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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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人要舉動，口氣，身分，才性，……都要有個性的區别：件件都是林黛玉，決不是薛寶钗；件件都是武松，決不是李逵。
寫境要一喧，一靜，一石，一山，一雲，一鳥，……也都要有個性的區别：《老殘遊記》的大明湖，決不是西湖，也決不是洞庭湖：《紅樓夢》裡的家庭，決不是《金瓶梅》裡的家庭。
寫事要線索分明，頭緒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
寫情要真，要精，要細膩婉轉，要淋漓盡緻。
——有時須用境寫人，用情寫人，用事寫人；有時須用人寫境，用事寫境，用情寫境；……這裡面的千變萬化，一言難盡。
如今且回到本文。
我上文說的：創造新文學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
方法的大緻，我剛才說了。
如今且問，怎樣預備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學方法？我仔細想來，隻有一條法子：就是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
我這個主張，有兩層理由： 第一，中國文學的方法實在不完備，不夠作我們的模範。
即以體裁而論，散文隻有短篇，沒有布置周密，論理精嚴，首尾不懈的長篇；韻文隻有抒情詩，絕少紀事詩，長篇詩更不曾有過；戲本更在幼稚時代，但略能紀事掉文，全不懂結構；小說好的，隻不過三四部，這三四部之中，還有許多疵病；至于最精采的“短篇小說”，“獨幕戲”，更沒有了。
若從材料一方面看來，中國文學更沒有做模範的價值。
才子佳人，封王挂帥的小說；風花雪月，塗脂抹粉的詩；不能說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學這個，學那個的一切文學：這些文字，簡直無一毫材料可說。
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幾首實在好的詩之外，幾乎沒有一篇東西當得“布局”兩個字！——所以我說，從文學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國的文學實在不夠給我們作模範。
第二，西洋的文學方法，比我們的文學，實在完備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
即以散文而論，我們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國的倍根（Bacon）和法國的孟太恩（Montaigne），至于像柏拉圖（Plato）的“主客體”，赫胥黎（Huxley）等的科學文字，包士威爾（Boswell）和莫烈（Morley）等的長篇傳記，彌兒（Mill）、弗林克令（Franklin）、吉朋（Gibbon）等的“自傳”，太恩（Taine）和白克兒（Buckle）等的史論；……都是中國從不曾夢見過的體裁。
更以戲劇而論，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臘戲曲，一切結構的工夫，描寫的工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
近代的蕭士比亞（Shakespeare）和莫逆爾（Moliere）更不用說了，最近六十年來，歐洲的散文戲本，千變萬化，遠勝古代，體裁也更發達了，最重要的，如“問題戲”，專研究社會的種種重要問題；“象征戲”（SymbolieDrama），專以美術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戲本；“心理戲”，專描寫種種複雜的心境，作極精密的解剖；“諷刺戲”，用嬉笑怒罵的文章，達憤世救世的苦心：——我寫到這裡，忽然想起今天梅蘭芳正在唱新編的《天女散花》，上海的人還正在等着看新排的《多爾滾》呢！我也不往下數了。
——更以小說而論，那材料之精确，體裁之完備，命意之高超，描寫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細密，社會問題讨論之透切，……真是美不勝收。
至于近百年新創的“短篇小說”，真如芥子裡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煉的精金，曲折委婉，無所不可：真可說是開千古未有的創局，掘百世不竭的寶藏。
——以上所說，大旨隻在約略表示西洋文學方法的完備，因為西洋文學真有許多可給我們作模範的好處，所以我說：我們如果真要研究文學的方法，不可不趕緊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
現在中國所譯的西洋文學書，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少。
我且拟幾條翻譯西洋文學名著的辦法如下： （1）隻譯名家著作，不譯第二流以下的著作我以為國内真懂得西洋文學的學者應該開一會議，公共選定若幹種不可不譯的第一流文學名著：約數如一百種長篇小說，五百篇短篇小說，三百種戲劇，五十家散文，為第一部“西洋文學叢書”，期五年譯完，再選第二部。
譯成之稿，由這幾位學者審查，并一一為作長序及著者略傳，然後付印；其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選。
詩歌一類，不易翻譯，隻可從緩。
（2）全用白話韻文之戲曲，也都譯為白話散文用古文譯書，必失原文的好處。
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論。
前天看見一部偵探小說《圓室案》中，寫一位偵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
不知道這位偵探穿的是不是康橋大學的廣袖制服！——這樣譯書，不如不譯。
又如林琴南把蕭士比亞的戲曲，譯成了記叙體的古文！這真是蕭士比亞的大罪人，罪在《圓室案》譯者之上！ （3）創造上面所說工具與方法兩項，都隻是創造新文學的預備。
工具用得純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創造中國的新文學。
至于創造新文學是怎樣一回事，我可不配開口了。
