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漢後期及東漢的散文和辭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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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任務。
正是從文章這一實用目的出發，他要求文章的内容與形式的統一，他說："定意于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
"(《佚文》)"文"是形式，"意"、"情"都是内容，二者是"外内表裡，自相副稱"(《超奇》)，彼此是統一的。
但二者的關系他認為是這樣的："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
毛生五色，皆生于體。
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同上)。
内容是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而形式也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因為"情見乎辭"，所以"文辭美惡"又"足以觀才"(《佚文》)。
文章既有充實的内容，又有絢爛的文采，才能使讀者"誠見其美，歡氣發于内"(同上)，從而收到潛移默化的感染作用。
因此，王充雖然反對"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藝增》)的作法，但他并不完全反對誇張。
他曾列舉了《詩》、《書》、《論語》的實例說明誇張的必要，認為誇張可以"令恍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同上)。
這确實說出了文學誇張手法的用意。
為了更好地發揮文章的教育作用，王充主張書面語言和口語的一緻，主張用明白易曉的語言寫文章。
他說："夫文由(猶)語也，或淺露分别，或深迂優雅，孰為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
文字與言同趨，何為猶當隐閉指意?"又說："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
"(《自紀》)這些主張正是對當時流行的"深複典雅，指意難睹"的賦頌的批判，也是對當時文壇"尊古卑今"，以古語代今語的崇古風氣的批判。
作者還從要求書面語和口語一緻的前提出發，讨論了古今語異的原因。
他說："經傳之文，賢聖之語。
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隐閉也。
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
"(同上)這樣的看法說明王充分析問題具有一定的曆史發展的眼光，這是他的唯物主義思想的體現。
王充要求文章的創新，反對模仿和因襲，是他的反對盲目崇古精神進一步的表現。
他認為文章不能千篇一律，每篇文章都應有自己特殊面貌。
當别人指責他"文不與前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時，他回答說："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
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為佳好......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
"又說："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複八采，禹目當複重瞳。
"這種要求文章從内容到形式都有創造性的革新精神，給予那些對所謂古聖先賢"信之入骨"的人以辛辣的嘲笑和有力的批判。
王充進步的文學觀點與當時文壇上模拟因襲的不良傾向，成了鮮明的對照，并對後世産生了積極的影響，是值得十分重視的文學理論批評的遺産。
東漢還有一些政論文，他們在議論時政、針砭時弊上，繼承了賈誼、晁錯的優良傳統，對當時社會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銳的批評。
其中最著名的是王符的《潛夫論》、崔寔的《政論》和仲長統的《昌言》。
就文章而言，它們的結構嚴密，語言質實，并常常用曆史故實和生動的璧喻來加強文章的說服力量。
由于辭賦的影響，這些政論文也有善于鋪陳，多用排偶的特點，但文章氣勢一般不如西漢政論文。
第四節 張衡和東漢的抒情小賦 張衡(78-139)，字平子，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人，是我國古代偉大的科學家和文學家。
他生在東漢帝國由盛轉衰的時代，其時官僚貴族都崇尚奢侈，宦官專政，政治黑暗；他雖有才能，有抱負，但無法施展。
在朝為官時，正直敢言，遭宦官讒毀，心情郁抑，有避害全身、歸隐田園的思想。
張衡是東漢著名的賦家，其最著名的賦篇是《二京賦》。
這是他早年因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創作的。
《二京賦》是模拟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和班固的《兩都賦》，但作者并不願完全抄襲前人，而有意同他們競賽，務求"出于其上"，因此，他不能不"逐句琢磨，逐節鍛煉"，所以他的《二京賦》與班固的《兩都賦》雖然都以漢東都和西都為描寫對象，但二者相比較，則《二京賦》的鋪叙誇張得更加厲害，為了求全求備，它的篇幅就不能不加長，成為京都大賦"長篇之極軌"，也正因為如此，在《二京賦》中也描寫了不少新東西，如都市商賈、俠士、辯士的活動以及雜技和角觝百戲的演出情況，都十分突出。
《二京賦》另一特點是在叙述中引入議論說理，這在《東京賦》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如： 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偷樂，忘民怨之為仇也；好殚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
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臣濟奓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于東，西朝颠覆而莫持。
