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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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異，斯學術亦異。
中國重和合，西方重分别。
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分門别類，務為專家，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
循至返讀古籍，格不相入。
此其影響将來學術之發展實大，不可不加以讨論。
晚清之末，中國有兩大學人，一康有為，一章炳麟。
其時已西化東漸，而兩人成學皆在國内，未出國門一步。
故其學皆承舊傳統。
康氏主今文經學，章氏則主古文經學。
而世風已變，兩人雖同治經學，其崇儒尊孔之意實不純，皆欲旁通釋氏以為變。
康氏著有《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并自号長素，其意已欲淩駕孔子。
其為《大同書》，雖據小戴《禮記·禮運篇》大同一語為号召，但其書内容多采釋氏。
惟康氏早已緻力實際政治，謀求變法維新，故其宏揚釋氏者并不顯。
章氏以為文排滿下獄，在獄中讀釋氏書，即一意尊釋，而排滿之意則無變。
自号太炎，乃尊顧炎武之不仕清廷，而亦顯有淩駕顧氏之意。
此下著書，皆崇釋抑儒，孔子地位遠在釋迦之下。
如其著《國故論衡》，一切中國舊傳統隻以國故二字括淨。
《論衡》則僅主批評，不加闡申。
故曰中國有一王充，乃可無恥。
其鄙斥傳統之意，則更昭之矣。
惟其書文字艱拗，故其風亦不揚。
章氏去日本，從學者甚衆，然皆務專門，鮮通學。
惟黃侃一人，最為章氏門人所敬，則以其猶守通學舊軌。
康氏門人少，惟梁啟超任公一人，早年曾去湘，故亦受湘學影響，知尊湘鄉曾氏。
先創《新民叢報》，後改為《國風報》。
創刊辭中大意謂，國風相異，英法皆然，中國亦當然。
其識卓矣。
後為歐洲戰役史論，叙述當時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來源，提綱挈領，要言不煩。
如任公，實當為一史學巨擘。
惜其一遵師旨從事變法維新之政治活動，未能專心為學，遂亦未臻于大成。
及第一次歐洲戰役既畢，任公遊歐歸來，草為《歐遊心影錄》一書。
大意謂，歐洲文化流弊已顯，中國文化再當宣揚。
其見解已遠超其師康有為遊歐歸來所草《十三國遊記》之上，而亦與太炎大不同。
惜任公為學，未精未純，又不壽，年未六十即辭世，此誠大可惋悼矣。
與梁任公同在北平講學者有王國維靜安。
先治西學，提倡《紅樓夢》。
新文學運動受其影響甚大。
然靜安終以專治國故，名震一世。
當時競治殷墟龜甲文，而國維教學者，應先通許氏《說文》為基礎。
可謂當矣。
惜靜安亦不壽，先任公而卒，亦大堪惋悼。
胡适之早年遊學美國，歸而任教于北京大學，時任公靜安亦同在北平。
适之以後生晚學，新歸國，即克與任公靜安鼎足并峙。
抑且其名乃漸超任公靜安而上之。
蓋自道鹹以來，内憂外患，紛起疊乘，國人思變心切，舊學日遭懷疑，群盼西化，能資拯救。
任公以舊學加入新思想，雖承其師康氏，而所學實有變。
适之則迳依西學來講國故，大體則有采于太炎之《國故論衡》。
惟适之不尊釋。
其主西化，亦不尊耶。
而其譏評國故，則激昂有更超太炎之上者。
獨靜安于時局政事遠離，而曾為宣統師，乃至以留辮投湖自盡。
故三人中，适之乃獨為一時想望所歸。
而新文化運動乃竟掩脅塵嚣，無與抗衡。
風氣之變，亦誠有難言者。
舊學宏博，既需會通，又求切合時宜，其事不易。
尋瑕索疵，漫肆批評，則不難。
适之又提倡新文學白話文，可以脫離舊學大傳統，不經勤學，即成專家。
誰不願踴躍以赴，其門弟子顧颉剛，承康氏托古改制義，唱為疑古，著《古史辨》一書，尤不胫而走，馳譽海内外，與适之齊名。
同時有馮友蘭芝生，繼适之《中國哲學史》首冊之後，續為《中國哲學史》一書，書中多采任公諸人批駁胡氏意，其書亦與适之書同負盛名。