我以為現在的中國，還沒有做到實行預備創造新文學的地步，盡可不必空談創造的方法和創造的手段，我們現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兩步預備的工夫罷！ 民國七年四月 （原載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寫境要一喧，一靜，一石，一山，一雲，一鳥，……也都要有個性的區别：《老殘遊記》的大明湖，決不是西湖，也決不是洞庭湖：《紅樓夢》裡的家庭，決不是《金瓶梅》裡的家庭。
寫事要線索分明，頭緒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
寫情要真，要精，要細膩婉轉，要淋漓盡緻。
——有時須用境寫人，用情寫人，用事寫人；有時須用人寫境，用事寫境，用情寫境；……這裡面的千變萬化，一言難盡。
如今且回到本文。
我上文說的：創造新文學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
方法的大緻，我剛才說了。
如今且問，怎樣預備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學方法？我仔細想來，隻有一條法子：就是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
我這個主張，有兩層理由： 第一，中國文學的方法實在不完備，不夠作我們的模範。
即以體裁而論，散文隻有短篇，沒有布置周密，論理精嚴，首尾不懈的長篇；韻文隻有抒情詩，絕少紀事詩，長篇詩更不曾有過；戲本更在幼稚時代，但略能紀事掉文，全不懂結構；小說好的，隻不過三四部，這三四部之中，還有許多疵病；至于最精采的“短篇小說”，“獨幕戲”，更沒有了。
若從材料一方面看來，中國文學更沒有做模範的價值。
才子佳人，封王挂帥的小說；風花雪月，塗脂抹粉的詩；不能說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學這個，學那個的一切文學：這些文字，簡直無一毫材料可說。
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幾首實在好的詩之外，幾乎沒有一篇東西當得“布局”兩個字！——所以我說，從文學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國的文學實在不夠給我們作模範。
第二，西洋的文學方法，比我們的文學，實在完備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
即以散文而論，我們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國的倍根（Bacon）和法國的孟太恩（Montaigne），至于像柏拉圖（Plato）的“主客體”，赫胥黎（Huxley）等的科學文字，包士威爾（Boswell）和莫烈（Morley）等的長篇傳記，彌兒（Mill）、弗林克令（Franklin）、吉朋（Gibbon）等的“自傳”，太恩（Taine）和白克兒（Buckle）等的史論；……都是中國從不曾夢見過的體裁。
更以戲劇而論，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臘戲曲，一切結構的工夫，描寫的工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
近代的蕭士比亞（Shakespeare）和莫逆爾（Moliere）更不用說了，最近六十年來，歐洲的散文戲本，千變萬化，遠勝古代，體裁也更發達了，最重要的，如“問題戲”，專研究社會的種種重要問題；“象征戲”（SymbolieDrama），專以美術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戲本；“心理戲”，專描寫種種複雜的心境，作極精密的解剖；“諷刺戲”，用嬉笑怒罵的文章，達憤世救世的苦心：——我寫到這裡，忽然想起今天梅蘭芳正在唱新編的《天女散花》，上海的人還正在等着看新排的《多爾滾》呢！我也不往下數了。
——更以小說而論，那材料之精确，體裁之完備，命意之高超，描寫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細密，社會問題讨論之透切，……真是美不勝收。
至于近百年新創的“短篇小說”，真如芥子裡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煉的精金，曲折委婉，無所不可：真可說是開千古未有的創局，掘百世不竭的寶藏。
——以上所說，大旨隻在約略表示西洋文學方法的完備，因為西洋文學真有許多可給我們作模範的好處，所以我說：我們如果真要研究文學的方法，不可不趕緊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
現在中國所譯的西洋文學書，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少。
我且拟幾條翻譯西洋文學名著的辦法如下： （1）隻譯名家著作，不譯第二流以下的著作我以為國内真懂得西洋文學的學者應該開一會議，公共選定若幹種不可不譯的第一流文學名著：約數如一百種長篇小說，五百篇短篇小說，三百種戲劇，五十家散文，為第一部“西洋文學叢書”，期五年譯完，再選第二部。
譯成之稿，由這幾位學者審查，并一一為作長序及著者略傳，然後付印；其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選。
詩歌一類，不易翻譯，隻可從緩。
（2）全用白話韻文之戲曲，也都譯為白話散文用古文譯書，必失原文的好處。
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論。
前天看見一部偵探小說《圓室案》中，寫一位偵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
不知道這位偵探穿的是不是康橋大學的廣袖制服！——這樣譯書，不如不譯。
又如林琴南把蕭士比亞的戲曲，譯成了記叙體的古文！這真是蕭士比亞的大罪人，罪在《圓室案》譯者之上！ （3）創造上面所說工具與方法兩項，都隻是創造新文學的預備。
工具用得純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創造中國的新文學。
至于創造新文學是怎樣一回事，我可不配開口了。
我以為現在的中國，還沒有做到實行預備創造新文學的地步，盡可不必空談創造的方法和創造的手段，我們現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兩步預備的工夫罷！ 民國七年四月 （原載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