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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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的相傳到賓邊的相，由是而再傳達到賓之自身。
鴻即大義。
大胪是傳達官。
宗正是管皇帝的家族，其同姓本家及異姓親戚的。
以上七個卿，照名義，都官的皇家私事，不是政府的公務。
由這七卿，我們可以看出漢代政治，還有很多是古代封建制度下遺留的陳迹，然而那時已是化家為國了，原來管皇帝家務的，現在也管到國家大事了。
譬如太常就兼管教育，因為古代學術都是在宗廟的。
西方也一樣，直到現在，在他們，教育和宗教還是分不開。
光祿勳原是皇帝的總門房，現在皇宮裡一切侍衛都要他管。
那時皇宮裡的侍從，還不完全是太監，而且太監很少，大部分還是普通人。
當時一般要跑入政府做官的人，第一步就得現進入皇宮裡，充侍衛，奉侍皇帝，讓皇帝認識，然後得機會再派出去當官。
這些在皇宮裡服務的，多半是年輕人，當時稱作郎官，都歸光祿勳管。
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也就做過郎官。
太仆呢？因管車馬，所以國家一切武裝，好像“坦克車、飛機”之類，他也連帶管了。
廷尉就變成司法，大鴻胪就變成外交。
這是曆史演變。
我們推尋出這一演變，卻并不是說漢代的中央政府還是一個封建政府，而當時的九卿還是皇帝之私臣。
因此等卿都隸屬于宰相，而所管亦全是國家公事。
此外還有兩個卿，就是大司農和少府，都是管财政經濟的。
大司農管的是政府經濟，少府管的是皇室經濟。
大司農的收入支銷國家公費，少府收入充當皇室私用。
皇室不能用大司農的錢。
所以我們說當時皇室和政府在法理上是鮮明劃分的。
當時全國田賦收入是大宗，由大司農管。
工商業的稅收，譬如海邊的鹽，山裡的礦，原來收入很少，由少府管。
這九卿，全都隸屬于宰相。
我們上面講九卿，照名義來曆，都是皇帝的家務官，是宮職，而系統屬于宰相，豈不是宰相本是皇帝的總管家嗎？但換句話說，便是當時政府的首長，宰相，可以管到皇宮裡的一切。
舉例來說，少府掌管皇室經費，而少府屬于宰相，宰相可以支配少府，即是皇室經濟也由宰相支配。
這樣一講，豈不是皇室反而在政府之下了嗎？本來封建時代的宰相，就是皇帝的管家，但到了郡縣時代，化家為國，宰相管的，已經是國家了，不是私家了，所以他成了政府正式的首長。
從前私家家庭中的各部門，也就變成公家政府的各部門。
封建時代，以家為國，周天子是一個家，齊國也是一個家，魯國又是一個家，這樣的貴族家庭很多，天下為此許多家庭所分割。
那時在大體上說，則隻有家務，沒有政務。
現在中國已經隻剩了一家，就是當時的皇室。
這一家為天下共同所戴，于是家務轉變成政務了。
這個大家庭也轉變成了政府。
原先宰相是這個家庭的管家，現在則是這個政府的領袖。
以上對漢代的三公九卿，已經講了一個大概。
這是當時中央政府的組織情形。
丙、漢代地方政府 漢代的地方政府，共分兩級：即郡與縣。
中國曆史上的地方政府以縣為單位，直到現在還沒有變。
漢時縣的上面是郡，郡縣數當然也随時有變動。
大體說，漢代有一百多個郡，一個郡管轄十個到二十個縣。
大概漢代縣數，總在一千一百到一千四百之間。
中國曆史上講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漢朝，所謂兩漢吏治，永為後世稱美，這一點值得我們的注意。
若以近代相比，今天的地方行政區域，最高為省。
一省之大，等于一國，或者還大過一國。
一省所轄縣，有六七十個以至一二百個，實在太多了。
但就行政區域之劃分而論，漢制是值得稱道的。
漢代郡長官叫太守，地位和九卿平等，也是二千石。
不過九卿稱為中二千石，郡太守是地方上的二千石。
郡太守調到中央可以做九卿，再進一級就可當三公，九卿放出來也做郡太守。
