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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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并不是趙普個人如何般傑出，這隻是一個傳統的曆史習慣該如此，當如此，而趙普也如此了。
那時相權雖低，我們仍該根據曆史事實，不能單憑自己想象，罵中國傳統政治全是帝王專制與獨裁。
而且宋王室家訓相傳，要盡量優假士人，不許開誅戮朝官之戒。
而北宋諸帝，也比較無暴虐，無專擅。
宋代制度之缺點，在散，在弱，不在專與暴。
直到南宋甯宗時，已快亡國，皇帝時時下手條，當時稱為禦劄，還激起朝臣憤慨，說事不出中書，是為亂政。
可見宋代相權，還有它傳統客觀的地位。
我們此刻隻根據曆史來說宋不如唐，所謂宋代宰相失職，一切仍是制度問題。
并不是隻有皇帝專制，更不要制度。
丁、谏垣與政府之水火 現在再講到宋代的監察官：其先在漢代，監察權由副宰相禦史大夫來行使。
當時禦史大夫的監察範圍，外面是中央地方内外百官，内面是王室和宮廷，全屬禦史大夫監察權所及。
禦史中丞是一個副禦史大夫，這是專門監察王室和宮廷的，也可說是監察皇帝的。
另一禦史丞，則監察政府，不論中央地方都在内。
故就職權分配言，禦史大夫是宰相的耳目或副手。
宰相發命令，副宰相則幫他監察。
那時宮廷和朝廷，既是一體受宰相之節制，自然監察權也要内及宮廷了。
後來禦史退出皇宮，單獨成為禦史台，其職權便隻限于監察政府，而沒有監察皇帝和宮廷的權。
但政府官職中，還是由監察皇帝的，這叫做谏官。
谏官也遠自漢代便有，如谏議大夫之屬，在漢屬光祿勳。
就其官職名義，便是專叫他追随皇帝，在皇帝近旁，專來谏诤和諷議皇帝的言行。
光祿勳乃九卿之一，隸屬于宰相，則谏議大夫當然是宰相的下屬。
及到唐代，此種谏官，都屬于門下省，和前面講過掌封駁的給事中同屬一機關，如谏議大夫、拾遺、補阙之類都是。
大詩人杜甫就做過拾遺。
這些官，階位并不高，亦無大權，但很受政府尊重。
大抵是挑選年輕後進，有學問，有氣節，而政治資曆并不深的人充任。
他們官雖小，卻可向皇帝講話。
“拾遺”如東西掉了重新撿起，這是指皇帝遺忘了什麼，他可以提醒他。
“補阙”是指皇帝有了什麼過失、要替他彌補。
此外還有司谏、正言等，總之正名定義，他們都是專向皇帝谏诤過失的。
唐制，皇帝朝見文武百官後，通常沒有特殊事情，很快就散朝。
散朝後，皇帝另和宰相從容讨論，這時候旁人不得參加，而門下省的谏官們獨在例外，他們常得随從宰相參加列席。
這因宰相有時有不便同皇帝直接講的話，卻可讓這些小官口裡講。
皇帝若生氣，也無法直接對宰相。
他們講的對，固然好，講錯了，也無妨大體。
因為他們的名義就是谏官，本來要他們開口講話。
他們人微言輕，階位不高，講差話也自可願。
所謂言者無罪，聽者足戒。
有他們随從在宰相身旁，宰相可免同皇帝直接沖突，而宰相要講的話，卻由他們口裡講了，這是政治上的一種技術問題。
這些技術，當然也由于一種理想之需要而生。
所謂理想需要者，便是君權相權間之調節。
這一關系如下： 皇帝——〉宰相——〉谏官—— 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的職責是專門谏诤皇帝的過失。
這和禦史大夫不同。
禦史大夫是監察政府百官的，谏官不監察政府，他隻糾繩皇帝。
如是，若把谏官也看作是監察官，則中國曆史上之監察官，應分台谏兩種。
台是指的禦史台。
唐代的台官，雖說是天子的耳目，而唐代的谏官，則是宰相的唇舌。
禦史監察權在唐代已離相權而獨立，但谏诤權則仍在宰相之手。
這一制度，到宋代又變了。
谏官本隸屬于門下省，而宋代則谏垣獨立，并無長官。
