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短篇小說的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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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曆史的”人物(如虬髯客、紅拂是)穿插夾混,叫人看了竟像那時真有這些人物事實。

    但寫到後來,虬髯客飄然去了,依舊是唐太宗得了天下,一毫不違背曆史的事實。

    這是“曆史小說”的方法,便是《虬髯客傳》的第二層長處。

    此外還有一層好處。

    唐以前的小說,無論散文韻文,都隻能叙事,不能用全副氣力描寫人物。

    《虬髯客傳》寫虬髯客極有神氣,自不用說了。

    就是寫紅拂、李靖等“配角”,也都有自性的神情風度。

    這種“寫生”手段,便是這篇的第三層長處。

    有這三層長處,所以我敢斷定這篇《虬髯客傳》是唐代第一篇“短篇小說”。

    宋朝是“章回小說”發生的時代。

    如《宣和遺事》和《五代史平話》等書,都是後世“章回小說”的始祖。

    《宣和遺事》中記楊志賣刀殺人,晁蓋等八人路劫生辰綱,宋江殺閻婆惜諸段,便是施耐庵《水浒傳》的稿本。

    從《宣和遺事》變成《水浒傳》,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大進步。

    但宋朝是“雜記小說”極盛的時代,故《宣和遺事》等書,總脫不了“雜記體”的性質,都是上段不接下段,沒有結構布局的。

    宋朝的“雜記小說”頗多好的,但都不配稱做“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是有結構局勢的;是用全副精神氣力貫注到一段最精采的事實上的。

    “雜記小說”是東記一段,西記一段,如一盤散沙,如一篇零用賬,全無局勢結構的。

    這個區别,不可忘記。

     明、清兩朝的“短篇小說”,可分白話與文言兩種。

    白話的“短篇小說”可用《今古奇觀》作代表。

    《今古奇觀》是明末的書,大概不全是一人的手筆(如《杜十娘》一篇,用文言極多,遠不如《賣油郎》,似出兩人手筆)。

    書中共有四十篇小說,大要可分兩派:一是演述舊作的,一是自己創作的。

    如《吳保安棄家贖友》一篇,全是演唐人的《吳保安傳》,不過添了一些瑣屑節目罷了。

    但是這些加添的瑣屑節目,便是文學的進步。

    《水浒》所以比《史記》更好,隻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

    《水浒》所以比《宣和遺事》更好,也隻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

    從唐人的吳保安,變成《今古奇觀》的吳保安;從唐人的李汧公,變成《今古奇觀》的李汧公;從漢人的伯牙子期,變成《今古奇觀》的伯牙子期——這都是文學由略而詳,由粗枝大葉而瑣屑細節的進步。

    此外那些明人自己創造的小說,如《賣油郎》,如《洞庭紅》,如《喬太守》,如《念親恩孝女藏兒》,都可稱很好的“短篇小說”。

    依我看來,《今古奇觀》的四十篇之中,布局以《喬太守》為最工,寫生以《賣油郎》為最工。

    《喬太守》一篇,用一個李都管做全篇的線索,是有意安排的結構。

    《賣油郎》一篇寫秦重、花魁娘子、九媽、四媽,各到好處。

    《今古奇觀》中雖有很平常的小說(如《三孝廉》、《吳保安》、《羊角哀》諸篇),比起唐人的散文小說,已大有進步了。

    唐人的小說,最好的莫如《虬髯客傳》。

    但《虬髯客傳》寫的是英雄豪傑,容易見長。

    《今古奇觀》中大多數的小說,寫的都是瑣細的人情世故,不容易寫得好。

    唐人的小說大都屬于理想主義(如《虬髯客傳》、《紅線》、《聶隐娘》諸篇)。

    《今古奇觀》中如《賣油郎》、《徐老仆》、《喬太守》、《孝女藏兒》,便近于寫實主義了。

    至于由文言的唐人小說,變成白話的《今古奇觀》,寫物寫情,都更能曲折詳盡,那更是一大進步了。

     隻可惜白話的短篇小說,發達不久,便中止了。

    中止的原因,約有兩層。

    第一,因為白話的“章回小說”發達了,作小說的人往往把許多短篇略加組織,合成長篇。

    如《儒林外史》和《品花寶鑒》名為長篇的“章回小說”,其實都是許多短篇湊攏來的。

    這種雜湊的長篇小說的結果,反阻礙了白話短篇小說的發達了。

    第二,是因為明末清初的文人,很作了一些中上的文言短篇小說。

    如《虞初新志》、《虞初續志》、《聊齋志異》等書裡面,很有幾篇可讀的小說。

    比較看來,還該把《聊齋志異》來代表這兩朝的文言小說。

    《聊齋》裡面,如《續黃粱》、《胡四相公》、《青梅》、《促織》、《細柳》……諸篇,都可稱為“短篇小說”。

    《聊齋》的小說,平心而論,實在高出唐人的小說。

    蒲松齡雖喜說鬼狐,但他寫鬼狐卻都是人情世故,于理想主義之中,卻帶幾分寫實的性質。

    這實在是他的長處。

    隻可惜文言不是能寫人情世故的利器。

    到了後來,那些學《聊齋》的小說,更不值得提起了。

     這一篇乃是3月15日在北京大學國文研究所小說科講演的材料。

    原稿由研究員傅斯年君記出,載于《北京大學日刊》。

    今就傅君所記,略為更易,作為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