漢代官級分得少，升轉極靈活，這又是漢制和後來極大的不同。
九卿放出來當太守，并不是降級。
地方二千石來做中二千石，也不是升級，名義上還是差不多。
當時全國一百多個郡，太守的名位，都和九卿差不多，因此雖是中央政府大一統的局面，雖是地方行政區域劃分得比較小，卻不感覺得這個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丁、中央與地方之關系 說到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計簿，計簿就是各項統計表冊，也就是地方的行政成績。
一切财政、經濟、教育、刑事、民事、 賊⒃隻模每年有一個簿子，分項分類，在九十月間呈報到中央，這叫做上計。
中央特派專員到地方來調查的叫刺史。
全國分為十三個調查區，每一區派一個刺史，平均每一刺史的調查區域，不會超過九個郡。
他的調查項目也有限制，政府規定根據六條考察，六條以外，也就不多管。
地方實際行政責任，是由太守負責的。
政府派刺史來調查，不過當一個耳目。
所以太守官俸二千石，而刺史原始隻是俸給六百石的小官。
根據政府規定項目調查，縱是小官也能稱任。
而且惟其官小。
所以敢說敢講，無所避忌。
這些刺史，上屬于禦史丞。
皇宮裡還有十五個侍禦史，專事劾奏中央乃及皇宮裡的一切事情的。
部刺史和侍禦史的意見，都報告到副宰相禦史大夫，副宰相再報告到宰相。
副宰相所輔助宰相的，便是這一個監察的責任。
二、漢代選舉制度 上面講了漢代中央和地方的許多官，但這許多官從哪裡來的呢？什麼人才可以做宰相禦史大夫乃至這個部門的長官呢？這是講中國政治制度上一個最主要的大題目。
在古代封建世襲，天子之子為天子，公之子為公，卿之子為卿，大夫之子為大府，做官人有一定的血統，自然不會發生有此問題。
但到秦漢時期便不同了。
封建世襲制度已推翻，誰該從政，誰不該從政呢？除卻貴族世襲外，首先令人想到軍人政治，誰握有兵權，誰九掌握政權，支配仕途，但漢代又并不然。
其次令人想到富人政治，誰有财富，誰便易于入仕，易于握權，但漢代也不然。
我們講漢代關于此一方面的制度，要到漢武帝以後，才漸趨于定型。
那時已有了太學，好入現在的國立大學。
當時國立大學，隻有一個，這裡面的學生，考試畢業分兩等，當時稱科。
甲科出身的為郎；乙科出身的為吏。
郎官是屬于光祿勳下面的皇宮裡的侍衛，依舊例，凡做二千石官的，（漢朝這樣的管很多，中央雖隻有三公九卿十多個，地方上的太守就有一百多個。
）他們的子侄後輩，都得照例請求，送進皇宮當侍衛。
待他在皇帝面前服務幾年，遇政府需要人，就在這裡面挑選分發。
這已制度，雖非貴族世襲，但貴族集團，同時便是官僚集團，仕途仍為貴族團體所壟斷。
這在西方，直到近代還見此制。
中國則自漢武帝以後便變了。
當時定制，太學畢業考試甲等的就得為郎，如是則朗官裡面，便羼進了許多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卻不就是貴族子弟。
至考乙等的，回到其本鄉地方政府充當吏職。
吏是地方長官的掾屬。
漢代官吏任用，有一限制，地方長官定要由中央派，太守如是，縣令也如是。
但郡縣掾屬，必得本地人充當。
譬如台北市的人，不能當台北市的市長；但台北市政府從市長以下的一切官，在漢代稱為掾屬的，那就絕對要用台北市的本地人。
不過辟用掾屬的權，則在長官手裡，這叫做辟屬。
三公、九卿、郡太守、縣令，這些是由皇帝由中央政府任命的。
宰相下面的十三曹，就由再想自己辟用。
此外各衛門首長以下，全是吏，全由各衙門首長自己任用。
現在這個太學生考了乙等，譬如他是會稽郡人，他便回到會稽，指定由郡縣政府試用，這所謂補吏。
補郎與補吏，是太學生畢業後應有的待遇。
再說到漢代的選舉制度，曆史上稱之謂鄉舉裡選。
當時各地方時時可以選舉人才到中央。
他們的選舉，大體可分為兩種，也可說是三種：一種是無定期的，譬如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往往就下一道诏書，希望全國各地選舉人才到朝廷；或是碰着大荒年，大水災，或是大瘟疫，這表示政府行政失職，遭受天遣，也常下诏希望地方推舉賢人，來向政府說話，或替國家做事。
