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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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些近似現代英美的自由經濟。
漢代人似乎不大高明，他隻注意不讓你過富，而沒有法子防止一般勞苦下層民衆之陷入于過窮。
不過這也僅是說漢唐兩代關于經濟政策之理想有不同，而亦僅限于初唐。
待後租庸調制崩潰，改成兩稅制，茶鹽各項也都一一收稅，便和漢代差不多。
至于漢代之鹽鐵政策，起于武帝征伐匈奴，向外用兵，而唐代租庸調制之破壞，以及茶鹽諸稅之興起，也由于玄宗以下，先是向外開疆拓土，直到德宗時代，因向外用兵而引起軍人作亂，内戰頻起，總之是由兵禍而引起了經濟制度之變動，則漢唐并無二緻。
四、唐代兵役制度 唐以前，中國兵役制度，遍及全民衆，可說是一種兵農合一制。
依照現代人講法，這是一種社會經濟與國防武裝的緊密聯系。
唐代兵役制度改變了，可說是另一種的兵農合一制。
我們不妨說：兵農合一可有兩種方式：一是漢代的方式，一是唐代的方式。
漢代的兵農合一，是寓兵于農，亦即是全農皆兵，把國防武裝寄托于農民的生産集團，生産集團同時即是武裝集團。
唐代的兵農合一，則是寓農于兵，在武裝集團裡寄托生産，不是在生産集團裡寄托武裝。
所以隻能說是全兵皆農，而并非全農皆兵。
把武裝集團同時變成生産集團，每個軍人都要他種田，卻并不是要每個種田人都當兵。
這一制度，從北周蘇綽創始，唐代人不過踵其成規。
從曆史上講來，唐制似乎又要比漢制好一些。
因為中國國家大，戶口多，不需要全農皆兵。
全農皆兵，反而變成有名無實，訓練不精。
隻要全兵皆農，不是軍人坐食饷糧，安逸無事，就夠了。
這種全兵皆農制，在當時稱之為府兵。
為何叫府兵呢？上面講過，當時的地方政府分兩級，下一級是縣，上一級是州，這都是管地方行政的。
府兵之府，是在地方那個行政區域州縣之外的另一種軍事區域的名稱。
府是指的軍隊屯紮地。
譬如在台北市，台北縣這一地區裡，另劃一個軍事區域，這區域就稱為府。
唐代都稱之為折沖府，折沖府共分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
這些軍人又是怎樣來曆呢？當時戶口本分九等，這都是根據各家财富産業而定。
我們隻由此一節，也便想見當時的政治規模，還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你想在一千多年前，全國戶口就調查得很清楚，而且還要根據各家經濟情況分成九個等第，那是何等細密的用意！據當時法令，下三等民戶，是沒有當兵資格的，隻在上等中等之中，自己願意當兵的，由政府挑選出來，給他正式當兵。
當兵人家的租庸調都豁免了。
這是國家對他們的優待。
此外則更無饷給，一切随身武裝，也許軍人自辦。
這樣的人家集合上一千二百家，便成一個府，府就等于現在的軍區。
若果某地是軍事要地，便在那地方設立一個府。
募招上中等人家壯丁籍為府兵。
這種府的數目，有時多，有時少。
大概唐代全國共有六百個到八百個府。
若假定這八百個府都是中府的話，那唐代全國便有八十萬軍隊，大概最少也有四十萬。
而這四十萬乃至八十萬的軍隊，并不要國家一文錢，一粒米來給養，因為他們自己有田有地。
他們一面保衛國家，一面還自立生産。
這八百個府的三分之一（将近三百個），分配在中央政府附近，即唐代人之所謂關内，即山西函谷關以西長安四圍之附近地區。
其餘三分之二，四百到六百個府，便分布在全國，而山西和其他邊疆又比較多一些。
其他地區又少一些，有一州隻有一府的，或一州并無一府的。
府兵也是到了二十歲才開始服役，每個府兵須到中央首都宿衛一年。
此外都在本府，耕田為生，而于農隙操練。
當宿衛的，叫做上番，番是更番之意，商販則正如漢人所謂踐更。
隻漢人踐更，是在地方服役，唐人上番，則向中央服役而已。
府地距離中央五百裡的，宿衛一次得五番，一千裡的七番，一千五百裡者八番，二千裡十番，二千裡以外十二番。
照番數計算，五百裡者往返兩次，适抵二千裡者往返一次。
一千五百裡者往返三次，适抵二千裡以外者往返兩次。
計番數，可以輪番到中央，上宿平均勞逸。