這些話并非空論，是針對當時統治階級生活日益腐化、堕落，社會階級鬥争、
正是從文章這一實用目的出發，他要求文章的内容與形式的統一，他說："定意于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
"(《佚文》)"文"是形式，"意"、"情"都是内容，二者是"外内表裡，自相副稱"(《超奇》)，彼此是統一的。
但二者的關系他認為是這樣的："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
毛生五色，皆生于體。
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同上)。
内容是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而形式也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因為"情見乎辭"，所以"文辭美惡"又"足以觀才"(《佚文》)。
文章既有充實的内容，又有絢爛的文采，才能使讀者"誠見其美，歡氣發于内"(同上)，從而收到潛移默化的感染作用。
因此，王充雖然反對"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藝增》)的作法，但他并不完全反對誇張。
他曾列舉了《詩》、《書》、《論語》的實例說明誇張的必要，認為誇張可以"令恍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同上)。
這确實說出了文學誇張手法的用意。
為了更好地發揮文章的教育作用，王充主張書面語言和口語的一緻，主張用明白易曉的語言寫文章。
他說："夫文由(猶)語也，或淺露分别，或深迂優雅，孰為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
文字與言同趨，何為猶當隐閉指意?"又說："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
"(《自紀》)這些主張正是對當時流行的"深複典雅，指意難睹"的賦頌的批判，也是對當時文壇"尊古卑今"，以古語代今語的崇古風氣的批判。
作者還從要求書面語和口語一緻的前提出發，讨論了古今語異的原因。
他說："經傳之文，賢聖之語。
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隐閉也。
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
"(同上)這樣的看法說明王充分析問題具有一定的曆史發展的眼光，這是他的唯物主義思想的體現。
王充要求文章的創新，反對模仿和因襲，是他的反對盲目崇古精神進一步的表現。
他認為文章不能千篇一律，每篇文章都應有自己特殊面貌。
當别人指責他"文不與前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時，他回答說："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
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為佳好......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
"又說："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複八采，禹目當複重瞳。
"這種要求文章從内容到形式都有創造性的革新精神，給予那些對所謂古聖先賢"信之入骨"的人以辛辣的嘲笑和有力的批判。
王充進步的文學觀點與當時文壇上模拟因襲的不良傾向，成了鮮明的對照，并對後世産生了積極的影響，是值得十分重視的文學理論批評的遺産。
東漢還有一些政論文，他們在議論時政、針砭時弊上，繼承了賈誼、晁錯的優良傳統，對當時社會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銳的批評。
其中最著名的是王符的《潛夫論》、崔寔的《政論》和仲長統的《昌言》。
就文章而言，它們的結構嚴密，語言質實，并常常用曆史故實和生動的璧喻來加強文章的說服力量。
由于辭賦的影響，這些政論文也有善于鋪陳，多用排偶的特點，但文章氣勢一般不如西漢政論文。
第四節 張衡和東漢的抒情小賦 張衡(78-139)，字平子，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人，是我國古代偉大的科學家和文學家。
他生在東漢帝國由盛轉衰的時代，其時官僚貴族都崇尚奢侈，宦官專政，政治黑暗；他雖有才能，有抱負，但無法施展。
在朝為官時，正直敢言，遭宦官讒毀，心情郁抑，有避害全身、歸隐田園的思想。
張衡是東漢著名的賦家，其最著名的賦篇是《二京賦》。
這是他早年因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創作的。
《二京賦》是模拟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和班固的《兩都賦》，但作者并不願完全抄襲前人，而有意同他們競賽，務求"出于其上"，因此，他不能不"逐句琢磨，逐節鍛煉"，所以他的《二京賦》與班固的《兩都賦》雖然都以漢東都和西都為描寫對象，但二者相比較，則《二京賦》的鋪叙誇張得更加厲害，為了求全求備，它的篇幅就不能不加長，成為京都大賦"長篇之極軌"，也正因為如此，在《二京賦》中也描寫了不少新東西，如都市商賈、俠士、辯士的活動以及雜技和角觝百戲的演出情況，都十分突出。
《二京賦》另一特點是在叙述中引入議論說理，這在《東京賦》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如： 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偷樂，忘民怨之為仇也；好殚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
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臣濟奓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于東，西朝颠覆而莫持。
這些話并非空論，是針對當時統治階級生活日益腐化、堕落，社會階級鬥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