這些選舉是無定期的。
這樣選舉來的人，多半稱為賢良。
賢良選到了政府以後，照例由政府提出幾個政治上重大的問題，向他們請教。
這叫做策問。
策即是一種竹片。
問題寫在竹簡上，故稱策問。
一道道的策問，請教賢良們大家發表意見，這叫對策。
政府看了他們的意見，再分别挑選任用，這是一個方式。
這一種選舉，既不定期，也無一定的選舉機關。
地方民意也可舉，三公九卿，政府大僚，也可舉。
所舉則稱為賢良，賢良是指有特出才能的人。
第二種是特殊的選舉，譬如政府今年要派人出使匈奴，出使西域，需要通外國語，能吃苦，能應變，所謂出使絕域的人，政府常常下诏征求，隻要自問自己有此才幹，可以自己報選。
又如軍隊裡要用軍事人才，或如黃河決口，需要曉習治水的人，大家知道有這種人才，大家可以舉，自己覺得有把握，自己也可直接來應選。
這是一種特殊的選舉。
後來又有一種有定期的選舉，那就是選舉孝廉。
漢代一向有诏令地方察舉孝子廉吏的。
但地方政府有時并不注意這件事，應選人也不輝盡：何帝時，曾下了一次诏書，大意說：你們偌大一個郡，若說竟沒有一個孝子一個廉吏可以察舉到朝廷，那是太說不過去的事。
而且地方長官的職責，不僅在管理行政，還該替國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内，連一個孝子一個廉吏都選不出，可見是沒有盡到長官的責任。
與時漢武帝就下令叫大家公議，不舉孝子廉吏的地方長官應如何處罰。
這一來，就無形中形成了一種有定期的選舉。
無論如何，每郡每年都要舉出一個兩個孝子廉吏來塞責。
漢代一百多個郡，至少每年要優良百多孝廉舉上朝廷。
這些人到了朝廷，并不能像賢良般有較好較快的出身，他們大地還是安插在皇宮裡做一個郎官。
如是則一個太學生，當他分發到地方政府充當吏屬之後，他仍還有希望被察舉到皇宮裡做一個郎。
待他在郎署服務幾年，再分發出去。
自從武帝以後，漢代逐漸形成了一種一年一舉的郡國孝廉，至少每年各郡要新進兩百多個孝廉入郎署，十幾年就要有兩千個。
從
鴻即大義。
大胪是傳達官。
宗正是管皇帝的家族，其同姓本家及異姓親戚的。
以上七個卿，照名義，都官的皇家私事，不是政府的公務。
由這七卿，我們可以看出漢代政治，還有很多是古代封建制度下遺留的陳迹，然而那時已是化家為國了，原來管皇帝家務的，現在也管到國家大事了。
譬如太常就兼管教育，因為古代學術都是在宗廟的。
西方也一樣，直到現在，在他們，教育和宗教還是分不開。
光祿勳原是皇帝的總門房，現在皇宮裡一切侍衛都要他管。
那時皇宮裡的侍從，還不完全是太監，而且太監很少，大部分還是普通人。
當時一般要跑入政府做官的人，第一步就得現進入皇宮裡，充侍衛，奉侍皇帝，讓皇帝認識，然後得機會再派出去當官。
這些在皇宮裡服務的，多半是年輕人，當時稱作郎官，都歸光祿勳管。
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也就做過郎官。
太仆呢？因管車馬，所以國家一切武裝，好像“坦克車、飛機”之類，他也連帶管了。
廷尉就變成司法，大鴻胪就變成外交。
這是曆史演變。
我們推尋出這一演變，卻并不是說漢代的中央政府還是一個封建政府，而當時的九卿還是皇帝之私臣。
因此等卿都隸屬于宰相，而所管亦全是國家公事。
此外還有兩個卿，就是大司農和少府，都是管财政經濟的。
大司農管的是政府經濟，少府管的是皇室經濟。
大司農的收入支銷國家公費，少府收入充當皇室私用。
皇室不能用大司農的錢。
所以我們說當時皇室和政府在法理上是鮮明劃分的。
當時全國田賦收入是大宗，由大司農管。
工商業的稅收，譬如海邊的鹽，山裡的礦，原來收入很少，由少府管。
這九卿，全都隸屬于宰相。
我們上面講九卿，照名義來曆，都是皇帝的家務官，是宮職，而系統屬于宰相，豈不是宰相本是皇帝的總管家嗎？但換句話說，便是當時政府的首長，宰相，可以管到皇宮裡的一切。
