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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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由夫人記錄整理而成的，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的最終信念。
他對儒家“天人合一”這一最高命題“專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終“徹悟”而感到“快慰”。
這是他的晚年定論和臨終遺言。
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與自然合一則是中國文化的終極理想。
”(1) 錢穆，這位為弘揚中國文化奮鬥終身的一代國學大師，于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晨在台北寓所平靜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後一刻，享年９６歲。
他沒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國，也沒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的彼岸，而是魂歸于祖國母親溫暖的沃土中。
１９９１年１月，錢夫人捧先生靈灰歸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錢夫人及二三門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萬言之《錢賓四先生全集》三編（甲編：思想學術，乙編：文史學術，丙編：文化論述）五十四巨冊，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７年由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回顧錢穆的學術道路，正如他的高足嚴耕望先生在《錢穆傳》最後所指出的：“綜觀穆一生治學，少年時代，廣泛習讀中國古籍，尤愛唐宋韓歐至桐城古文，後漸趨向學術研究。
壯年以後，偏向史學發展，故史學根基特為廣闊，亦極深厚。
再就其治學途徑程序言，先由子學入門，壯年時代，最顯著成績偏在考證功夫；中年以後，以通識性論著為重。
但不論考證或通識論著，涉及範圍皆甚廣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社會與經濟，唯重心觀點仍在學術思想，此仍植基于青年時代之子學愛好。
是以常強調學術領導政治，學統超越政統。
” “近七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盛，名家大師輩出。
論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僅穆一人；但其才氣磅礴，識力深透，文章勁悍，幾無比倫。
隻到晚年，後輩學人從其問學，仍常感其思如泉湧，随時提出新觀點；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據，非恣意想象之說。
縱或感其論點如天馬行空，難可捉摸，但仍富啟發性，好學深思者，聽其言，讀其書，不論能否領受，皆可獲啟示，當别開蹊徑，不能執着，拘守成規，此為其著作除建立本身論點外，對于史學教育之另一貢獻，殊為難能！” “穆自民國二十年代，驟躍居史壇前列，聲譽日隆，于同輩中年齒最少，而年壽最永，其謝世亦标識同輩史壇之落幕。
民國以來，史家述作甚豐，穆著述尤富，遍涉中國文史哲藝，諸多别識，今後學人含英咀華，必将有更深遠之影響。
”(2) 錢先生不僅僅是一位專才，一位學問家，一位史學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一位著名的思想家。
他的學術著作和講演不僅僅有學術的、學理的價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
他以誨人不倦、著述不倦的一生，以整個的身心，捍衛、弘揚我們中華民族曆史文化傳統的精華，抗拒着工業化、商業化的現代社會對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歐風美雨狂飚突進時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
他肩負着“為往聖繼絕學”的使命，是我們民族的真正的脊梁！ 錢穆一生把為學與做人緊密地結合起來，更強調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他說：“數十年孤陋窮餓，于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
雖居鄉僻，未嘗敢一日廢學。
雖經亂離困厄，未嘗敢一日頹其志。
雖或名利當前，未嘗敢動其心。
雖或毀譽橫生，未嘗敢餒其氣。
雖學不足以自成立，未嘗或忘先儒之榘，時切其向慕。
雖垂老無以自靖獻，未嘗不于國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責。
”(3)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華民族危亡和中國文化日漸衰弱的年代中渡過的。
他不辭辛勞地講學、辦學、教書育人、著書立說，把全部的愛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獻給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偉業。
他一生與甲午戰敗以來的時代憂患共終始。
他說：“餘對中國傳統文化之深博偉大，所知甚淺。
然自問愛國熱忱，則自幼年迄于今茲，從未後人。
凡我所講，無不自我對國家民族之一腔熱忱中來。
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緒乙未，即馬關條約台灣割讓日本之年。
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紛乘，國難深重之困境中。
民國元年，我即在鄉村小學教書。
我之稍有知識，稍能讀書，則莫非因國難之鼓勵，受國難之指導。
我之演講，則皆是從我一生在不斷的國難之鼓勵與指導下困心衡慮而得。
”(4)因此，他的著作的字裡行間浸透了血和淚，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曆史意識，充滿了對過去的思念與敬意，對未來的企盼與信心。
面對２０世紀中國文化的困境，即價值系統的崩潰，意義結構的解體、自我意識的喪失、精神世界的危機，錢先生的生命的呼應與存在的實感，化成他的學問、業績、演講、著作，苦心孤詣，感天撼地。
他的學問與他的生命渾成一體！(5) 注釋: (1)錢穆：《中國文化十二講》，台北東大圖書公司１９８７年三版，第８６頁。
(2)嚴耕望：《錢穆傳》，載台灣《國史拟傳》第５輯，第３１０－３１１頁。
本文多處采用了嚴先生的《錢穆傳》和《錢穆賓四先生與我》（台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２年版），特向嚴先生緻謝。
除嚴先生論著外，本文的主要依據是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嶽麓書社１９８６年７月第１版。
(3)錢穆：《宋明理學概述》自序，台北學生書局１９７７年版。
(4)錢穆：《中國文化精神》序言，台北三民書局１９７１年版。
(5)除注(2)所說明外，本文還參考了如下論著：羅義俊：《錢賓四先生傳略》，載《錢穆紀念文集》，無錫縣政協編，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４月第１版；何佑森：《錢賓四先生的學術》，載《中國哲學思想論集》第８冊，台灣牧童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餘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中國現代學術》，台北三民書局１９９１年版；郭齊勇、汪學群：《錢穆評傳》，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月第１版。
