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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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因此他非常珍視民族間的和好關系："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近聞》)對玄宗的大事殺伐以緻破壞這種關系則加以非難："朝廷忽用歌舒将，殺伐虛悲公主親!"(《喜聞賊盜蕃寇總退口号》)
總之，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
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
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
"他對嚴武說，"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他對裴虬也說，"緻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曆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
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由于時代、階級的限制，杜甫不可能否定皇帝的地位，白居易說"蜂巢與蟻穴，随分有君臣"，也是把君臣關系看作天經地義。
須要指出的是，杜甫雖然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他的忠君是從愛國愛民出發的。
正因如此，他一方面對皇帝存在着很大的幻想，希望通過皇帝的"下令減征賦"來"各使蒼生有環堵"；另一方面，他也寫了"唐堯真有聖，野老複何知?""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等詩句，直接諷刺皇帝，對權貴達官們禍國殃民的罪行，他更勇于揭發。
第二節 杜甫詩歌的思想性 基于上述的生活實踐和思想傾向，杜甫在對待人民的态度上也達到了他以前的作家所不曾達到的高度。
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人民性。
這有以下各方面的表現。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赴奉先詠懷》)--對人民的深刻同情，是杜甫詩歌人民性的第一個特征。
杜甫始終關切人民，隻要一息尚存，他總希望能看到人民過點好日子，所以他說"尚思未朽骨，複睹耕桑民"(《别蔡十四著作》)。
因此他的詩不僅廣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膽地深刻地表達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
在"三吏"、"三别"中，他反映出廣大人民在殘酷的兵役下所遭受的痛楚。
在這裡，有已過兵役年齡的老漢，也有不及兵役年齡的中男，甚至連根本沒有服兵役義務的老婦也被捉去。
《羌村》第三首也說到"兒童盡東征"。
在《赴奉先詠懷》中，他更指出了勞動人民所創造的物質财富養活了達官貴族："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阙。
"并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封建社會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階級對立這一根本矛盾："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在《又呈吳郎》中，他通過寡婦的撲棗，更說出了窮人心坎裡的話：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歸人。
不為困窮甯有此?隻緣恐懼轉須親。
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
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他不僅體貼農民的"困窮"，而且還以熱情酣暢的詩笑，描繪了田夫野老真率粗豪的精神面貌。
如《遭田父泥飲》： 步履随春風，村村自花柳。
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
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
回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
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
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
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
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
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
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
朝來偶然出，自卯将及酉。
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
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
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鬥。
"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一個曾經侍候過皇帝的人，對待勞動人民竟能如此平等親切，是極為少見而可貴的，也是富有進步意義的。
白居易《觀稼》詩："言動任天真，未覺農人惡。
"便是受到杜甫的教益。
總之，作為一個詩人，隻有在杜甫筆下才能看到如此衆多的人民形象。
杜甫在多年饑寒的體驗中，加深了對人民的同情。
有時一想到人民的痛苦，他便忘懷了自己，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在"幼子饑已卒"的情況下，他想到的卻是："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
"當茅屋為秋風所破時，他卻發出了這樣的宏願：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
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他甯願"凍死"來換取天下窮苦人民的溫暖。
白居易《新制布裘》詩："安得萬裡裘，蓋裹周四垠。
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黃徹《鞏溪詩話》說白居易"推身利以利人"，不及杜甫的"甯苦身以利人"，這評比也是公允的。
當然，杜甫對人民的同情是有限度的。
他是一個封建士大夫，隻能在維護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尋求減緩人民災難的辦法，反對人民的"造反"。
盡管他寫過"資賊本王臣"，承認了"官逼民反"；當元結在詩中痛恨官不如賊的時候，他也給以熱烈的支持；但是當袁晁在浙東起義時，他卻寫出了"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的詩句，這就很清楚地表現了他的階級局限。
"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歲暮》)--對祖國的無比熱愛，是杜甫詩歌人民性的第二個特征。
正如上引詩句所表明的那樣，杜甫是一個不惜自我犧牲的愛國主義者。
他的詩歌滲透着愛國的血誠。
可以這樣說，他的喜怒哀樂是和祖國命運的盛衰起伏相呼應的。
當國家危難時，他對着三春的花鳥會心痛得流淚，如《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一旦大亂初定，消息忽傳，他又會狂喜得流淚。
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真是"潑血如水"。
由于熱情洋溢，一派滾出，因而也就使人忘其為戒律森嚴的律詩。
杜甫始終關懷着國家命運，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這類詩句是很多的。
随着國家局勢的轉變，他的愛國詩篇也有了不同的内容。
比如，在安史之亂期間，他夢想和渴望的就已經不是周公、孔子，而是呂尚、諸葛亮那樣的軍事人物："凄其望呂葛，不複夢周孔。
"(《晚登襄上堂》)他大聲疾呼："猛将宜嘗膽，龍泉必在腰!"(《寄董卿嘉榮》)而"哀鳴思戰鬥，迥立向蒼蒼"(《秦州雜詩》)，也決不隻是寫的一匹"老肅霜"，而是蘊含着一種急欲殺敵緻果的報國心情在内的詩人自己的形象。
因此從最深刻的意義上來說，"三吏"、"三别"并非隻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痛苦的諷刺詩，同時也是愛國的詩篇。
因為在這些詩中也反映出并歌頌了廣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愛國精神。
"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這是人民的呼聲，時代的呼聲，也是詩人自己通過新娘子的口發出的愛國号召。