舉例來說，少府掌管皇室經費，而少府屬于宰相，宰相可以支配少府，即是皇室經濟也由宰相支配。
這樣一講，豈不是皇室反而在政府之下了嗎？本來封建時代的宰相，就是皇帝的管家，但到了郡縣時代，化家為國，宰相管的，已經是國家了，不是私家了，所以他成了政府正式的首長。
從前私家家庭中的各部門，也就變成公家政府的各部門。
封建時代，以家為國，周天子是一個家，齊國也是一個家，魯國又是一個家，這樣的貴族家庭很多，天下為此許多家庭所分割。
那時在大體上說，則隻有家務，沒有政務。
現在中國已經隻剩了一家，就是當時的皇室。
這一家為天下共同所戴，于是家務轉變成政務了。
這個大家庭也轉變成了政府。
原先宰相是這個家庭的管家，現在則是這個政府的領袖。
以上對漢代的三公九卿，已經講了一個大概。
這是當時中央政府的組織情形。
丙、漢代地方政府 漢代的地方政府，共分兩級：即郡與縣。
中國曆史上的地方政府以縣為單位，直到現在還沒有變。
漢時縣的上面是郡，郡縣數當然也随時有變動。
大體說，漢代有一百多個郡，一個郡管轄十個到二十個縣。
大概漢代縣數，總在一千一百到一千四百之間。
中國曆史上講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漢朝，所謂兩漢吏治，永為後世稱美，這一點值得我們的注意。
若以近代相比，今天的地方行政區域，最高為省。
一省之大，等于一國，或者還大過一國。
一省所轄縣，有六七十個以至一二百個，實在太多了。
但就行政區域之劃分而論，漢制是值得稱道的。
漢代郡長官叫太守，地位和九卿平等，也是二千石。
不過九卿稱為中二千石，郡太守是地方上的二千石。
郡太守調到中央可以做九卿，再進一級就可當三公，九卿放出來也做郡太守。
漢代官級分得少，升轉極靈活，這又是漢制和後來極大的不同。
九卿放出來當太守，并不是降級。
地方二千石來做中二千石，也不是升級，名義上還是差不多。
當時全國一百多個郡，太守的名位，都和九卿差不多，因此雖是中央政府大一統的局面，雖是地方行政區域劃分得比較小，卻不感覺得這個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丁、中央與地方之關系 說到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計簿，計簿就是各項統計表冊，也就是地方的行政成績。
一切财政、經濟、教育、刑事、民事、 賊⒃隻模每年有一個簿子，分項分類，在九十月間呈報到中央，這叫做上計。
中央特派專員到地方來調查的叫刺史。
全國分為十三個調查區，每一區派一個刺史，平均每一刺史的調查區域，不會超過九個郡。
他的調查項目也有限制，政府規定根據六條考察，六條以外，也就不多管。
地方實際行政責任，是由太守負責的。
政府派刺史來調查，不過當一個耳目。
所以太守官俸二千石，而刺史原始隻是俸給六百石的小官。
根據政府規定項目調查，縱是小官也能稱任。
而且惟其官小。
所以敢說敢講，無所避忌。
這些刺史，上屬于禦史丞。
皇宮裡還有十五個侍禦史，專事劾奏中央乃及皇宮裡的一切事情的。
部刺史和侍禦史的意見，都報告到副宰相禦史大夫，副宰相再報告到宰相。
副宰相所輔助宰相的，便是這一個監察的責任。
二、漢代選舉制度 上面講了漢代中央和地方的許多官，但這許多官從哪裡來的呢？什麼人才可以做宰相禦史大夫乃至這個部門的長官呢？這是講中國政治制度上一個最主要的大題目。
在古代封建世襲，天子之子為天子，公之子為公，卿之子為卿，大夫之子為大府，做官人有一定的血統，自然不會發生有此問題。
但到秦漢時期便不同了。
封建世襲制度已推翻，誰該從政，誰不該從政呢？除卻貴族世襲外，首先令人想到軍人政治，誰握有兵權，誰九掌握政權，支配仕途，但漢代又并不然。
其次令人想到富人政治，誰有财富，誰便易于入仕，易于握權，但漢代也不然。
我們講漢代關于此一方面的制度，要到漢武帝以後，才漸趨于定型。
那時已有了太學，好入現在的國立大學。
當時國立大學，隻有一個，這裡面的學生，考試畢業分兩等，當時稱科。
甲科出身的為郎；乙科出身的為吏。