若遇國家有事，則全國各府均可抽調，并不與宿衛番數相幹。
這是說的兵隊。
至于軍官呢？在中央直轄有十六個衛，每個衛，都有一個名稱，各衛的都設有大将軍。
有事打仗，就由大将軍統領出征。
待戰事結束，兵歸于府，将歸于衛。
軍隊回到本鄉，在他府裡有一個折沖都尉，是主平時訓練的。
所以唐代養兵，既不花一文錢，不費一粒米，而養将，也不使預問政事。
除卻戰事外，也并不統帶軍隊。
武官立功，以勳名獎勵。
文官份品級，武官份勳階。
故武官又稱勳官，勳官有爵号無實職。
立功以後，最高的在朝做大将軍，多數還是回家種田。
然而他獲有勳爵，國家社會對他自有某種優待。
有事是經濟的，有時是名譽的。
《木蘭詞》所謂策勳十二轉，勳位也是一級一級升上的，這不是升官，而是升勳。
武官有勳無職，因此并不幹預政治，而自有其尊榮。
唐代就根據這個府兵制度來統治全國，同時向外發展，變成當時全世界第一個強大的國家。
但後來府兵制度也失敗了，怎樣失敗的呢？這也不是當時人不要此制度，而實由于人事之逐步頹廢，而終至于不可收拾。
第一，各地府兵都要到政府輪值宿衛，這些當宿衛的府兵，論其家庭經濟，都是很殷實的，平素的生活也都過得好，這因窮苦家庭的子弟根本不準當兵的。
在唐太宗時，這種士兵到中央宿衛，皇帝自己也時同他們在宮廷習射。
政府看得起他們，他們也就自覺光榮。
後來天下太平，每常幾萬人輪番到中央，沒有事情做。
皇帝當然也不再注意到他們了，于是今天某大臣要蓋花園，明天某親貴要造宅第，都向軍隊商量，借多少人手去幫忙。
士兵變成了苦工，受人賤視。
下次遇到上番值宿，便多逃亡規避。
第二，在唐初，府兵出外打仗陣亡，軍隊立刻把名冊呈報中央，中央政府也馬上會下命令給地方，立刻由地方政府派人到死難士兵家裡去慰問，送他勳爵，給他賞恤。
陣亡軍人的棺木還沒運回，而政府一應撫恤褒獎工作都已辦妥了。
這等事關系極大，尤其在軍隊的精神上，有說不盡的鼓勵。
我們看現代西方國家，也在這樣做。
但中國唐代，早就這樣做了。
到後來，軍隊和政府，還是犯了一個松懈病，疏慢病。
軍隊士卒死亡，不一定即速呈報到中央，中央又不一定分頭轉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不一定特為此事到他家裡，戰事也結束了，軍隊也複員了，但死者家屬，還不見政府派來人。
死的似乎白死了，人心便這樣地漸漸失去了。
此外已經有了相當勳位的軍人，正因為勳位僅僅是一種榮譽，并不與實職官員一般，換言之，他還是一個兵。
而于是政府要員，有時還要派他去服力役，給差喚。
因此勳位在身，不為榮而轉為辱。
倘使别人稱呼你勳位如中尉、上校之類，已不是一種尊敬，而成了一種譏諷了。
武官的勳名被人看不起，軍人的地位也就堕落了。
後來愈趨愈壞，政府刻意開邊，開邊需要防戍邊疆的軍隊。
本來府兵打完仗就複員，現在變成沒有複員了，要你長期戍邊。
最初去戍邊的，還可交替輪番，後來後方不上緊，第二批新的不送出去，第一批舊的要想複員也複不成。
于是兩年三年地繼續，而這些兵本都是殷實之家的子弟，他們的衣服、馬匹、兵器，都是自己置備制造随身攜帶去的。
因為他們天地不要租，又不要向國家當差服役，所以有力量自備武裝，長短肥瘦當然稱身，刀槍輕重，也能配合他的體力，馬的性格也懂得，他的生命要靠這些的，前途立功，也要靠這些，所以一切衣甲、兵器、馬匹都很好，很講究，很精良，這也是府兵之不可及處。
而且那些府兵，仍恐國家薪饷不夠用，随身還要帶點零用錢。
唐代用絹作币，大家攜帶絹匹，到了邊疆，邊疆的營官說：你們的絹匹該交給我，存放在儲藏室，待需要時再領取。
于是故意叫士兵們作苦工，一天做八點鐘的，要他們做十點鐘，吃睡都不好，處處折磨他，希望他死了，可以把他存放的财物沒收。
這許多事，正史所不載，要在許多零碎文件中，才可看出。
然而正因為這許多事，唐代的府兵制度就垮了台。
即如杜工部詩：“一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裡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這就是說軍隊沒有複員，沒有休息了。
于是府兵怕到邊疆，在本府先自逃亡。
出外不返的，也都家破田荒，沒有後代了。
後方兵員枯竭，政府有錢有勢，不在乎，臨時買外國人當兵。
邊疆上逐漸都變成外國兵。