換言之，這些谏官，現在是不直接屬于宰相了。
而且宋制，谏官不準由宰相任用，于是台官谏官同為須由皇帝親擢了。
本來谏官之設，用意在糾繩天子，并不是用來糾繩宰相，對皇帝才稱谏，而且谏官也明明是宰相的屬官。
現在谏官脫離了門下省，就變成了秃頭的，獨立的，不隸屬于宰相了。
而又是由皇帝所親擢，不得用宰相所薦舉，于是谏官遂轉成并不為糾繩天子，反來糾繩宰相。
于是禦垣遂形成與政府對立之形勢。
谏官本是以言為值，無論什麼事什麼地方他都可以講話，不講話就是不盡職，講錯話轉是不要緊。
而且這些谏官階位低，權柄小，隻是些清望之官。
本來就挑選年輕有學問有名望有識見有膽量能開口的才任為谏官。
他們講話講錯了，當然要免職，可是免了職，聲望反更高，反而更有升遷的機會。
所以宰相說東，他們便說西，宰相說西，他們又說東。
總是不附和，總愛對政府表示異見。
否則怎叫谏官，怎算盡職呢？這一來，卻替政府設立了一個隻發空論不負實責的反對機關。
他們盡愛發表反對政府的言論，而且漫無統紀，隻要是谏官，人人可以單獨發表意見。
政府卻不能老不理他們的意見。
這一風氣，是從宋代始，這也算是清議。
清議總是政府的對頭。
清議固然未必全不好，但政府總是有擎肘。
谏官台官漸漸變成不分。
台官監察的對象是政府，谏官诤議的對象還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變成沒人管。
做宰相的既要對付皇帝，又要對付台谏，又如何得施展？ 但上面所述，多半還是些人事，而非屬于制度。
若論制度，宋代大體都沿襲着唐舊。
隻因宋初太祖太宗不知大體，立意把相權拿歸自己，換言之，這是小兵不放心大臣，這也罷了。
他們種種措施，自始就不斷有人反對。
但因宋初承襲五代積弊，社會讀書人少，學術中衰，反對的也隻曉得唐制不如此而已，并未能通覽大局，來為有宋一代定制創法。
後來皇帝讀了書，懂得曆史，懂得政治，社會讀書人多了，學術中興，直到仁英神三朝，才想把以前祖宗積弊，加以改革，但積勢已成，急切反不過來。
範仲淹失敗在前，王安石失敗在後。
宋神宗一意信任王安石，要他來變法，然而谏官與宰相互相對壘，互相水火。
而當時的谏官，又不像現代西方的所謂反對黨。
谏官是分散的，孤立的。
他們的立場，好像是專在主持公議，并非為反對政府。
在道義的立場上，比近代西方的反對黨更有力。
宰相不聽他們的話，他們就求去，去了名更大。
另一人上來，還是依照前一人的主張，繼續反對。
政府又不能不要這些官。
這一制度，這一風氣，實在是難對付，結果便隻有宰相求去。
王荊公新政失敗，谏垣的不合作，自然是一原因。
皇帝盡管信任宰相，也無法扭轉這局面。
連皇帝加上宰相，依然無辦法，這是宋代制度特有的弱症。
隻要到後來，谏官鋒芒太兇了，鬧得太意氣，太無聊了，社會乃及政府中人，都讨厭谏垣，不加重視，不予理會，于是谏官失勢，然而權相奸臣又從此出頭了。
無制度的政府，哪能有好施為，哪能有好結果。
戊、宋代地方政府 宋代制度，一面是相權衰落，另一面則是中央集權。
講到中國的地方行政，隻能說是漢代好，唐代比較還好，宋代就太差了。
宋代地方政府分三級。
最高一級稱路，相當于唐代之道。
中一級是府、州、軍、監，相當于唐代之州府。
最低一級仍是縣。
最先分十五路，後來分成二十多路。
自五代以來，地方行政長官全屬軍人。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把各将官的兵權削了，武臣不再帶兵，自然也不準再管地方民政。
這些勳臣武官，也在長期混亂中厭倦了，覺悟了，不再争持。
他們僅擁一官号，中央替他們在首都供給了大的宅第，豐厚的俸祿，叫他們安住下來。
比如你是江蘇督軍，中央還是保留你江蘇督軍的名銜，但請你在中央住着。
江蘇省的事，另外派人去，派去的則是一位文臣了。
