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漢代樂府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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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穿插，也是有助于對人物的處境和心情的深入刻劃的。
詩的結語"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雖用了教訓的口吻，明白宣布寫作的目的，但并不令人起反感，也正是由于其中充滿着作者的同情，帶有強烈的抒情性。
前面說過，漢樂府民歌的某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義色彩，和現實主義表現為不同程度的結合。
這也是《孔雀東南飛》一個不容忽視的藝術特點。
詩的末段，用松柏梧桐，交枝接葉，鴛鴦相向，日夕和鳴，來象征焦仲卿夫婦愛情的不朽。
這是對叛逆的歌頌，對鬥争的鼓舞，也是對理想生活的追求。
從精神到表現手法，它都是浪漫主義的。
我們知道，在民間流行的有關夫妻殉情的故事中，這類優美的幻想是頗不少的，如韓憑夫婦、陸東美夫婦，以及晉以後流行的梁、祝化蝶等。
但見于詩歌，《孔雀東南飛》卻是最早的。
此外，語言的生動活潑，剪裁的繁簡得當，結構的完整緊湊，也都是這篇偉大的叙事長詩的藝術特色。
由于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結合，《孔雀東南飛》影響之深遠也是獨特的。
自"五四"運動一直到解放後，它還不斷地被改編為各種劇本，為廣大人民所喜愛。
第五節 漢樂府民歌的影響 漢樂府民歌繼承并發展了周代民歌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它更廣泛、更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對後代詩歌也有其更具體、更直接的巨大影響。
許多作品都起着示範性的作用。
這種影響，首先就表現在它的"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上。
這種精神象一根紅線似的貫串在從建安到唐代的詩歌史上，俨然形成一條以樂府為系統的現實主義傳統。
它們之間的一脈相承的關系是如此明晰，以至于我們可以用線條作出如下的表述： 緣事而發"(漢樂府民歌)-"借古題寫時事"(建安曹操諸人的古題樂府)-"即事名篇，無複依傍"(杜甫創作的新題樂府)-"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所倡導的新樂府運動)。
由借用漢樂府舊題到擺脫舊題而自創新題，由不自覺或半自覺的學習到成為一種創作原則，由少數人的拟作到形成一個流派、一個運動，這說明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對後代詩人的影響還是愈來愈顯著的。
當然，事物的發展不會是直線的上升，文人們繼承和發揚漢樂府的精神也是有一個過程的。
在最初階段他們并無認識，甚至敵視它，如哀帝時诏罷樂府，實際上便隻是排斥民歌；到東漢初期，雖有所認識，卻還未能将這一精神貫徹到創作中去，比如班固雖指出了樂府民歌"緣事而發"的特色，但他的《詠史》詩卻不是這樣的作品，稍後的張衡《同聲歌》也一樣。
直到東漢後期才有個别中下層文人從事學習，如辛延年的《羽林郎》。
而在建它以後，也還出現過低潮，特别是當齊梁形式主義占統治地位時期，漢樂府民歌的優良傳統更是不絕如縷。
但從總的趨勢看來還是一直在發展。
作為這一發展的高潮的，便是中唐的新樂府運動。
《樂府詩集》将"新樂府辭"列為最後一類，其用意即在指明這一發展的結穴或頂點之所在。
其次，漢樂府民歌的影響還表現在對新的詩歌形式的創造上。
如前所述，漢樂府民歌的主要形式是雜言體與五言體。
雜言體在當時尚未引起文人們的注意，但自建安後，它的影響已日趨顯著。
如曹操的《氣出唱》、曹丕的《陌上桑》、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等，便都是雜言，至鮑照《行路難》，尤其是李白的《蜀道難》、《将進酒》、《戰城南》等歌行更是極雜言之奇觀，也莫不導源于漢樂府。