他對儒家“天人合一”這一最高命題“專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終“徹悟”而感到“快慰”。
這是他的晚年定論和臨終遺言。
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與自然合一則是中國文化的終極理想。
”(1) 錢穆，這位為弘揚中國文化奮鬥終身的一代國學大師，于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晨在台北寓所平靜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後一刻，享年９６歲。
他沒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國，也沒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的彼岸，而是魂歸于祖國母親溫暖的沃土中。
１９９１年１月，錢夫人捧先生靈灰歸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錢夫人及二三門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萬言之《錢賓四先生全集》三編（甲編：思想學術，乙編：文史學術，丙編：文化論述）五十四巨冊，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７年由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回顧錢穆的學術道路，正如他的高足嚴耕望先生在《錢穆傳》最後所指出的：“綜觀穆一生治學，少年時代，廣泛習讀中國古籍，尤愛唐宋韓歐至桐城古文，後漸趨向學術研究。
壯年以後，偏向史學發展，故史學根基特為廣闊，亦極深厚。
再就其治學途徑程序言，先由子學入門，壯年時代，最顯著成績偏在考證功夫；中年以後，以通識性論著為重。
但不論考證或通識論著，涉及範圍皆甚廣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社會與經濟，唯重心觀點仍在學術思想，此仍植基于青年時代之子學愛好。
是以常強調學術領導政治，學統超越政統。
” “近七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盛，名家大師輩出。
論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僅穆一人；但其才氣磅礴，識力深透，文章勁悍，幾無比倫。
隻到晚年，後輩學人從其問學，仍常感其思如泉湧，随時提出新觀點；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據，非恣意想象之說。
縱或感其論點如天馬行空，難可捉摸，但仍富啟發性，好學深思者，聽其言，讀其書，不論能否領受，皆可獲啟示，當别開蹊徑，不能執着，拘守成規，此為其著作除建立本身論點外，對于史學教育之另一貢獻，殊為難能！” “穆自民國二十年代，驟躍居史壇前列，聲譽日隆，于同輩中年齒最少，而年壽最永，其謝世亦标識同輩史壇之落幕。
民國以來，史家述作甚豐，穆著述尤富，遍涉中國文史哲藝，諸多别識，今後學人含英咀華，必将有更深遠之影響。
”(2) 錢先生不僅僅是一位專才，一位學問家，一位史學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一位著名的思想家。
他的學術著作和講演不僅僅有學術的、學理的價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
他以誨人不倦、著述不倦的一生，以整個的身心，捍衛、弘揚我們中華民族曆史文化傳統的精華，抗拒着工業化、商業化的現代社會對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歐風美雨狂飚突進時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
他肩負着“為往聖繼絕學”的使命，是我們民族的真正的脊梁！ 錢穆一生把為學與做人緊密地結合起來，更強調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他說：“數十年孤陋窮餓，于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
雖居鄉僻，未嘗敢一日廢學。
雖經亂離困厄，未嘗敢一日頹其志。
雖或名利當前，未嘗敢動其心。
雖或毀譽橫生，未嘗敢餒其氣。
雖學不足以自成立，未嘗或忘先儒之榘，時切其向慕。
雖垂老無以自靖獻，未嘗不于國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責。
”(3)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華民族危亡和中國文化日漸衰弱的年代中渡過的。
他不辭辛勞地講學、辦學、教書育人、著書立說，把全部的愛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獻給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偉業。
他一生與甲午戰敗以來的時代憂患共終始。
他說：“餘對中國傳統文化之深博偉大，所知甚淺。
然自問愛國熱忱，則自幼年迄于今茲，從未後人。
凡我所講，無不自我對國家民族之一腔熱忱中來。
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緒乙未，即馬關條約台灣割讓日本之年。
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紛乘，國難深重之困境中。
民國元年，我即在鄉村小學教書。
我之稍有知識，稍能讀書，則莫非因國難之鼓勵，受國難之指導。
我之演講，則皆是從我一生在不斷的國難之鼓勵與指導下困心衡慮而得。
”(4)因此，他的著作的字裡行間浸透了血和淚，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曆史意識，充滿了對過去的思念與敬意，對未來的企盼與信心。
面對２０世紀中國文化的困境，即價值系統的崩潰，意義結構的解體、自我意識的喪失、精神世界的危機，錢先生的生命的呼應與存在的實感，化成他的學問、業績、演講、著作，苦心孤詣，感天撼地。
他的學問與他的生命渾成一體！(5) 注釋: (1)錢穆：《中國文化十二講》，台北東大圖書公司１９８７年三版，第８６頁。
(2)嚴耕望：《錢穆傳》，載台灣《國史拟傳》第５輯，第３１０－３１１頁。
本文多處采用了嚴先生的《錢穆傳》和《錢穆賓四先生與我》（台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２年版），特向嚴先生緻謝。
除嚴先生論著外，本文的主要依據是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嶽麓書社１９８６年７月第１版。
(3)錢穆：《宋明理學概述》自序，台北學生書局１９７７年版。
(4)錢穆：《中國文化精神》序言，台北三民書局１９７１年版。
(5)除注(2)所說明外，本文還參考了如下論著：羅義俊：《錢賓四先生傳略》，載《錢穆紀念文集》，無錫縣政協編，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４月第１版；何佑森：《錢賓四先生的學術》，載《中國哲學思想論集》第８冊，台灣牧童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餘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中國現代學術》，台北三民書局１９９１年版；郭齊勇、汪學群：《錢穆評傳》，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月第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