這就叫知某州事，知某府事。
這些知州知府，本來另有官銜，都是中央官，帶着一個知某州某府事的臨時差
這并不是趙普個人如何般傑出，這隻是一個傳統的曆史習慣該如此，當如此，而趙普也如此了。
那時相權雖低，我們仍該根據曆史事實，不能單憑自己想象，罵中國傳統政治全是帝王專制與獨裁。
而且宋王室家訓相傳，要盡量優假士人，不許開誅戮朝官之戒。
而北宋諸帝，也比較無暴虐，無專擅。
宋代制度之缺點，在散，在弱，不在專與暴。
直到南宋甯宗時，已快亡國，皇帝時時下手條，當時稱為禦劄，還激起朝臣憤慨，說事不出中書，是為亂政。
可見宋代相權，還有它傳統客觀的地位。
我們此刻隻根據曆史來說宋不如唐，所謂宋代宰相失職，一切仍是制度問題。
并不是隻有皇帝專制，更不要制度。
丁、谏垣與政府之水火 現在再講到宋代的監察官：其先在漢代，監察權由副宰相禦史大夫來行使。
當時禦史大夫的監察範圍，外面是中央地方内外百官，内面是王室和宮廷，全屬禦史大夫監察權所及。
禦史中丞是一個副禦史大夫，這是專門監察王室和宮廷的，也可說是監察皇帝的。
另一禦史丞，則監察政府，不論中央地方都在内。
故就職權分配言，禦史大夫是宰相的耳目或副手。
宰相發命令，副宰相則幫他監察。
那時宮廷和朝廷，既是一體受宰相之節制，自然監察權也要内及宮廷了。
後來禦史退出皇宮，單獨成為禦史台，其職權便隻限于監察政府，而沒有監察皇帝和宮廷的權。
但政府官職中，還是由監察皇帝的，這叫做谏官。
谏官也遠自漢代便有，如谏議大夫之屬，在漢屬光祿勳。
就其官職名義，便是專叫他追随皇帝，在皇帝近旁，專來谏诤和諷議皇帝的言行。
光祿勳乃九卿之一，隸屬于宰相，則谏議大夫當然是宰相的下屬。
及到唐代，此種谏官，都屬于門下省，和前面講過掌封駁的給事中同屬一機關，如谏議大夫、拾遺、補阙之類都是。
大詩人杜甫就做過拾遺。
這些官，階位并不高，亦無大權，但很受政府尊重。
大抵是挑選年輕後進，有學問，有氣節，而政治資曆并不深的人充任。
他們官雖小，卻可向皇帝講話。
“拾遺”如東西掉了重新撿起，這是指皇帝遺忘了什麼，他可以提醒他。
“補阙”是指皇帝有了什麼過失、要替他彌補。
此外還有司谏、正言等，總之正名定義，他們都是專向皇帝谏诤過失的。
唐制，皇帝朝見文武百官後，通常沒有特殊事情，很快就散朝。
散朝後，皇帝另和宰相從容讨論，這時候旁人不得參加，而門下省的谏官們獨在例外，他們常得随從宰相參加列席。
這因宰相有時有不便同皇帝直接講的話，卻可讓這些小官口裡講。
皇帝若生氣，也無法直接對宰相。
他們講的對，固然好，講錯了，也無妨大體。
因為他們的名義就是谏官，本來要他們開口講話。
他們人微言輕，階位不高，講差話也自可願。
所謂言者無罪，聽者足戒。
有他們随從在宰相身旁，宰相可免同皇帝直接沖突，而宰相要講的話，卻由他們口裡講了，這是政治上的一種技術問題。
這些技術，當然也由于一種理想之需要而生。
所謂理想需要者，便是君權相權間之調節。
這一關系如下： 皇帝——〉宰相——〉谏官—— 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的職責是專門谏诤皇帝的過失。
這和禦史大夫不同。
禦史大夫是監察政府百官的，谏官不監察政府，他隻糾繩皇帝。
如是，若把谏官也看作是監察官，則中國曆史上之監察官，應分台谏兩種。
台是指的禦史台。
唐代的台官，雖說是天子的耳目，而唐代的谏官，則是宰相的唇舌。
禦史監察權在唐代已離相權而獨立，但谏诤權則仍在宰相之手。
這一制度，到宋代又變了。
谏官本隸屬于門下省，而宋代則谏垣獨立，并無長官。
換言之，這些谏官，現在是不直接屬于宰相了。
而且宋制，谏官不準由宰相任用，于是台官谏官同為須由皇帝親擢了。
本來谏官之設，用意在糾繩天子，并不是用來糾繩宰相，對皇帝才稱谏，而且谏官也明明是宰相的屬官。