五言體的影響，比之雜言更早也更大。
據現有文獻，可以肯定，文人拟作五言詩是從東漢初就開始了的，如班固《詠史》。
東漢中葉後則拟作益多，有的有主名，但更多的是無名氏的抒情詩，如《古詩十九首》等。
到漢末建安，更出現了一個"五言騰踴"的局面，自此以後，五言一體遂取《詩經》的四言、《楚辭》的騷體而代之，一直成為我國詩史上一種重要的傳統形式。
第三，在藝術手法上，特别是在叙事詩的寫作技巧上，漢樂府民歌的影響也是非常顯著的。
諸如人物對話或獨白的運用，人物心理描寫和細節刻劃，語言的樸素生動等，都成為後代一切反映社會現實的詩人的學習榜樣。
仇兆鳌評杜甫"三吏""三别"說："陳琳《飲馬長城窟行》，設為問答，此'三吏''三别'諸篇所自來也。
"這是不夠正确的。
因為陳琳的這種表現手法也是從漢樂府民歌學來的，而且"設為問答"，也隻是一端。
漢樂府民歌反映現實、批判現實通常是通過對現實作客觀的具體的描繪，但有時也在詩的末尾揭示出寫作的目的，這對于後來白居易的"卒意顯其志"也有所啟發。
至于李白的抒情詩中那些出人意表的浪漫主義的幻想和誇張，我們同樣可以看出它和漢樂府民歌的淵源關系。
第六節 漢代民謠 漢代除樂府民歌外，還有不少未經當時樂府采集而不曾入樂的徒歌和謠諺。
這些謠諺，是當時社會現實最尖銳、最直接、最迅速的反映，都是有的放矢，具有強烈的戰鬥性和鮮明的時代性。
在這些謠諺中，有的諷刺統治階級的荒淫奢侈，如《天下為衛子夫歌》： 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衛子夫是平陽公主家的歌女，後來做了漢武帝的皇後，她的弟弟衛青也做了大将軍，"貴震天下"，人民因而唱出了這首歌。
又如《五侯歌》：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
壞決高都，連竟外杜。
土山漸台西白虎。
漢成帝封外戚王譚等五人為侯，因"同日受封，故世謂之五侯"。
《漢書?王商傳》說："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将，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
"這首歌謠正反映了漢代外戚驕橫這一曆史特點。
民謠中，也有抨擊當時政治的腐敗的，如《順帝末京都童謠》： 直如弦，死道邊。
曲如鈎，反封侯。
又《桓靈時童謠》： 舉秀才，不知書。
舉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
前一首諷刺東漢外戚權臣梁冀的作威作福，"死道邊"指李固，"反封侯"指胡廣等人(見《後漢書?五行志》)，但有其高度的典型性。
後一首諷刺當時選舉之濫，有名無實。
此外，還有控訴官吏的貪污勒索的，如《刺巴郡守歌》： 狗吠何喧喧，有吏來在門。
披衣出門迎，府記欲得錢。
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
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為。
思往從鄰貸，鄰人已言匮。
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 有的則揭露戰争的破壞生産和兵役的不均平，如東漢桓帝時《小麥童謠》：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
丈夫何在西擊胡。
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
《後漢書?五行志一》說桓帝元嘉中，涼州諸羌反，大為民害，"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獲刈之"。
老百姓男的拼命作戰，女的在家生産，而官僚地主們卻隻不過用剝削得來的錢"買馬具車"，這就難怪老百姓要怒形于色了。
鼓嚨胡，史家解釋為"不敢公言，私咽語"，其實其中正包藏着一觸即發的怒火。
不久，黃巾大起義也就爆發了。
民謠不僅内容豐富，而且自具藝術特點。
雖形式比較簡單，語言也較少加工，但短小精悍，往往一針見血，具有匕首投槍的作用。
