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偉大的曆史家、散文家司馬遷
關燈
小
中
大
互相結合的典落著作。
《史記》在語言運用上也有極大的創造。
從文學角度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語來表現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點。
劉邦和項羽都曾見過秦始皇，從他們所表示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他們性格的不同：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語氣極為坦率，可以想見他強悍爽直的性格；劉邦卻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說得委婉曲折，又正好表現他貪婪多欲的性格。
《陳涉世家》中寫陳涉稱王後，陳涉舊時夥伴見他所居宮殿說："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
""夥頤"是陳涉故鄉的土語，是多的意思，這裡用以形容陳涉宮殿陳設的豐富；"沉沉"是形容宮殿廣大深邃，又帶有驚異的語氣，它生動地表現了農民的質樸性格。
在《張丞相列傳》中，作者還寫出了周昌的口吃和他又急又怒的神情。
《史記》還有一些對話則更深刻地表現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和當時的精神狀态。
《平原君列傳》中毛遂自薦一節，表現了平原君和毛遂不同的身分和性格，特别是毛遂犀利明快的對答和"請處囊中"的自白，真是"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想見，使人畏而仰之"(洪邁《容齋五筆》卷五)。
《史記》在叙事和記言中還常常引用民謠、諺語和俗語。
由于它們産生、流傳于民間，概括了廣大的社會生活，是一種精粹的富于戰鬥性和表現力的語言，因此，使《史記》的語言更加豐富生動，并且有力地表達了作者對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
如《淮南衡山列傳》引民歌、《魏其武安侯列傳》引颍川兒歌，對統治階級進行了諷刺和斥責；《李将軍列傳》引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來說明好人不用自我宣傳，自然會獲得别人的尊敬。
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以上《貨殖列傳》)、"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鄭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傳》)等，都是對舊社會、舊風習的深刻揭露，有助于讀者對曆史、人物的理解。
最後應該指出，《史記》的語言，在現在看來全部都是所謂文言而不是白話，但它是在當時口語的基礎上提煉加工的書面語，與當時語言是相當接近的。
而且為了使那些古奧難懂的古籍能為一般人所理解，司馬遷在引用古書時，往往把已經僵化或含義不明的詞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語言。
正因為如此，《史記》直到今天，我們讀起來基本上是明白曉暢的。
第三節 史記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史記》是偉大的曆史著作，也是傳記文學名著。
它在我國散文發展史上起着承先啟後的作用。
盡管封建統治階級把司馬遷看成是離經叛道的人物，把《史記》看成是"謗書"，但他們都不能阻止《史記》的流傳，取消《史記》的影響。
盡管班固從封建統治者的立場出發對司馬遷有不少貶詞，但他也不能不承認司馬遷有"良史之才"，即"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的叙事才能，不能不贊美"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隐惡"的實錄精神。
班氏以下的史學家和散文家對司馬遷幾乎無不推崇備至，力圖做到像司馬遷那樣"不待論斷而序事之中即見其指"(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六)。
《史記》中所歌頌的許多英雄人物，如項羽、信陵君、侯赢、魯仲連、蔺相如等對後代人民特别是封建文士精神上也有影響。
他們仰慕曆史上這些英雄人物，并受到鼓舞和激勵，如唐代偉大詩人李白在詩歌中不止一次地把古代的俠義之士引為自己的同調，并希望自己能像他們一樣為國家、為人民做一番事業。
在寫作方法、文章風格等方面，自漢以來的許多作家作品都從《史記》中得到有益的啟發。
鄭樵所說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無論對史學和文學來說都是合适的。
從《漢書》起，所謂"正史"，在體裁形式上都是承襲《史記》的。
在文學創作方面如唐以後傳奇文以至《聊齋志異》等小說都直接或間接受《史記》的影響。
唐宋以來的古文家更無不熟讀《史記》。
号稱"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把《史記》的文章看成為文的規範，他的《張中丞傳後序》、《毛穎傳》等文，很顯然是學習《史記》的人物傳記的。
宋代大散文家歐陽修散文的簡練流暢，纡徐唱漢的特點，深得《史記》的神韻，他的《五代史伶官傳序》的格調，與《史記?伯夷列傳》十分相似。
而當古文家們反對形式主義的繁缛或艱澀古奧的文風時，《史記》常常成為他們的一面旗幟。
唐代韓愈、柳宗元，明代歸有光都是這樣。
《史記》對明清以來的通俗小說和戲劇創作也有一定的影響。
《史記》的人物傳記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節，簡練生動，繪色繪聲，千百年來在人民中間流傳，為廣大人民所熟悉，這都為通俗小說和戲劇創作提供良好的借鑒。
特别是它的一些藝術方法，如通過人物的行動、對話來表現人物性格，避免冗長靜止的叙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動人，語言簡潔生動等；無疑都為後來優秀的小說創作所吸收并加以發展。
《史記》的人物傳記在形成我國古典小說的傳統風格中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
至于小說或戲劇取材于《史記》的也很多，如《竊符救趙》、《楚漢春秋》、《琴心記》等，這些故事一直到今天還流傳不衰，為廣大人民所喜愛。
