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代詩歌總集--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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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關于詩經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而"小雅"中的笙詩六篇，有目無辭，不算在内。
《詩經》共分風、雅、頌三個部分。
其中風包括十五"國風"，有詩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詩一百零五篇；頌分"周頌"、"魯頌"、"商頌"，有詩四十篇。
它們的創作年代很難一一具體指出，但從其形式和内容的特點來看，可以大體确定："周頌"全部和"大雅"的大部分是西周末年的作品；"國風"的大部分和"魯頌"、"商頌"的全部則是東遷以後至春秋中葉的作品。
關于《詩經》的編集，漢代學者有采詩的說法。
班固說："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
"(《漢書·食貨志》又何休說："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
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
"(《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解诂》)這些說法的具體情形曾有人懷疑過，但我們認為這并非完全出于後人臆度。
《詩經》三百篇的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基本上是一緻的，形式基本上是整齊的四言詩；而它包括的地域又很廣，以十五"國風"而言，就占有今陝西、山西、山東、河南、河北、湖北等省的全部或一部分，在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的情況下，不經過有意識、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像《詩經》這樣體系完整、内容豐富的詩歌總集的出現恐怕是不可能的。
《詩經》這部書，我們認為當是周王朝經過諸侯各國的協助，進行采集，然後命樂師整理、編纂而成的。
但這隻是"國風"和"小雅"的部分詩歌如此，如《國語》所謂"瞽獻曲"之類。
至于雅詩和頌詩的大部分，可能是公卿列士所獻的詩(《國語·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師箴，瞍賦，矇誦。
"襄公十四年《左傳》師曠語略同。
)統治階級采集詩歌的目的，除用以教育自己的子弟和娛樂外，主要是為了了解人民的反映，考察其政治的效果，以便進一步鞏固自己的統治，所謂"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書·藝文志》)。
漢代的學者也還有人認為《詩經》三百篇是經過孔子删訂而成的，例如司馬遷就曾說過："古者詩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史記·孔子世家》)弦歌詩章可能是事實，删詩的話是不可信的。
《詩經》最後編定成書，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中葉，不會在孔子出生以後。
孔子不止一次說過"詩三百"的話，可見他看到的是和現存《詩經》篇目大體相同的本子。
而更重要的反證是公元前五四四年，吳公子季劄在魯國觀樂，魯國樂工為他所奏的各國風詩的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
其時孔子剛剛八歲，顯然是不可能删訂《詩經》的。
《詩經》在先秦典籍中隻稱為"詩"，漢代學者奉為經典，這才稱作《詩經》。
《詩經》各篇都是可以合樂歌唱的，所以《墨子·公孟篇》說"弦詩三百，歌詩三百"，司馬遷也說，孔子曾弦歌三百五篇。
風、雅、頌的劃分也是由于音樂的不同。
風是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謠，成公九年(左傳)範文子說："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正好說明了風的含義。
它們産生的地區，除"周南"、"召南"在江漢汝水一帶外，其餘十三"國風"都在黃河流域。
雅是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雅有正的意思，當時人們把王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看成正聲。
頌有形容的意思，它是一種宗廟祭祀用的舞曲。
自春秋以來，戰亂頻仍，作為樂章的《詩經》頗為淆亂，公元前四八四年，孔子周遊列國後，回到了魯國，開始他的著述工作，同時也整理過《詩經》的樂章，使"雅、頌各得其所"。
他還利用詩來教育門弟子，并且強調詩的實際用途，這對《詩經》的保存和流傳是有作用的。
正因為孔子與《詩經》有這樣密切的關系，漢代人才把他附會成為《詩經》的最後删訂者。
《詩經》雖遭秦火焚毀，但由于學者的諷誦，至漢複得流傳。
當時傳授《詩經》的有四家：齊之轅固、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苌。
或取國名，或取姓氏，而簡稱齊、魯、韓、毛四家。
齊、魯、韓三家武帝時已立學官，毛詩晚出，未得立。
毛氏說詩，事實多聯系《左傳》，訓诂多同于《爾雅》，稱為古文，其餘三家則稱今文。
自東漢末年，儒學大師鄭玄為毛詩作箋，學習毛詩的人逐漸增多，其後三家詩亡，獨毛詩得大行于世。
第二節雅頌 雅詩和頌詩都是統治階級在特定場合所用的樂歌。
由于它們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在今天看來還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和認識價值。
"周頌"共三十一篇，全部是西周初年的作品。
它們是周王朝祭祀宗廟的舞曲，具有很濃厚的宗教氣氛，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詩序》)。
它們用闆滞的形式和典重的語言，歌頌周王朝祖先的"功德"。
像頌揚武王滅商的"大武舞"樂章就在"周頌"中，即《武》、《桓》、《赉》等篇。
從《樂記》的一些記載中，我們還可以了解這一舞蹈的大緻情形。
"周頌"中還有一部分春夏祈谷、秋冬報賽(答謝神佑)的祭歌，其中寫到當時農業生産的情況和規模，如《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是我們了解西周初年農業生産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史料。
"魯頌"、"商頌"是春秋前期魯國和宋國用于朝廷、宗廟的樂章，其中除"魯頌"的《泮水》和《閟宮》是臣下對國君的歌頌外，而其餘的則都是宗廟的祭歌。