安祿山、史思明，看他們名字是中國式的，而且是中國邊疆大吏，寄付與國防重任的，實際上就都是外國人。
打平安史之亂的李光弼，與郭子儀齊名，其實李光弼也就是外國人。
這是唐代一個特殊現象。
這因唐代武功太大，四圍都成中國的下屬，唐太宗已被稱為天可汗，這如稱皇帝的皇帝，唐代實在太富太強了，他們忽忘了民族界線，他們不懂害怕外國人，不懂提防外國人，大量使用外國人當兵作将，結果才弄得不可收拾。
于是唐代的府兵一變而成為藩鎮，軍閥割據，胡族臨制。
那真是驚天動地的大變遷，那何嘗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的變動呢？所以我們要研究政治制度，也該放大眼光，不要單就制度來看制度才得呀！ 五、唐代制度綜述 現在再略一綜述唐代的制度。
論中央政府之組織，結束了上半段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開創了下半段的尚書六部制。
論選賢與能，結束了上半段的鄉舉裡選制，而開創了下半段的科舉考試制。
論租稅制度，結束了上半段的田阻力役土貢分項征收制，而開創了下半段的單一稅收制。
論到軍隊，結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開創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
綜此幾點，我們可以說：唐代是中國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個最大的轉捩中樞。
唐以後中國的曆史演變是好是壞，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羅馬帝國亡了，以後就再沒有羅馬。
唐室覆亡以後，依然有中國，有宋有明有現代，還是如唐代般，一樣是中國。
這是中國曆史最有價值最勘研尋的一個大題目。
這也便是唐代之偉大遠超過羅馬的所在，更是它遠超過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偉大國家之所在。
但專就中國論，漢以後有唐，唐以後卻再也沒有像漢唐那樣有聲色，那樣值得我們崇重欣羨的朝代或時期了，那也是值得我們警惕注意的。
漢代人似乎不大高明，他隻注意不讓你過富，而沒有法子防止一般勞苦下層民衆之陷入于過窮。
不過這也僅是說漢唐兩代關于經濟政策之理想有不同，而亦僅限于初唐。
待後租庸調制崩潰，改成兩稅制，茶鹽各項也都一一收稅，便和漢代差不多。
至于漢代之鹽鐵政策，起于武帝征伐匈奴，向外用兵，而唐代租庸調制之破壞，以及茶鹽諸稅之興起，也由于玄宗以下，先是向外開疆拓土，直到德宗時代，因向外用兵而引起軍人作亂，内戰頻起，總之是由兵禍而引起了經濟制度之變動，則漢唐并無二緻。
四、唐代兵役制度 唐以前，中國兵役制度，遍及全民衆，可說是一種兵農合一制。
依照現代人講法，這是一種社會經濟與國防武裝的緊密聯系。
唐代兵役制度改變了，可說是另一種的兵農合一制。
我們不妨說：兵農合一可有兩種方式：一是漢代的方式，一是唐代的方式。
漢代的兵農合一，是寓兵于農，亦即是全農皆兵，把國防武裝寄托于農民的生産集團，生産集團同時即是武裝集團。
唐代的兵農合一，則是寓農于兵，在武裝集團裡寄托生産，不是在生産集團裡寄托武裝。
所以隻能說是全兵皆農，而并非全農皆兵。
把武裝集團同時變成生産集團，每個軍人都要他種田，卻并不是要每個種田人都當兵。
這一制度，從北周蘇綽創始，唐代人不過踵其成規。
從曆史上講來，唐制似乎又要比漢制好一些。
因為中國國家大，戶口多，不需要全農皆兵。
全農皆兵，反而變成有名無實，訓練不精。
隻要全兵皆農，不是軍人坐食饷糧，安逸無事，就夠了。
這種全兵皆農制，在當時稱之為府兵。
為何叫府兵呢？上面講過，當時的地方政府分兩級，下一級是縣，上一級是州，這都是管地方行政的。
府兵之府，是在地方那個行政區域州縣之外的另一種軍事區域的名稱。
府是指的軍隊屯紮地。
譬如在台北市，台北縣這一地區裡，另劃一個軍事區域，這區域就稱為府。
唐代都稱之為折沖府，折沖府共分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
這些軍人又是怎樣來曆呢？當時戶口本分九等，這都是根據各家财富産業而定。