表現手法也多種多樣，有的直叙其事，有的使用比喻或隐語，有的老辣，有的又很幽默。
它對後代文人詩也有一定的影響，即如杜甫《大麥行》："問誰腰鐮胡與羌"，一句中自具問答，便是本于《小麥童謠》的。
詩的結語"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雖用了教訓的口吻，明白宣布寫作的目的，但并不令人起反感，也正是由于其中充滿着作者的同情，帶有強烈的抒情性。
前面說過，漢樂府民歌的某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義色彩，和現實主義表現為不同程度的結合。
這也是《孔雀東南飛》一個不容忽視的藝術特點。
詩的末段，用松柏梧桐，交枝接葉，鴛鴦相向，日夕和鳴，來象征焦仲卿夫婦愛情的不朽。
這是對叛逆的歌頌，對鬥争的鼓舞，也是對理想生活的追求。
從精神到表現手法，它都是浪漫主義的。
我們知道，在民間流行的有關夫妻殉情的故事中，這類優美的幻想是頗不少的，如韓憑夫婦、陸東美夫婦，以及晉以後流行的梁、祝化蝶等。
但見于詩歌，《孔雀東南飛》卻是最早的。
此外，語言的生動活潑，剪裁的繁簡得當，結構的完整緊湊，也都是這篇偉大的叙事長詩的藝術特色。
由于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結合，《孔雀東南飛》影響之深遠也是獨特的。
自"五四"運動一直到解放後，它還不斷地被改編為各種劇本，為廣大人民所喜愛。
第五節 漢樂府民歌的影響 漢樂府民歌繼承并發展了周代民歌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它更廣泛、更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對後代詩歌也有其更具體、更直接的巨大影響。
許多作品都起着示範性的作用。
這種影響，首先就表現在它的"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上。
這種精神象一根紅線似的貫串在從建安到唐代的詩歌史上，俨然形成一條以樂府為系統的現實主義傳統。
它們之間的一脈相承的關系是如此明晰，以至于我們可以用線條作出如下的表述： 緣事而發"(漢樂府民歌)-"借古題寫時事"(建安曹操諸人的古題樂府)-"即事名篇，無複依傍"(杜甫創作的新題樂府)-"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所倡導的新樂府運動)。
由借用漢樂府舊題到擺脫舊題而自創新題，由不自覺或半自覺的學習到成為一種創作原則，由少數人的拟作到形成一個流派、一個運動，這說明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對後代詩人的影響還是愈來愈顯著的。
當然，事物的發展不會是直線的上升，文人們繼承和發揚漢樂府的精神也是有一個過程的。
在最初階段他們并無認識，甚至敵視它，如哀帝時诏罷樂府，實際上便隻是排斥民歌；到東漢初期，雖有所認識，卻還未能将這一精神貫徹到創作中去，比如班固雖指出了樂府民歌"緣事而發"的特色，但他的《詠史》詩卻不是這樣的作品，稍後的張衡《同聲歌》也一樣。
直到東漢後期才有個别中下層文人從事學習，如辛延年的《羽林郎》。
而在建它以後，也還出現過低潮，特别是當齊梁形式主義占統治地位時期，漢樂府民歌的優良傳統更是不絕如縷。
但從總的趨勢看來還是一直在發展。
作為這一發展的高潮的，便是中唐的新樂府運動。
《樂府詩集》将"新樂府辭"列為最後一類，其用意即在指明這一發展的結穴或頂點之所在。
其次，漢樂府民歌的影響還表現在對新的詩歌形式的創造上。
如前所述，漢樂府民歌的主要形式是雜言體與五言體。
雜言體在當時尚未引起文人們的注意，但自建安後，它的影響已日趨顯著。
如曹操的《氣出唱》、曹丕的《陌上桑》、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等，便都是雜言，至鮑照《行路難》，尤其是李白的《蜀道難》、《将進酒》、《戰城南》等歌行更是極雜言之奇觀，也莫不導源于漢樂府。
五言體的影響，比之雜言更早也更大。
據現有文獻，可以肯定，文人拟作五言詩是從東漢初就開始了的，如班固《詠史》。
東漢中葉後則拟作益多，有的有主名，但更多的是無名氏的抒情詩，如《古詩十九首》等。
