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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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技巧，也是不容諱言的。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說："昔陸氏文賦，号為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
"《序志篇》又說："陸賦巧而碎亂"，都相當中肯地指出了他的缺點。
他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當時及後來的文學創作中的形式主義傾向。
西晉末年葛洪《抱樸子?外篇》中論文章的觀點，正是陸機這些觀點的發揮。
他努力反對正統文人以文章為末事的輿論。
他認為文章以雕飾為上，近代之文優于古代。
又贊美陸機的文章"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
這同樣反映了西晉專重形式華美的文壇風氣。
第二節 劉勰的文心雕龍 從西晉到宋齊，文學創作又經曆了幾次較大的變革，創作的經驗和教訓更加豐富了。
在文學批評方面也增加不少的著作，所有這些，都為劉勰《文心雕龍》這部總結性的文學批評巨著打下了更充實的基礎。
劉勰(466?-520?)，字彥和，祖籍東莞莒(今山東莒縣)，世居京口(今江蘇鎮江)。
早孤，笃志好學，家貧不能婚娶，依當時著名的和尚僧祐十馀年，博通佛教經論，還參加整理佛經工作。
梁以後作過記室、參軍等小官，并兼東宮通事舍人，深得太子蕭統的器重。
晚年出家，更名慧地，不久就死了。
《文心雕龍》是劉勰三十幾歲時的作品，創作于齊代。
他雖然早年就博通佛教經論，但從這部書來看，他前期的思想基本是儒家，他在《序志》、《諸子》、《程器》等篇中表述自己的人生觀，也是"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的儒家觀點。
在《序志篇》裡他說："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緻用。
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
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将遂訛濫。
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
辭訓之異，宜體于要。
于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這裡，他說明了文章的政治社會作用，也說明了他寫這部書的動機是為了糾正離開了經典本源的南朝的"浮詭"、"訛濫"的文風。
他認為魏晉以來曹丕、陸機、摯虞、李充等人的文學批評論著，都是"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溯源"，所以他覺得自己有責任來糾正這個根本性的缺點。
但是他并沒有一筆抹煞前人著作，他說："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
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
"這正說明他對前人言論的批判吸收的态度。
《文心雕龍》五十篇，包括總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四個主要部分。
總論五篇，論"文之樞紐"，是全書理論的基礎。
文體論二十篇，每篇分論一種或兩三種文體，對主要文體都作到"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
其分體的詳細，論述的系統周密，遠遠超過曹丕和陸機。
創作論十九篇，分論創作過程，作家個性風格，文質關系，寫作技巧，文辭聲律等類的問題。
其詳密深刻，也遠遠超過陸機。
批評論五篇，從不同角度對過去時代的文風，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評，并對批評方法作了專門探讨，也是全書的精采部分。
最後一篇《序志》說明自己的創作目的和全書的部署意圖。
這部書内容雖然分為四個方面，但理論觀點，首尾一貫，各部分之間又互相照應。
正像他《附會篇》說的："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
"其體大思精，在古代文學批評著作中是空前絕後的。
在總論五篇中，他闡明了全書理論的基礎。
《原道篇》根據《易經?系辭》的天道自然觀念來說明文章"與天地并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是合乎"自然之道"的。
"有心之器"所創作的美麗的文章，是龍鳳、虎豹、雲霞、草木等"郁然有彩"的"無識之物"的合乎自然的反映(在以後的《明詩》、《情采》、《物色》等篇裡，他也繼續發揮了這個道理)。