我們隻由此一節，也便想見當時的政治規模，還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你想在一千多年前，全國戶口就調查得很清楚，而且還要根據各家經濟情況分成九個等第，那是何等細密的用意！據當時法令，下三等民戶，是沒有當兵資格的，隻在上等中等之中，自己願意當兵的，由政府挑選出來，給他正式當兵。
當兵人家的租庸調都豁免了。
這是國家對他們的優待。
此外則更無饷給，一切随身武裝，也許軍人自辦。
這樣的人家集合上一千二百家，便成一個府，府就等于現在的軍區。
若果某地是軍事要地，便在那地方設立一個府。
募招上中等人家壯丁籍為府兵。
這種府的數目，有時多，有時少。
大概唐代全國共有六百個到八百個府。
若假定這八百個府都是中府的話，那唐代全國便有八十萬軍隊，大概最少也有四十萬。
而這四十萬乃至八十萬的軍隊，并不要國家一文錢，一粒米來給養，因為他們自己有田有地。
他們一面保衛國家，一面還自立生産。
這八百個府的三分之一（将近三百個），分配在中央政府附近，即唐代人之所謂關内，即山西函谷關以西長安四圍之附近地區。
其餘三分之二，四百到六百個府，便分布在全國，而山西和其他邊疆又比較多一些。
其他地區又少一些，有一州隻有一府的，或一州并無一府的。
府兵也是到了二十歲才開始服役，每個府兵須到中央首都宿衛一年。
此外都在本府，耕田為生，而于農隙操練。
當宿衛的，叫做上番，番是更番之意，商販則正如漢人所謂踐更。
隻漢人踐更，是在地方服役，唐人上番，則向中央服役而已。
府地距離中央五百裡的，宿衛一次得五番，一千裡的七番，一千五百裡者八番，二千裡十番，二千裡以外十二番。
照番數計算，五百裡者往返兩次，适抵二千裡者往返一次。
一千五百裡者往返三次，适抵二千裡以外者往返兩次。
計番數，可以輪番到中央，上宿平均勞逸。
若遇國家有事，則全國各府均可抽調，并不與宿衛番數相幹。
這是說的兵隊。
至于軍官呢？在中央直轄有十六個衛，每個衛，都有一個名稱，各衛的都設有大将軍。
有事打仗，就由大将軍統領出征。
待戰事結束，兵歸于府，将歸于衛。
軍隊回到本鄉，在他府裡有一個折沖都尉，是主平時訓練的。
所以唐代養兵，既不花一文錢，不費一粒米，而養将，也不使預問政事。
除卻戰事外，也并不統帶軍隊。
武官立功，以勳名獎勵。
文官份品級，武官份勳階。
故武官又稱勳官，勳官有爵号無實職。
立功以後，最高的在朝做大将軍，多數還是回家種田。
然而他獲有勳爵，國家社會對他自有某種優待。
有事是經濟的，有時是名譽的。
《木蘭詞》所謂策勳十二轉，勳位也是一級一級升上的，這不是升官，而是升勳。
武官有勳無職，因此并不幹預政治，而自有其尊榮。
唐代就根據這個府兵制度來統治全國，同時向外發展，變成當時全世界第一個強大的國家。
但後來府兵制度也失敗了，怎樣失敗的呢？這也不是當時人不要此制度，而實由于人事之逐步頹廢，而終至于不可收拾。
第一，各地府兵都要到政府輪值宿衛，這些當宿衛的府兵，論其家庭經濟，都是很殷實的，平素的生活也都過得好，這因窮苦家庭的子弟根本不準當兵的。
在唐太宗時，這種士兵到中央宿衛，皇帝自己也時同他們在宮廷習射。
政府看得起他們，他們也就自覺光榮。
後來天下太平，每常幾萬人輪番到中央，沒有事情做。
皇帝當然也不再注意到他們了，于是今天某大臣要蓋花園，明天某親貴要造宅第，都向軍隊商量，借多少人手去幫忙。
士兵變成了苦工，受人賤視。
下次遇到上番值宿，便多逃亡規避。
第二，在唐初，府兵出外打仗陣亡，軍隊立刻把名冊呈報中央，中央政府也馬上會下命令給地方，立刻由地方政府派人到死難士兵家裡去慰問，送他勳爵，給他賞恤。
陣亡軍人的棺木還沒運回，而政府一應撫恤褒獎工作都已辦妥了。
這等事關系極大，尤其在軍隊的精神上，有說不盡的鼓勵。
我們看現代西方國家，也在這樣做。
但中國唐代，早就這樣做了。
到後來，軍隊和政府，還是犯了一個松懈病，疏慢病。
軍隊士卒死亡，不一定即速呈報到中央，中央又不一定分頭轉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不一定特為此事到他家裡，戰事也結束了，軍隊也複員了，但死者家屬，還不見政府派來人。
死的似乎白死了，人心便這樣地漸漸失去了。
此外已經有了相當勳位的軍人，正因為勳位僅僅是一種榮譽，并不與實職官員一般，換言之，他還是一個兵。