對日抗戰時，餘與芝生同在湘之南嶽，以新撰《新理學》手稿示餘，囑參加意見。
餘告以君書批評朱子
中國重和合，西方重分别。
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分門别類，務為專家，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
循至返讀古籍，格不相入。
此其影響将來學術之發展實大，不可不加以讨論。
晚清之末，中國有兩大學人，一康有為，一章炳麟。
其時已西化東漸，而兩人成學皆在國内，未出國門一步。
故其學皆承舊傳統。
康氏主今文經學，章氏則主古文經學。
而世風已變，兩人雖同治經學，其崇儒尊孔之意實不純，皆欲旁通釋氏以為變。
康氏著有《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并自号長素，其意已欲淩駕孔子。
其為《大同書》，雖據小戴《禮記·禮運篇》大同一語為号召，但其書内容多采釋氏。
惟康氏早已緻力實際政治，謀求變法維新，故其宏揚釋氏者并不顯。
章氏以為文排滿下獄，在獄中讀釋氏書，即一意尊釋，而排滿之意則無變。
自号太炎，乃尊顧炎武之不仕清廷，而亦顯有淩駕顧氏之意。
此下著書，皆崇釋抑儒，孔子地位遠在釋迦之下。
如其著《國故論衡》，一切中國舊傳統隻以國故二字括淨。
《論衡》則僅主批評，不加闡申。
故曰中國有一王充，乃可無恥。
其鄙斥傳統之意，則更昭之矣。
惟其書文字艱拗，故其風亦不揚。
章氏去日本，從學者甚衆，然皆務專門，鮮通學。
惟黃侃一人，最為章氏門人所敬，則以其猶守通學舊軌。
康氏門人少，惟梁啟超任公一人，早年曾去湘，故亦受湘學影響，知尊湘鄉曾氏。
先創《新民叢報》，後改為《國風報》。
創刊辭中大意謂，國風相異，英法皆然，中國亦當然。
其識卓矣。
後為歐洲戰役史論，叙述當時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來源，提綱挈領，要言不煩。
如任公，實當為一史學巨擘。
惜其一遵師旨從事變法維新之政治活動，未能專心為學，遂亦未臻于大成。
及第一次歐洲戰役既畢，任公遊歐歸來，草為《歐遊心影錄》一書。
大意謂，歐洲文化流弊已顯，中國文化再當宣揚。
其見解已遠超其師康有為遊歐歸來所草《十三國遊記》之上，而亦與太炎大不同。
惜任公為學，未精未純，又不壽，年未六十即辭世，此誠大可惋悼矣。
與梁任公同在北平講學者有王國維靜安。
先治西學，提倡《紅樓夢》。
新文學運動受其影響甚大。
然靜安終以專治國故，名震一世。
當時競治殷墟龜甲文，而國維教學者，應先通許氏《說文》為基礎。
可謂當矣。
惜靜安亦不壽，先任公而卒，亦大堪惋悼。
胡适之早年遊學美國，歸而任教于北京大學，時任公靜安亦同在北平。
适之以後生晚學，新歸國，即克與任公靜安鼎足并峙。
抑且其名乃漸超任公靜安而上之。
蓋自道鹹以來，内憂外患，紛起疊乘，國人思變心切，舊學日遭懷疑，群盼西化，能資拯救。
任公以舊學加入新思想，雖承其師康氏，而所學實有變。
适之則迳依西學來講國故，大體則有采于太炎之《國故論衡》。
惟适之不尊釋。
其主西化，亦不尊耶。
而其譏評國故，則激昂有更超太炎之上者。
獨靜安于時局政事遠離，而曾為宣統師，乃至以留辮投湖自盡。
故三人中，适之乃獨為一時想望所歸。
而新文化運動乃竟掩脅塵嚣，無與抗衡。
風氣之變，亦誠有難言者。
舊學宏博，既需會通，又求切合時宜，其事不易。
尋瑕索疵，漫肆批評，則不難。
适之又提倡新文學白話文，可以脫離舊學大傳統，不經勤學，即成專家。
誰不願踴躍以赴，其門弟子顧颉剛，承康氏托古改制義，唱為疑古，著《古史辨》一書，尤不胫而走，馳譽海内外，與适之齊名。
同時有馮友蘭芝生，繼适之《中國哲學史》首冊之後，續為《中國哲學史》一書，書中多采任公諸人批駁胡氏意，其書亦與适之書同負盛名。
對日抗戰時，餘與芝生同在湘之南嶽，以新撰《新理學》手稿示餘，囑參加意見。
餘告以君書批評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