黃家舒說："均一兵車行役之淚，而太平黩武，則志在安邊；神京陸沈，則義嚴讨賊。
"(《杜詩注解》序)從戰争的性質指出杜甫由反戰到主戰同樣是從國家人民的利益出發，是有見地的。
"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
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
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
"他對嚴武說，"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他對裴虬也說，"緻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曆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
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由于時代、階級的限制，杜甫不可能否定皇帝的地位，白居易說"蜂巢與蟻穴，随分有君臣"，也是把君臣關系看作天經地義。
須要指出的是，杜甫雖然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他的忠君是從愛國愛民出發的。
正因如此，他一方面對皇帝存在着很大的幻想，希望通過皇帝的"下令減征賦"來"各使蒼生有環堵"；另一方面，他也寫了"唐堯真有聖，野老複何知?""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等詩句，直接諷刺皇帝，對權貴達官們禍國殃民的罪行，他更勇于揭發。
第二節 杜甫詩歌的思想性 基于上述的生活實踐和思想傾向，杜甫在對待人民的态度上也達到了他以前的作家所不曾達到的高度。
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人民性。
這有以下各方面的表現。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赴奉先詠懷》)--對人民的深刻同情，是杜甫詩歌人民性的第一個特征。
杜甫始終關切人民，隻要一息尚存，他總希望能看到人民過點好日子，所以他說"尚思未朽骨，複睹耕桑民"(《别蔡十四著作》)。
因此他的詩不僅廣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膽地深刻地表達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
在"三吏"、"三别"中，他反映出廣大人民在殘酷的兵役下所遭受的痛楚。
在這裡，有已過兵役年齡的老漢，也有不及兵役年齡的中男，甚至連根本沒有服兵役義務的老婦也被捉去。
《羌村》第三首也說到"兒童盡東征"。
在《赴奉先詠懷》中，他更指出了勞動人民所創造的物質财富養活了達官貴族："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阙。
"并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封建社會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階級對立這一根本矛盾："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在《又呈吳郎》中，他通過寡婦的撲棗，更說出了窮人心坎裡的話：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歸人。
不為困窮甯有此?隻緣恐懼轉須親。
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
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他不僅體貼農民的"困窮"，而且還以熱情酣暢的詩笑，描繪了田夫野老真率粗豪的精神面貌。
如《遭田父泥飲》： 步履随春風，村村自花柳。
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
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
回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
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
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
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
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
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
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
朝來偶然出，自卯将及酉。
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
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
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鬥。
"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一個曾經侍候過皇帝的人，對待勞動人民竟能如此平等親切，是極為少見而可貴的，也是富有進步意義的。
白居易《觀稼》詩："言動任天真，未覺農人惡。
"便是受到杜甫的教益。
總之，作為一個詩人，隻有在杜甫筆下才能看到如此衆多的人民形象。
杜甫在多年饑寒的體驗中，加深了對人民的同情。
有時一想到人民的痛苦，他便忘懷了自己，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在"幼子饑已卒"的情況下，他想到的卻是："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
"當茅屋為秋風所破時，他卻發出了這樣的宏願：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
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他甯願"凍死"來換取天下窮苦人民的溫暖。
白居易《新制布裘》詩："安得萬裡裘，蓋裹周四垠。
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黃徹《鞏溪詩話》說白居易"推身利以利人"，不及杜甫的"甯苦身以利人"，這評比也是公允的。
當然，杜甫對人民的同情是有限度的。
他是一個封建士大夫，隻能在維護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尋求減緩人民災難的辦法，反對人民的"造反"。
盡管他寫過"資賊本王臣"，承認了"官逼民反"；當元結在詩中痛恨官不如賊的時候，他也給以熱烈的支持；但是當袁晁在浙東起義時，他卻寫出了"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的詩句，這就很清楚地表現了他的階級局限。
"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歲暮》)--對祖國的無比熱愛，是杜甫詩歌人民性的第二個特征。
正如上引詩句所表明的那樣，杜甫是一個不惜自我犧牲的愛國主義者。
他的詩歌滲透着愛國的血誠。
可以這樣說，他的喜怒哀樂是和祖國命運的盛衰起伏相呼應的。
當國家危難時，他對着三春的花鳥會心痛得流淚，如《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一旦大亂初定，消息忽傳，他又會狂喜得流淚。
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真是"潑血如水"。
由于熱情洋溢，一派滾出，因而也就使人忘其為戒律森嚴的律詩。
杜甫始終關懷着國家命運，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這類詩句是很多的。
随着國家局勢的轉變，他的愛國詩篇也有了不同的内容。
比如，在安史之亂期間，他夢想和渴望的就已經不是周公、孔子，而是呂尚、諸葛亮那樣的軍事人物："凄其望呂葛，不複夢周孔。
"(《晚登襄上堂》)他大聲疾呼："猛将宜嘗膽，龍泉必在腰!"(《寄董卿嘉榮》)而"哀鳴思戰鬥，迥立向蒼蒼"(《秦州雜詩》)，也決不隻是寫的一匹"老肅霜"，而是蘊含着一種急欲殺敵緻果的報國心情在内的詩人自己的形象。
因此從最深刻的意義上來說，"三吏"、"三别"并非隻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痛苦的諷刺詩，同時也是愛國的詩篇。
因為在這些詩中也反映出并歌頌了廣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愛國精神。
"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這是人民的呼聲，時代的呼聲，也是詩人自己通過新娘子的口發出的愛國号召。
黃家舒說："均一兵車行役之淚，而太平黩武，則志在安邊；神京陸沈，則義嚴讨賊。
"(《杜詩注解》序)從戰争的性質指出杜甫由反戰到主戰同樣是從國家人民的利益出發，是有見地的。
"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