郎官是屬于光祿勳下面的皇宮裡的侍衛，依舊例，凡做二千石官的，（漢朝這樣的管很多，中央雖隻有三公九卿十多個，地方上的太守就有一百多個。
）他們的子侄後輩，都得照例請求，送進皇宮當侍衛。
待他在皇帝面前服務幾年，遇政府需要人，就在這裡面挑選分發。
這已制度，雖非貴族世襲，但貴族集團，同時便是官僚集團，仕途仍為貴族團體所壟斷。
這在西方，直到近代還見此制。
中國則自漢武帝以後便變了。
當時定制，太學畢業考試甲等的就得為郎，如是則朗官裡面，便羼進了許多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卻不就是貴族子弟。
至考乙等的，回到其本鄉地方政府充當吏職。
吏是地方長官的掾屬。
漢代官吏任用，有一限制，地方長官定要由中央派，太守如是，縣令也如是。
但郡縣掾屬，必得本地人充當。
譬如台北市的人，不能當台北市的市長；但台北市政府從市長以下的一切官，在漢代稱為掾屬的，那就絕對要用台北市的本地人。
不過辟用掾屬的權，則在長官手裡，這叫做辟屬。
三公、九卿、郡太守、縣令，這些是由皇帝由中央政府任命的。
宰相下面的十三曹，就由再想自己辟用。
此外各衛門首長以下，全是吏，全由各衙門首長自己任用。
現在這個太學生考了乙等，譬如他是會稽郡人，他便回到會稽，指定由郡縣政府試用，這所謂補吏。
補郎與補吏，是太學生畢業後應有的待遇。
再說到漢代的選舉制度，曆史上稱之謂鄉舉裡選。
當時各地方時時可以選舉人才到中央。
他們的選舉，大體可分為兩種，也可說是三種：一種是無定期的，譬如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往往就下一道诏書，希望全國各地選舉人才到朝廷；或是碰着大荒年，大水災，或是大瘟疫，這表示政府行政失職，遭受天遣，也常下诏希望地方推舉賢人，來向政府說話，或替國家做事。
這些選舉是無定期的。
這樣選舉來的人，多半稱為賢良。
賢良選到了政府以後，照例由政府提出幾個政治上重大的問題，向他們請教。
這叫做策問。
策即是一種竹片。
問題寫在竹簡上，故稱策問。
一道道的策問，請教賢良們大家發表意見，這叫對策。
政府看了他們的意見，再分别挑選任用，這是一個方式。
這一種選舉，既不定期，也無一定的選舉機關。
地方民意也可舉，三公九卿，政府大僚，也可舉。
所舉則稱為賢良，賢良是指有特出才能的人。
第二種是特殊的選舉，譬如政府今年要派人出使匈奴，出使西域，需要通外國語，能吃苦，能應變，所謂出使絕域的人，政府常常下诏征求，隻要自問自己有此才幹，可以自己報選。
又如軍隊裡要用軍事人才，或如黃河決口，需要曉習治水的人，大家知道有這種人才，大家可以舉，自己覺得有把握，自己也可直接來應選。
這是一種特殊的選舉。
後來又有一種有定期的選舉，那就是選舉孝廉。
漢代一向有诏令地方察舉孝子廉吏的。
但地方政府有時并不注意這件事，應選人也不輝盡：何帝時，曾下了一次诏書，大意說：你們偌大一個郡，若說竟沒有一個孝子一個廉吏可以察舉到朝廷，那是太說不過去的事。
而且地方長官的職責，不僅在管理行政，還該替國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内，連一個孝子一個廉吏都選不出，可見是沒有盡到長官的責任。
與時漢武帝就下令叫大家公議，不舉孝子廉吏的地方長官應如何處罰。
這一來，就無形中形成了一種有定期的選舉。
無論如何，每郡每年都要舉出一個兩個孝子廉吏來塞責。
漢代一百多個郡，至少每年要優良百多孝廉舉上朝廷。
這些人到了朝廷，并不能像賢良般有較好較快的出身，他們大地還是安插在皇宮裡做一個郎官。
如是則一個太學生，當他分發到地方政府充當吏屬之後，他仍還有希望被察舉到皇宮裡做一個郎。
待他在郎署服務幾年，再分發出去。
自從武帝以後，漢代逐漸形成了一種一年一舉的郡國孝廉，至少每年各郡要新進兩百多個孝廉入郎署，十幾年就要有兩千個。
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