到漢末建安，更出現了一個"五言騰踴"的局面，自此以後，五言一體遂取《詩經》的四言、《楚辭》的騷體而代之，一直成為我國詩史上一種重要的傳統形式。
第三，在藝術手法上，特别是在叙事詩的寫作技巧上，漢樂府民歌的影響也是非常顯著的。
諸如人物對話或獨白的運用，人物心理描寫和細節刻劃，語言的樸素生動等，都成為後代一切反映社會現實的詩人的學習榜樣。
仇兆鳌評杜甫"三吏""三别"說："陳琳《飲馬長城窟行》，設為問答，此'三吏''三别'諸篇所自來也。
"這是不夠正确的。
因為陳琳的這種表現手法也是從漢樂府民歌學來的，而且"設為問答"，也隻是一端。
漢樂府民歌反映現實、批判現實通常是通過對現實作客觀的具體的描繪，但有時也在詩的末尾揭示出寫作的目的，這對于後來白居易的"卒意顯其志"也有所啟發。
至于李白的抒情詩中那些出人意表的浪漫主義的幻想和誇張，我們同樣可以看出它和漢樂府民歌的淵源關系。
第六節 漢代民謠 漢代除樂府民歌外，還有不少未經當時樂府采集而不曾入樂的徒歌和謠諺。
這些謠諺，是當時社會現實最尖銳、最直接、最迅速的反映，都是有的放矢，具有強烈的戰鬥性和鮮明的時代性。
在這些謠諺中，有的諷刺統治階級的荒淫奢侈，如《天下為衛子夫歌》： 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衛子夫是平陽公主家的歌女，後來做了漢武帝的皇後，她的弟弟衛青也做了大将軍，"貴震天下"，人民因而唱出了這首歌。
又如《五侯歌》：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
壞決高都，連竟外杜。
土山漸台西白虎。
漢成帝封外戚王譚等五人為侯，因"同日受封，故世謂之五侯"。
《漢書?王商傳》說："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将，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
"這首歌謠正反映了漢代外戚驕橫這一曆史特點。
民謠中，也有抨擊當時政治的腐敗的，如《順帝末京都童謠》： 直如弦，死道邊。
曲如鈎，反封侯。
又《桓靈時童謠》： 舉秀才，不知書。
舉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
前一首諷刺東漢外戚權臣梁冀的作威作福，"死道邊"指李固，"反封侯"指胡廣等人(見《後漢書?五行志》)，但有其高度的典型性。
後一首諷刺當時選舉之濫，有名無實。
此外，還有控訴官吏的貪污勒索的，如《刺巴郡守歌》： 狗吠何喧喧，有吏來在門。
披衣出門迎，府記欲得錢。
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
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為。
思往從鄰貸，鄰人已言匮。
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 有的則揭露戰争的破壞生産和兵役的不均平，如東漢桓帝時《小麥童謠》：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
丈夫何在西擊胡。
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
《後漢書?五行志一》說桓帝元嘉中，涼州諸羌反，大為民害，"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獲刈之"。
老百姓男的拼命作戰，女的在家生産，而官僚地主們卻隻不過用剝削得來的錢"買馬具車"，這就難怪老百姓要怒形于色了。
鼓嚨胡，史家解釋為"不敢公言，私咽語"，其實其中正包藏着一觸即發的怒火。
不久，黃巾大起義也就爆發了。
民謠不僅内容豐富，而且自具藝術特點。
雖形式比較簡單，語言也較少加工，但短小精悍，往往一針見血，具有匕首投槍的作用。
表現手法也多種多樣，有的直叙其事，有的使用比喻或隐語，有的老辣，有的又很幽默。
它對後代文人詩也有一定的影響，即如杜甫《大麥行》："問誰腰鐮胡與羌"，一句中自具問答，便是本于《小麥童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