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先秦曆史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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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鬼神的觀念，但實際上卻是根據人民利害來發表他的政見的。
這正如他論石言一樣(昭八年)，都是借題發揮，給統治者敲了一下警鐘。
然明對子産問為政說："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襄二十五年)逢滑對陳懷公說："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
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哀元年)這一系列的民本思想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呢?大概從殷末到周厲王時，奴隸暴動經常發生。
春秋以來，階級鬥争尤為劇烈。
在統治階級裡，逐漸有人在實際鬥争中接受經驗教訓，認識到人民力量的強大。
如果想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就必須争取人民。
這就是民本思想産生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愛國思想。
弦高遇秦兵侵鄭，機智地以犒師為名，因而保全了鄭國(僖三十三年)。
吳師入郢，昭王奔随。
申包胥如秦乞師，七日夜哭不絕聲，勺飲不入口。
秦竟出兵，敗吳而複楚(定四年)。
作者記載這些動人的曆史事件，就是有意表揚他們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
因此，作者還通過羊斟的"殘民以逞"加以嚴厲的譴責："群之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
"(宣二年)其次是揭露統治者的殘暴和荒淫無恥。
例如宣公二年載晉靈公不群，"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
宣公九年載，"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衤白)服以戲于朝"。
十年，又載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飲于夏氏。
公謂行父曰："征舒似女。
"對曰："亦似君。
"如此之類，《左傳》記載不少。
體現了曆史家"不隐惡"的思想原則。
其次是反對用人祭祀和殉葬的暴行。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
作者即借"君子"之言來批評他"死而棄民"，"難以在上"。
(文六年)可見作者對野蠻殘忍、滅絕人道的行為是深惡痛絕的。
這些在當時也是對人民極為有益的言論。
但我們還應該看到另一面，那就是書中對于宗法倫理思想、正統等級觀念以及宗教迷信的宣揚，都是《左傳》嚴重的缺點。
《左傳》雖是曆史著作，從文學角度看，是有顯著的特點的： 第一是叙事富于故事性、戲劇性，有緊張動人的情節。
它總是抓住故事的重要環節或有典型意義的部分來着重地叙述或描寫，而不是毫無選擇，平鋪直叙。
特别是一些内容複雜的事件，好像廣廈千間，各成片段，而又四通八達，互有關聯。
例如僖公二十三、四年寫晉公子重耳出亡及返國的經過，時間既長，故事情節又非常複雜，而選材布局均極恰當。
其中别隗、過衛、醉遣、窺浴等段，無不富于戲劇意味，寺人披告密和豎頭須請見的穿插，又使人感到離奇變幻，突然緊張。
作者從正面側面，或明或暗地描繪了許多人物形象，特别是故事中的主角重耳的形象，從一個不谙世事、隻圖享樂的貴介公子，逐漸鍛煉得成為有志氣、有膽識、有機智、有度量的英雄人物。
這個人物性格的前後不同是顯然可見的。
他如從亡諸臣，曹伯、楚子、寺人披、頭須、介之推以及七個女性，無論正面反面等人物的形象，通過對話和行動一一生動地表現出來，最後又一一收束進去，成為一篇首尾完整、結構嚴密、條理井然、脈絡貫通的叙記文。
又如寫晉靈公與趙盾的鬥争，其中鉏麑行刺、提彌博獒兩個片斷都異常緊張，變化莫測。
類似這種戲劇性的故事描寫《左傳》中是很多的。
第二是善于寫戰事，特别是幾次大規模的戰事寫得最出色。
它們的特點首先是對戰争的看法有一定的思想原則。
因此寫戰争并不單寫軍事行動，常常着眼政治問題，把軍事和政治結合起來。
例如長勺之戰(莊十年)，魯弱齊強，曹刿一開口就問憑什麼去同齊國作戰。
直到聽見莊公察獄以情的話，才說"可以一戰"。
城濮之戰(僖二十七、二十八年)，事先着重叙述晉侯種種教育人民的措施；邲之戰(宣十二年)，也是先從晉人眼中看出楚國"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不可與敵。
這些問題作者認為是戰勝敵人的關鍵，所以書中幾乎每一次大戰，總是一開篇就暗示出雙方勝敗的結果，表現作者進步的見解和敏銳的觀察力。
春秋時的大戰，常常有許多小國參加，構成交戰國兩大陣營。
其中關系複雜，變化莫測。
能否正确運用外交策略争取與國幫助，是雙方勝負的又一關鍵。
城濮之戰，晉國就是利用破曹伐衛、激怒齊秦的辦法來孤立楚國，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此外《左傳》還注意到戰争的性質，即抵抗的與侵略的，如"師直為壯，曲為老"之類。
通過這些叙述，可見作者對戰争的勝負并不看作是單純的軍事問題。
其次是在叙述戰鬥的過程中，情節曲折細緻，生動逼真。
例如鞌之戰(成二年)一段： 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系桑本焉，以徇齊壘。
曰："欲勇者，賈餘馀勇!"......齊侯曰："餘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卻克傷于矢，血流及屦，未絕鼓音，曰："餘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餘手及肘，餘折以禦，左輪朱殷。