但他所說的"道"，就是"形而上者"的"道"，是先天地、日月、山川而生的，主宰一切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神秘的最高觀念。
這個"道"，又是隻有聖人才能領會的，聖人們"原道心"、"研神理"之後，就為人類寫出了"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的經典，這就是所謂"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
如果說他還有一點可取的話，那就是他還相信天道可以從聖人文章中得到闡明，沒有走到"道"不可知的絕路上去。
而且他這部書究竟是以論文為主，不是一部儒家唯心主義的哲學講義。
就全書的理論觀點來看，《宗經篇》的意義顯然比《原道篇》更為重要。
他之所以強調宗經，有兩重意義：第一，強調五經是後代一切文體的本源，例如賦、頌、歌、贊，都源于詩經。
作家如能認識這個本源，就可以"禀經以制式，酌理以富言"。
這種以五經為文章本源的觀點雖然錯誤，但在論文體形式流變方面，也有其值得重視的地方。
第二，是體會五經文章的精神風貌的特色，從其中引伸出自己的文學批評的原則标準。
他說："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
"這六義，包括文章從内容到形式的六點要求，每點要求他都指出了合乎經和不合乎經的兩個方面，這就是他貫穿在全書中的對文章肯定和否定的最根本的準則。
他認為文章隻要符合以上六點要求，就算宗經了，可見他的尺度還是比較靈活寬廣的。
從這兩重意義看，他的宗經是要求作家體會經典文章的精神和風格，不是叫他們呆闆地模拟經典的形式腔調，更不是簡單地抄襲經典的詞句。
所以他《辨騷篇》極力稱贊屈原能"取熔經意，自鑄偉辭"。
《封禅篇》主張"樹骨于訓典之區，選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墜于淺"。
《通變篇》主張"名理有常，體必資于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
換句話說，他是用"經"來指導"文"，不是用"經"來代替"文"。
當然，從我們今天的觀點來看，《文心雕龍》的價值決不在于他的宗經，而在于他在宗經的神聖外衣下所獨立創造發展的一系列的文學批評的觀點。
他的觀點，主要的有以下幾方面： (一)他初步地建立了用曆史眼光來分析、評論文學的觀念。
用他的話說，就是"振葉以尋根，觀瀾而溯源"。
在《時序篇》裡，他首先注意從曆代朝政世風的盛衰來系統地探索文學盛衰變化的曆史根源。
例如他論建安文學"雅好慷慨"的風格出于"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現實環境。
論西晉時代，指出當時作家很多，但因為"運涉季世"，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說："昔陸氏文賦，号為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
"《序志篇》又說："陸賦巧而碎亂"，都相當中肯地指出了他的缺點。
他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當時及後來的文學創作中的形式主義傾向。
西晉末年葛洪《抱樸子?外篇》中論文章的觀點，正是陸機這些觀點的發揮。
他努力反對正統文人以文章為末事的輿論。
他認為文章以雕飾為上，近代之文優于古代。
又贊美陸機的文章"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
這同樣反映了西晉專重形式華美的文壇風氣。
第二節 劉勰的文心雕龍 從西晉到宋齊，文學創作又經曆了幾次較大的變革，創作的經驗和教訓更加豐富了。
在文學批評方面也增加不少的著作，所有這些，都為劉勰《文心雕龍》這部總結性的文學批評巨著打下了更充實的基礎。
劉勰(466?-520?)，字彥和，祖籍東莞莒(今山東莒縣)，世居京口(今江蘇鎮江)。
早孤，笃志好學，家貧不能婚娶，依當時著名的和尚僧祐十馀年，博通佛教經論，還參加整理佛經工作。
梁以後作過記室、參軍等小官，并兼東宮通事舍人，深得太子蕭統的器重。
晚年出家，更名慧地，不久就死了。
《文心雕龍》是劉勰三十幾歲時的作品，創作于齊代。
他雖然早年就博通佛教經論，但從這部書來看，他前期的思想基本是儒家，他在《序志》、《諸子》、《程器》等篇中表述自己的人生觀，也是"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的儒家觀點。
在《序志篇》裡他說："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緻用。
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
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将遂訛濫。
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
辭訓之異，宜體于要。
于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這裡，他說明了文章的政治社會作用，也說明了他寫這部書的動機是為了糾正離開了經典本源的南朝的"浮詭"、"訛濫"的文風。