由于它們的時代較晚，在創作上受雅詩影響，文學技巧較之"周頌"有很大進步，但由于此時社會已不能和周初的繁榮景象相比，詩中所述實近于阿谀，前人說它"褒美失實......開西漢揚馬先聲"(《詩經原始》)，是指出了這些廟堂文學的實質的。
雅詩為什麼有大小之分，從前說詩
《詩經》共分風、雅、頌三個部分。
其中風包括十五"國風"，有詩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詩一百零五篇；頌分"周頌"、"魯頌"、"商頌"，有詩四十篇。
它們的創作年代很難一一具體指出，但從其形式和内容的特點來看，可以大體确定："周頌"全部和"大雅"的大部分是西周末年的作品；"國風"的大部分和"魯頌"、"商頌"的全部則是東遷以後至春秋中葉的作品。
關于《詩經》的編集，漢代學者有采詩的說法。
班固說："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
"(《漢書·食貨志》又何休說："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
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
"(《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解诂》)這些說法的具體情形曾有人懷疑過，但我們認為這并非完全出于後人臆度。
《詩經》三百篇的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基本上是一緻的，形式基本上是整齊的四言詩；而它包括的地域又很廣，以十五"國風"而言，就占有今陝西、山西、山東、河南、河北、湖北等省的全部或一部分，在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的情況下，不經過有意識、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像《詩經》這樣體系完整、内容豐富的詩歌總集的出現恐怕是不可能的。
《詩經》這部書，我們認為當是周王朝經過諸侯各國的協助，進行采集，然後命樂師整理、編纂而成的。
但這隻是"國風"和"小雅"的部分詩歌如此，如《國語》所謂"瞽獻曲"之類。
至于雅詩和頌詩的大部分，可能是公卿列士所獻的詩(《國語·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師箴，瞍賦，矇誦。
"襄公十四年《左傳》師曠語略同。
)統治階級采集詩歌的目的，除用以教育自己的子弟和娛樂外，主要是為了了解人民的反映，考察其政治的效果，以便進一步鞏固自己的統治，所謂"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書·藝文志》)。
漢代的學者也還有人認為《詩經》三百篇是經過孔子删訂而成的，例如司馬遷就曾說過："古者詩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史記·孔子世家》)弦歌詩章可能是事實，删詩的話是不可信的。
《詩經》最後編定成書，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中葉，不會在孔子出生以後。
孔子不止一次說過"詩三百"的話，可見他看到的是和現存《詩經》篇目大體相同的本子。
而更重要的反證是公元前五四四年，吳公子季劄在魯國觀樂，魯國樂工為他所奏的各國風詩的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
其時孔子剛剛八歲，顯然是不可能删訂《詩經》的。
《詩經》在先秦典籍中隻稱為"詩"，漢代學者奉為經典，這才稱作《詩經》。
《詩經》各篇都是可以合樂歌唱的，所以《墨子·公孟篇》說"弦詩三百，歌詩三百"，司馬遷也說，孔子曾弦歌三百五篇。
風、雅、頌的劃分也是由于音樂的不同。
風是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謠，成公九年(左傳)範文子說："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正好說明了風的含義。
它們産生的地區，除"周南"、"召南"在江漢汝水一帶外，其餘十三"國風"都在黃河流域。
雅是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雅有正的意思，當時人們把王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看成正聲。
頌有形容的意思，它是一種宗廟祭祀用的舞曲。
自春秋以來，戰亂頻仍，作為樂章的《詩經》頗為淆亂，公元前四八四年，孔子周遊列國後，回到了魯國，開始他的著述工作，同時也整理過《詩經》的樂章，使"雅、頌各得其所"。
他還利用詩來教育門弟子，并且強調詩的實際用途，這對《詩經》的保存和流傳是有作用的。
正因為孔子與《詩經》有這樣密切的關系，漢代人才把他附會成為《詩經》的最後删訂者。
《詩經》雖遭秦火焚毀，但由于學者的諷誦，至漢複得流傳。
當時傳授《詩經》的有四家：齊之轅固、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苌。
或取國名，或取姓氏，而簡稱齊、魯、韓、毛四家。
齊、魯、韓三家武帝時已立學官，毛詩晚出，未得立。
毛氏說詩，事實多聯系《左傳》，訓诂多同于《爾雅》，稱為古文，其餘三家則稱今文。
自東漢末年，儒學大師鄭玄為毛詩作箋，學習毛詩的人逐漸增多，其後三家詩亡，獨毛詩得大行于世。
第二節雅頌 雅詩和頌詩都是統治階級在特定場合所用的樂歌。
由于它們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在今天看來還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和認識價值。
"周頌"共三十一篇，全部是西周初年的作品。
它們是周王朝祭祀宗廟的舞曲，具有很濃厚的宗教氣氛，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詩序》)。
它們用闆滞的形式和典重的語言，歌頌周王朝祖先的"功德"。
像頌揚武王滅商的"大武舞"樂章就在"周頌"中，即《武》、《桓》、《赉》等篇。
從《樂記》的一些記載中，我們還可以了解這一舞蹈的大緻情形。
"周頌"中還有一部分春夏祈谷、秋冬報賽(答謝神佑)的祭歌，其中寫到當時農業生産的情況和規模，如《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是我們了解西周初年農業生産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史料。
"魯頌"、"商頌"是春秋前期魯國和宋國用于朝廷、宗廟的樂章，其中除"魯頌"的《泮水》和《閟宮》是臣下對國君的歌頌外，而其餘的則都是宗廟的祭歌。
由于它們的時代較晚，在創作上受雅詩影響，文學技巧較之"周頌"有很大進步，但由于此時社會已不能和周初的繁榮景象相比，詩中所述實近于阿谀，前人說它"褒美失實......開西漢揚馬先聲"(《詩經原始》)，是指出了這些廟堂文學的實質的。
雅詩為什麼有大小之分，從前說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