的《答參寥書》，談生活、談文藝、談谪居時的心境，都比較親切有味，而沒有在語言文字上裝腔作勢。
它不但擺脫漢魏以來辭賦作者"以艱深文其淺陋"的文風，同時避免了韓愈以來古文家"力去陳言誇末俗"的矜持習氣。
這不僅決定于作家本身的生活和修養，同時和當時社會文化的普遍高漲，古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廣泛應用有關。
他的《員當谷偃竹記》寫出了"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文藝見解，回顧了他和文與可的往來唱和，表現他們的坦率而富有風趣的性格。
在這六、七百字短文裡有詩、有賦、有書劄、有叙事、有議論，好象随筆所至，漫無邊際；然而它依然有個中心内容，一意貫注到底，那就是表現他們向來交情的親厚，以及他見到這幅遺作時對文與可的深沉悼念。
他的《赤壁賦》以詩一樣的語言抒寫江山風月的清奇和作者對曆史英雄人物的感慨。
又通過客與主的對答，水與月的譬喻，探讨宇宙與人生的哲理，表現作者在政治上受到挫折時的苦悶心情和當他從莊子、佛家思想出發觀察宇宙人生時的灑脫态度。
篇中的主客實際代表作者思想的兩個方面，他仍然沿用賦家"抑客伸主"的作法；但從内容到形式，都更象一首美妙的散文詩
他引歐陽修的話說："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
"這又注意到文藝本身的美學價值，跟王安石僅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裝飾品不同。
那麼怎樣才能辭達呢?這就是他說的"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夠表現事物特征的神妙之處。
它不但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且要使是物"了然于口與手"。
他說："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這裡首先要求作者認真觀察、研究描寫的對象，清清楚楚地掌握它的特征；同時還要求作者有熟練的藝術技巧，在寫作時能夠得心應手，左右逢源，象他說的"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
(何遠《春緒紀聞》引蘇轼語)他晚年形容自己寫作詩、賦、雜文時的情況是"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答謝民師書》)即從不同的内容出發，自由表達，擺脫種種形式上的束縛。
它是蘇轼在文藝創作上長期刻苦鍛煉，不斷總結經驗，逐步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轉化的心得體會，對我們今天克服種種形式主義的文風還有一定啟發。
由于蘇轼閱曆的豐富和學問的淵博，能突破前人在文章方面的種種限制，力求自由而準确地表達他所要表達的意境；這就使他的文章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見《文說》)，而"文理自然，姿态橫生"(見《答謝民師書》)，把韓愈、柳宗元以來所提倡的古文的作用發揮到了更高的境地，同時形成了他自己獨特的文章風格。
蘇轼的散文向來同韓、柳、歐三家并稱。
他的政治論文如《策略》、《策别》、《策斷》裡各篇，從儒家的政治理想出發，廣引曆史事實加以論證，精神上繼承了賈誼、陸贽的傳統；而文筆縱橫恣肆，又顯見《戰國策》的影響。
賈誼縱覽戰國秦漢之際的曆史發展，深究治亂的根源，對漢朝的政治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到北宋時期，我國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曆史經驗更豐富了。
蘇轼從小讀書就"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見《上韓太尉書》)，他在仁宗末年所進策論，對當時封建社會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和各個問題之間的錯綜複雜關系是确有所見并提出自己的對策的。
他認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
西戎北胡不足以為中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内之禍。
内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将待外之變"(見《策斷二十三》)。
基于他對當時政治的這種認識，他對内主張行寬仁之政，通上下之情；對外主張"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從而争取對敵鬥争的主動權。
這同賈誼《陳政事疏》的精神一脈相承。
他的曆史論文如《平王論》、《留侯論》等是政治論文的另一表現形式。
《平王論》反對避寇遷都，在南宋政治上起了積極的影響。
由于階級地位的局限，他少年讀書，專為應舉，"不能曉習時事"(見《上韓太尉書》)，他早年的進策和史論，議論多流于空泛，同時表現他政治上的保守态度，如在《勸親睦》裡主張恢複小宗來勸導人民親睦，在《武王論》裡以湯武革命為非聖人，在《商鞅論》裡以商鞅變法為破國亡家之術等。
至于他說範增和義帝有君臣之分，應為義帝誅項羽，說諸葛亮隻要費數十萬金，就可以離間魏國的君臣，舉兵滅之，更是不審察情勢、大言欺人的書生之見。
他這部分文章雖内容沒有什麼特别可取，而在寫作上善于随機生發，或翻空出奇，對士子的科場考試頗有用處，因此從北宋中葉以來，一直成為應舉士子的敲門磚。
"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見陸遊《老學庵筆記》)，這四句秀才們的口頭禅就是這樣來的。
後來他在實際政治中受過較多的鍛煉，逐漸改變縱橫家的習氣。
他在元佑、紹聖間針對具體政治問題寫的奏議，如《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奏浙西災傷第一狀》等，議論切于事情，精神上更接近陸贽。
蘇轼集中的書劄、雜記、雜說、小賦等，大都夾叙夾議，随筆揮灑，表現了作者坦率的胸懷，也表現他對人生對文藝的見解和愛好，成就遠在他的政治論文之上。
他在《傳神記》裡記僧惟真畫曾魯公像，初不甚似，經過細緻觀察，于眉後加三紋，就十分逼真，說明細節真實對于傳達人物神情的重要性。
他在《書吳道子畫後》裡說畫家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即一方面既要掌握藝術的規律，又要有創造性，即自出新意，而不為規律所束縛；另方面要求在豪放的筆墨之外，表現一定的思想深度，即他所說的"妙理"。
這些見解雖是就繪畫說的，其他藝術部門也可以相通，對我們今天還有啟發。
他在黃州寫的《答秦太虛書》、《答李端叔書》，在惠州寫的《答參寥書》，談生活、談文藝、談谪居時的心境，都比較親切有味，而沒有在語言文字上裝腔作勢。
它不但擺脫漢魏以來辭賦作者"以艱深文其淺陋"的文風，同時避免了韓愈以來古文家"力去陳言誇末俗"的矜持習氣。
這不僅決定于作家本身的生活和修養，同時和當時社會文化的普遍高漲，古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廣泛應用有關。
他的《員當谷偃竹記》寫出了"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文藝見解，回顧了他和文與可的往來唱和，表現他們的坦率而富有風趣的性格。
在這六、七百字短文裡有詩、有賦、有書劄、有叙事、有議論，好象随筆所至，漫無邊際；然而它依然有個中心内容，一意貫注到底，那就是表現他們向來交情的親厚，以及他見到這幅遺作時對文與可的深沉悼念。
他的《赤壁賦》以詩一樣的語言抒寫江山風月的清奇和作者對曆史英雄人物的感慨。
又通過客與主的對答，水與月的譬喻，探讨宇宙與人生的哲理，表現作者在政治上受到挫折時的苦悶心情和當他從莊子、佛家思想出發觀察宇宙人生時的灑脫态度。
篇中的主客實際代表作者思想的兩個方面，他仍然沿用賦家"抑客伸主"的作法；但從内容到形式，都更象一首美妙的散文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