他認為魏晉以來曹丕、陸機、摯虞、李充等人的文學批評論著，都是"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溯源"，所以他覺得自己有責任來糾正這個根本性的缺點。
但是他并沒有一筆抹煞前人著作，他說："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
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
"這正說明他對前人言論的批判吸收的态度。
《文心雕龍》五十篇，包括總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四個主要部分。
總論五篇，論"文之樞紐"，是全書理論的基礎。
文體論二十篇，每篇分論一種或兩三種文體，對主要文體都作到"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
其分體的詳細，論述的系統周密，遠遠超過曹丕和陸機。
創作論十九篇，分論創作過程，作家個性風格，文質關系，寫作技巧，文辭聲律等類的問題。
其詳密深刻，也遠遠超過陸機。
批評論五篇，從不同角度對過去時代的文風，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評，并對批評方法作了專門探讨，也是全書的精采部分。
最後一篇《序志》說明自己的創作目的和全書的部署意圖。
這部書内容雖然分為四個方面，但理論觀點，首尾一貫，各部分之間又互相照應。
正像他《附會篇》說的："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
"其體大思精，在古代文學批評著作中是空前絕後的。
在總論五篇中，他闡明了全書理論的基礎。
《原道篇》根據《易經?系辭》的天道自然觀念來說明文章"與天地并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是合乎"自然之道"的。
"有心之器"所創作的美麗的文章，是龍鳳、虎豹、雲霞、草木等"郁然有彩"的"無識之物"的合乎自然的反映(在以後的《明詩》、《情采》、《物色》等篇裡，他也繼續發揮了這個道理)。
但他所說的"道"，就是"形而上者"的"道"，是先天地、日月、山川而生的，主宰一切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神秘的最高觀念。
這個"道"，又是隻有聖人才能領會的，聖人們"原道心"、"研神理"之後，就為人類寫出了"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的經典，這就是所謂"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
如果說他還有一點可取的話，那就是他還相信天道可以從聖人文章中得到闡明，沒有走到"道"不可知的絕路上去。
而且他這部書究竟是以論文為主，不是一部儒家唯心主義的哲學講義。
就全書的理論觀點來看，《宗經篇》的意義顯然比《原道篇》更為重要。
他之所以強調宗經，有兩重意義：第一，強調五經是後代一切文體的本源，例如賦、頌、歌、贊，都源于詩經。
作家如能認識這個本源，就可以"禀經以制式，酌理以富言"。
這種以五經為文章本源的觀點雖然錯誤，但在論文體形式流變方面，也有其值得重視的地方。
第二，是體會五經文章的精神風貌的特色，從其中引伸出自己的文學批評的原則标準。
他說："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
"這六義，包括文章從内容到形式的六點要求，每點要求他都指出了合乎經和不合乎經的兩個方面，這就是他貫穿在全書中的對文章肯定和否定的最根本的準則。
他認為文章隻要符合以上六點要求，就算宗經了，可見他的尺度還是比較靈活寬廣的。
從這兩重意義看，他的宗經是要求作家體會經典文章的精神和風格，不是叫他們呆闆地模拟經典的形式腔調，更不是簡單地抄襲經典的詞句。
所以他《辨騷篇》極力稱贊屈原能"取熔經意，自鑄偉辭"。
《封禅篇》主張"樹骨于訓典之區，選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墜于淺"。
《通變篇》主張"名理有常，體必資于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
換句話說，他是用"經"來指導"文"，不是用"經"來代替"文"。
當然，從我們今天的觀點來看，《文心雕龍》的價值決不在于他的宗經，而在于他在宗經的神聖外衣下所獨立創造發展的一系列的文學批評的觀點。
他的觀點，主要的有以下幾方面： (一)他初步地建立了用曆史眼光來分析、評論文學的觀念。
用他的話說，就是"振葉以尋根，觀瀾而溯源"。
在《時序篇》裡，他首先注意從曆代朝政世風的盛衰來系統地探索文學盛衰變化的曆史根源。
例如他論建安文學"雅好慷慨"的風格出于"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現實環境。
論西晉時代，指出當時作家很多，但因為"運涉季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