豈敢言病?吾子忍之!"(鄭丘)緩曰："自始合，苟有險，餘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使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這正如他論石言一樣(昭八年)，都是借題發揮，給統治者敲了一下警鐘。
然明對子産問為政說："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襄二十五年)逢滑對陳懷公說："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
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哀元年)這一系列的民本思想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呢?大概從殷末到周厲王時，奴隸暴動經常發生。
春秋以來，階級鬥争尤為劇烈。
在統治階級裡，逐漸有人在實際鬥争中接受經驗教訓，認識到人民力量的強大。
如果想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就必須争取人民。
這就是民本思想産生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愛國思想。
弦高遇秦兵侵鄭，機智地以犒師為名，因而保全了鄭國(僖三十三年)。
吳師入郢，昭王奔随。
申包胥如秦乞師，七日夜哭不絕聲，勺飲不入口。
秦竟出兵，敗吳而複楚(定四年)。
作者記載這些動人的曆史事件，就是有意表揚他們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
因此，作者還通過羊斟的"殘民以逞"加以嚴厲的譴責："群之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
"(宣二年)其次是揭露統治者的殘暴和荒淫無恥。
例如宣公二年載晉靈公不群，"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
宣公九年載，"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衤白)服以戲于朝"。
十年，又載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飲于夏氏。
公謂行父曰："征舒似女。
"對曰："亦似君。
"如此之類，《左傳》記載不少。
體現了曆史家"不隐惡"的思想原則。
其次是反對用人祭祀和殉葬的暴行。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
作者即借"君子"之言來批評他"死而棄民"，"難以在上"。
(文六年)可見作者對野蠻殘忍、滅絕人道的行為是深惡痛絕的。
這些在當時也是對人民極為有益的言論。
但我們還應該看到另一面，那就是書中對于宗法倫理思想、正統等級觀念以及宗教迷信的宣揚，都是《左傳》嚴重的缺點。
《左傳》雖是曆史著作，從文學角度看，是有顯著的特點的： 第一是叙事富于故事性、戲劇性，有緊張動人的情節。
它總是抓住故事的重要環節或有典型意義的部分來着重地叙述或描寫，而不是毫無選擇，平鋪直叙。
特别是一些内容複雜的事件，好像廣廈千間，各成片段，而又四通八達，互有關聯。
例如僖公二十三、四年寫晉公子重耳出亡及返國的經過，時間既長，故事情節又非常複雜，而選材布局均極恰當。
其中别隗、過衛、醉遣、窺浴等段，無不富于戲劇意味，寺人披告密和豎頭須請見的穿插，又使人感到離奇變幻，突然緊張。
作者從正面側面，或明或暗地描繪了許多人物形象，特别是故事中的主角重耳的形象，從一個不谙世事、隻圖享樂的貴介公子，逐漸鍛煉得成為有志氣、有膽識、有機智、有度量的英雄人物。
這個人物性格的前後不同是顯然可見的。
他如從亡諸臣，曹伯、楚子、寺人披、頭須、介之推以及七個女性，無論正面反面等人物的形象，通過對話和行動一一生動地表現出來，最後又一一收束進去，成為一篇首尾完整、結構嚴密、條理井然、脈絡貫通的叙記文。
又如寫晉靈公與趙盾的鬥争，其中鉏麑行刺、提彌博獒兩個片斷都異常緊張，變化莫測。
類似這種戲劇性的故事描寫《左傳》中是很多的。
第二是善于寫戰事，特别是幾次大規模的戰事寫得最出色。
它們的特點首先是對戰争的看法有一定的思想原則。
因此寫戰争并不單寫軍事行動，常常着眼政治問題，把軍事和政治結合起來。
例如長勺之戰(莊十年)，魯弱齊強，曹刿一開口就問憑什麼去同齊國作戰。
直到聽見莊公察獄以情的話，才說"可以一戰"。
城濮之戰(僖二十七、二十八年)，事先着重叙述晉侯種種教育人民的措施；邲之戰(宣十二年)，也是先從晉人眼中看出楚國"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不可與敵。
這些問題作者認為是戰勝敵人的關鍵，所以書中幾乎每一次大戰，總是一開篇就暗示出雙方勝敗的結果，表現作者進步的見解和敏銳的觀察力。
春秋時的大戰，常常有許多小國參加，構成交戰國兩大陣營。
其中關系複雜，變化莫測。
能否正确運用外交策略争取與國幫助，是雙方勝負的又一關鍵。
城濮之戰，晉國就是利用破曹伐衛、激怒齊秦的辦法來孤立楚國，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此外《左傳》還注意到戰争的性質，即抵抗的與侵略的，如"師直為壯，曲為老"之類。
通過這些叙述，可見作者對戰争的勝負并不看作是單純的軍事問題。
其次是在叙述戰鬥的過程中，情節曲折細緻，生動逼真。
例如鞌之戰(成二年)一段： 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系桑本焉，以徇齊壘。
曰："欲勇者，賈餘馀勇!"......齊侯曰："餘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卻克傷于矢，血流及屦，未絕鼓音，曰："餘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餘手及肘，餘折以禦，左輪朱殷。
豈敢言病?吾子忍之!"(鄭丘)緩曰："自始合，苟有險，餘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使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