而于是政府要員，有時還要派他去服力役，給差喚。
因此勳位在身，不為榮而轉為辱。
倘使别人稱呼你勳位如中尉、上校之類，已不是一種尊敬，而成了一種譏諷了。
武官的勳名被人看不起，軍人的地位也就堕落了。
後來愈趨愈壞，政府刻意開邊，開邊需要防戍邊疆的軍隊。
本來府兵打完仗就複員，現在變成沒有複員了，要你長期戍邊。
最初去戍邊的，還可交替輪番，後來後方不上緊，第二批新的不送出去，第一批舊的要想複員也複不成。
于是兩年三年地繼續，而這些兵本都是殷實之家的子弟，他們的衣服、馬匹、兵器，都是自己置備制造随身攜帶去的。
因為他們天地不要租，又不要向國家當差服役，所以有力量自備武裝，長短肥瘦當然稱身，刀槍輕重，也能配合他的體力，馬的性格也懂得，他的生命要靠這些的，前途立功，也要靠這些，所以一切衣甲、兵器、馬匹都很好，很講究，很精良，這也是府兵之不可及處。
而且那些府兵，仍恐國家薪饷不夠用，随身還要帶點零用錢。
唐代用絹作币，大家攜帶絹匹，到了邊疆，邊疆的營官說：你們的絹匹該交給我，存放在儲藏室，待需要時再領取。
于是故意叫士兵們作苦工，一天做八點鐘的，要他們做十點鐘，吃睡都不好，處處折磨他，希望他死了，可以把他存放的财物沒收。
這許多事，正史所不載，要在許多零碎文件中，才可看出。
然而正因為這許多事，唐代的府兵制度就垮了台。
即如杜工部詩：“一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裡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這就是說軍隊沒有複員，沒有休息了。
于是府兵怕到邊疆，在本府先自逃亡。
出外不返的，也都家破田荒，沒有後代了。
後方兵員枯竭，政府有錢有勢，不在乎，臨時買外國人當兵。
邊疆上逐漸都變成外國兵。
安祿山、史思明，看他們名字是中國式的，而且是中國邊疆大吏，寄付與國防重任的，實際上就都是外國人。
打平安史之亂的李光弼，與郭子儀齊名，其實李光弼也就是外國人。
這是唐代一個特殊現象。
這因唐代武功太大，四圍都成中國的下屬，唐太宗已被稱為天可汗，這如稱皇帝的皇帝，唐代實在太富太強了，他們忽忘了民族界線，他們不懂害怕外國人，不懂提防外國人，大量使用外國人當兵作将，結果才弄得不可收拾。
于是唐代的府兵一變而成為藩鎮，軍閥割據，胡族臨制。
那真是驚天動地的大變遷，那何嘗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的變動呢？所以我們要研究政治制度，也該放大眼光，不要單就制度來看制度才得呀！ 五、唐代制度綜述 現在再略一綜述唐代的制度。
論中央政府之組織，結束了上半段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開創了下半段的尚書六部制。
論選賢與能，結束了上半段的鄉舉裡選制，而開創了下半段的科舉考試制。
論租稅制度，結束了上半段的田阻力役土貢分項征收制，而開創了下半段的單一稅收制。
論到軍隊，結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開創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
綜此幾點，我們可以說：唐代是中國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個最大的轉捩中樞。
唐以後中國的曆史演變是好是壞，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羅馬帝國亡了，以後就再沒有羅馬。
唐室覆亡以後，依然有中國，有宋有明有現代，還是如唐代般，一樣是中國。
這是中國曆史最有價值最勘研尋的一個大題目。
這也便是唐代之偉大遠超過羅馬的所在，更是它遠超過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偉大國家之所在。
但專就中國論，漢以後有唐，唐以後卻再也沒有像漢唐那樣有聲色，那樣值得我們崇重欣羨的朝代或時期了，那也是值得我們警惕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