現在谏官脫離了門下省，就變成了秃頭的，獨立的，不隸屬于宰相了。
而又是由皇帝所親擢，不得用宰相所薦舉，于是谏官遂轉成并不為糾繩天子，反來糾繩宰相。
于是禦垣遂形成與政府對立之形勢。
谏官本是以言為值，無論什麼事什麼地方他都可以講話，不講話就是不盡職，講錯話轉是不要緊。
而且這些谏官階位低，權柄小，隻是些清望之官。
本來就挑選年輕有學問有名望有識見有膽量能開口的才任為谏官。
他們講話講錯了，當然要免職，可是免了職，聲望反更高，反而更有升遷的機會。
所以宰相說東，他們便說西，宰相說西，他們又說東。
總是不附和，總愛對政府表示異見。
否則怎叫谏官，怎算盡職呢？這一來，卻替政府設立了一個隻發空論不負實責的反對機關。
他們盡愛發表反對政府的言論，而且漫無統紀，隻要是谏官，人人可以單獨發表意見。
政府卻不能老不理他們的意見。
這一風氣，是從宋代始，這也算是清議。
清議總是政府的對頭。
清議固然未必全不好，但政府總是有擎肘。
谏官台官漸漸變成不分。
台官監察的對象是政府，谏官诤議的對象還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變成沒人管。
做宰相的既要對付皇帝，又要對付台谏，又如何得施展？ 但上面所述，多半還是些人事，而非屬于制度。
若論制度，宋代大體都沿襲着唐舊。
隻因宋初太祖太宗不知大體，立意把相權拿歸自己，換言之，這是小兵不放心大臣，這也罷了。
他們種種措施，自始就不斷有人反對。
但因宋初承襲五代積弊，社會讀書人少，學術中衰，反對的也隻曉得唐制不如此而已，并未能通覽大局，來為有宋一代定制創法。
後來皇帝讀了書，懂得曆史，懂得政治，社會讀書人多了，學術中興，直到仁英神三朝，才想把以前祖宗積弊，加以改革，但積勢已成，急切反不過來。
範仲淹失敗在前，王安石失敗在後。
宋神宗一意信任王安石，要他來變法，然而谏官與宰相互相對壘，互相水火。
而當時的谏官，又不像現代西方的所謂反對黨。
谏官是分散的，孤立的。
他們的立場，好像是專在主持公議，并非為反對政府。
在道義的立場上，比近代西方的反對黨更有力。
宰相不聽他們的話，他們就求去，去了名更大。
另一人上來，還是依照前一人的主張，繼續反對。
政府又不能不要這些官。
這一制度，這一風氣，實在是難對付，結果便隻有宰相求去。
王荊公新政失敗，谏垣的不合作，自然是一原因。
皇帝盡管信任宰相，也無法扭轉這局面。
連皇帝加上宰相，依然無辦法，這是宋代制度特有的弱症。
隻要到後來，谏官鋒芒太兇了，鬧得太意氣，太無聊了，社會乃及政府中人，都讨厭谏垣，不加重視，不予理會，于是谏官失勢，然而權相奸臣又從此出頭了。
無制度的政府，哪能有好施為，哪能有好結果。
戊、宋代地方政府 宋代制度，一面是相權衰落，另一面則是中央集權。
講到中國的地方行政，隻能說是漢代好，唐代比較還好，宋代就太差了。
宋代地方政府分三級。
最高一級稱路，相當于唐代之道。
中一級是府、州、軍、監，相當于唐代之州府。
最低一級仍是縣。
最先分十五路，後來分成二十多路。
自五代以來，地方行政長官全屬軍人。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把各将官的兵權削了，武臣不再帶兵，自然也不準再管地方民政。
這些勳臣武官，也在長期混亂中厭倦了，覺悟了，不再争持。
他們僅擁一官号，中央替他們在首都供給了大的宅第，豐厚的俸祿，叫他們安住下來。
比如你是江蘇督軍，中央還是保留你江蘇督軍的名銜，但請你在中央住着。
江蘇省的事，另外派人去，派去的則是一位文臣了。
這就叫知某州事，知某府事。
這些知州知府，本來另有官銜，都是中央官，帶着一個知某州某府事的臨時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