《史記》在語言運用上也有極大的創造。
從文學角度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語來表現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點。
劉邦和項羽都曾見過秦始皇，從他們所表示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他們性格的不同：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語氣極為坦率，可以想見他強悍爽直的性格；劉邦卻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說得委婉曲折，又正好表現他貪婪多欲的性格。
《陳涉世家》中寫陳涉稱王後，陳涉舊時夥伴見他所居宮殿說："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
""夥頤"是陳涉故鄉的土語，是多的意思，這裡用以形容陳涉宮殿陳設的豐富；"沉沉"是形容宮殿廣大深邃，又帶有驚異的語氣，它生動地表現了農民的質樸性格。
在《張丞相列傳》中，作者還寫出了周昌的口吃和他又急又怒的神情。
《史記》還有一些對話則更深刻地表現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和當時的精神狀态。
《平原君列傳》中毛遂自薦一節，表現了平原君和毛遂不同的身分和性格，特别是毛遂犀利明快的對答和"請處囊中"的自白，真是"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想見，使人畏而仰之"(洪邁《容齋五筆》卷五)。
《史記》在叙事和記言中還常常引用民謠、諺語和俗語。
由于它們産生、流傳于民間，概括了廣大的社會生活，是一種精粹的富于戰鬥性和表現力的語言，因此，使《史記》的語言更加豐富生動，并且有力地表達了作者對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
如《淮南衡山列傳》引民歌、《魏其武安侯列傳》引颍川兒歌，對統治階級進行了諷刺和斥責；《李将軍列傳》引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來說明好人不用自我宣傳，自然會獲得别人的尊敬。
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以上《貨殖列傳》)、"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鄭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傳》)等，都是對舊社會、舊風習的深刻揭露，有助于讀者對曆史、人物的理解。
最後應該指出，《史記》的語言，在現在看來全部都是所謂文言而不是白話，但它是在當時口語的基礎上提煉加工的書面語，與當時語言是相當接近的。
而且為了使那些古奧難懂的古籍能為一般人所理解，司馬遷在引用古書時，往往把已經僵化或含義不明的詞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語言。
正因為如此，《史記》直到今天，我們讀起來基本上是明白曉暢的。
第三節 史記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史記》是偉大的曆史著作，也是傳記文學名著。
它在我國散文發展史上起着承先啟後的作用。
盡管封建統治階級把司馬遷看成是離經叛道的人物，把《史記》看成是"謗書"，但他們都不能阻止《史記》的流傳，取消《史記》的影響。
盡管班固從封建統治者的立場出發對司馬遷有不少貶詞，但他也不能不承認司馬遷有"良史之才"，即"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的叙事才能，不能不贊美"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隐惡"的實錄精神。
班氏以下的史學家和散文家對司馬遷幾乎無不推崇備至，力圖做到像司馬遷那樣"不待論斷而序事之中即見其指"(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六)。
《史記》中所歌頌的許多英雄人物，如項羽、信陵君、侯赢、魯仲連、蔺相如等對後代人民特别是封建文士精神上也有影響。
他們仰慕曆史上這些英雄人物，并受到鼓舞和激勵，如唐代偉大詩人李白在詩歌中不止一次地把古代的俠義之士引為自己的同調，并希望自己能像他們一樣為國家、為人民做一番事業。
在寫作方法、文章風格等方面，自漢以來的許多作家作品都從《史記》中得到有益的啟發。
鄭樵所說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無論對史學和文學來說都是合适的。
從《漢書》起，所謂"正史"，在體裁形式上都是承襲《史記》的。
在文學創作方面如唐以後傳奇文以至《聊齋志異》等小說都直接或間接受《史記》的影響。
唐宋以來的古文家更無不熟讀《史記》。
号稱"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把《史記》的文章看成為文的規範，他的《張中丞傳後序》、《毛穎傳》等文，很顯然是學習《史記》的人物傳記的。
宋代大散文家歐陽修散文的簡練流暢，纡徐唱漢的特點，深得《史記》的神韻，他的《五代史伶官傳序》的格調，與《史記?伯夷列傳》十分相似。
而當古文家們反對形式主義的繁缛或艱澀古奧的文風時，《史記》常常成為他們的一面旗幟。
唐代韓愈、柳宗元，明代歸有光都是這樣。
《史記》對明清以來的通俗小說和戲劇創作也有一定的影響。
《史記》的人物傳記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節，簡練生動，繪色繪聲，千百年來在人民中間流傳，為廣大人民所熟悉，這都為通俗小說和戲劇創作提供良好的借鑒。
特别是它的一些藝術方法，如通過人物的行動、對話來表現人物性格，避免冗長靜止的叙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動人，語言簡潔生動等；無疑都為後來優秀的小說創作所吸收并加以發展。
《史記》的人物傳記在形成我國古典小說的傳統風格中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
至于小說或戲劇取材于《史記》的也很多，如《竊符救趙》、《楚漢春秋》、《琴心記》等，這些故事一直到今天還流傳不衰，為廣大人民所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