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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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學改良刍議》發表以來，已有一年多了。
這十幾個月之中，這個問題居然引起了許多很有價值的讨論，居然受了許多很可使人樂觀的響應。
我想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從破壞一方面下手。
但是我們仔細看來，現在的舊派文學實在不值得一駁。
什麼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選》派的文學哪，江西派的詩哪，夢窗派的詞哪，《聊齋志異》派的小說哪，——都沒有破壞的價值。
他們所以還能存在國中，正因為現在還沒有一種真有價值，真有生氣，真可算作文學的新文學起來代他們的位置。
有了這種“真文學”和“活文學”，那些“假文學”和“死文學”，自然會消滅了。
所以我望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對于那些腐敗文學，個個都該存一個“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
我現在做這篇文章的宗旨，在于貢獻我對于建設新文學的意見。
我且先把我從前所主張破壞的八事引來做參考的資料： 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語爛調。
五，不重對偶：——文須廢骈，詩須廢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話俗字。
這是我的“八不主義”，是單從消極的，破壞的一方面着想的。
自從去年歸國以後，我在各處演說文學革命，便把這“八不主義”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氣，又總括作四條，如下： 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
這是“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一條的變相。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這是（二）（三）（四）（五）（六）諸條的變相。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别說别人的話。
這是“不摹仿古人”一條的變相。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
這是“不避俗話俗字”的變相。
這是一半消極，一半積極的主張。
一筆表過，且說正文。
2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隻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隻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
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
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
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
這是我這一篇文字的大旨。
我曾仔細研究：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道：“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
死文字決不能産出活文學。
所以中國這二千年隻有些死文學，隻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
” 我們為什麼愛讀《木蘭辭》和《孔雀東南飛》呢？因為這兩首詩是用白話做的。
為什麼愛讀陶淵明的詩和李後主的詞呢？因為他們的詩詞是用白話做的。
為什麼愛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諸詩呢？因為他們都是用白話做的。
為什麼不愛韓愈的《南山》呢？因為他用的是死字死話。
……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于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于白話的。
其餘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學：何以《水浒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可以稱為“活文學”呢？因為他們都是用一種活文字做的。
若是施耐庵、吳承恩、吳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書，他們的小說一定不會有這樣生命，一定不會有這樣價值。
讀者不要誤會；我并不曾說凡是用白話做的書都是有價值有生命的。
我說的是：用死了的文言決不能做出有生命有價值的文學來。
這一千多年的文學，凡是有真正文學價值的，沒有一種不帶有白話的性質，沒有一種不靠這個“白話性質”的幫助。
換言之：白話能産出有價值的文學，也能産出沒有價值的文學；可以産出《儒林外史》，也可以産出《肉蒲團》。
但是那已死的文言隻能産出沒有價值沒有生命的文學，決不能産出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隻能做幾篇《拟韓退之原道》或《拟陸士衡拟古》，決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
若有人不信這話，可先讀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傳》，再讀《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傳》，便可知道死文學和活文學的分别了。
為什麼死文字不能産生活文學呢？這都由于文學的性質。
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于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
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的文言。
明明是客子思家，他們須說“王粲登樓”，“仲宣作賦”；明明是送别，他們卻須說“《陽關》三疊”，“一曲《渭城》”；明明是賀陳寶琛七十歲生日，他們卻須說是賀伊尹周公傅說。
更可笑的：明明是鄉下老太婆說話，他們卻要叫他打起唐宋八家的古文腔兒；明明是極下流的妓女說話，他們卻要他打起胡天遊、洪亮吉的骈文調子！……請問這樣做文章如何能達意表情呢？既不能達意，既不能表情，那裡還有文學呢？即如那《儒林外史》裡的王冕，是一個有感情，有血氣，能生動，能談笑的活人。
這都因為做書的人能用活言語活文
這十幾個月之中，這個問題居然引起了許多很有價值的讨論，居然受了許多很可使人樂觀的響應。
我想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從破壞一方面下手。
但是我們仔細看來，現在的舊派文學實在不值得一駁。
什麼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選》派的文學哪，江西派的詩哪，夢窗派的詞哪，《聊齋志異》派的小說哪，——都沒有破壞的價值。
他們所以還能存在國中，正因為現在還沒有一種真有價值，真有生氣，真可算作文學的新文學起來代他們的位置。
有了這種“真文學”和“活文學”，那些“假文學”和“死文學”，自然會消滅了。
所以我望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對于那些腐敗文學，個個都該存一個“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
我現在做這篇文章的宗旨，在于貢獻我對于建設新文學的意見。
我且先把我從前所主張破壞的八事引來做參考的資料： 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語爛調。
五，不重對偶：——文須廢骈，詩須廢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話俗字。
這是我的“八不主義”，是單從消極的，破壞的一方面着想的。
自從去年歸國以後，我在各處演說文學革命，便把這“八不主義”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氣，又總括作四條，如下： 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
這是“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一條的變相。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這是（二）（三）（四）（五）（六）諸條的變相。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别說别人的話。
這是“不摹仿古人”一條的變相。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
這是“不避俗話俗字”的變相。
這是一半消極，一半積極的主張。
一筆表過，且說正文。
2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隻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隻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
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
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
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
這是我這一篇文字的大旨。
我曾仔細研究：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道：“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
死文字決不能産出活文學。
所以中國這二千年隻有些死文學，隻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
” 我們為什麼愛讀《木蘭辭》和《孔雀東南飛》呢？因為這兩首詩是用白話做的。
為什麼愛讀陶淵明的詩和李後主的詞呢？因為他們的詩詞是用白話做的。
為什麼愛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諸詩呢？因為他們都是用白話做的。
為什麼不愛韓愈的《南山》呢？因為他用的是死字死話。
……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于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于白話的。
其餘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學：何以《水浒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可以稱為“活文學”呢？因為他們都是用一種活文字做的。
若是施耐庵、吳承恩、吳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書，他們的小說一定不會有這樣生命，一定不會有這樣價值。
讀者不要誤會；我并不曾說凡是用白話做的書都是有價值有生命的。
我說的是：用死了的文言決不能做出有生命有價值的文學來。
這一千多年的文學，凡是有真正文學價值的，沒有一種不帶有白話的性質，沒有一種不靠這個“白話性質”的幫助。
換言之：白話能産出有價值的文學，也能産出沒有價值的文學；可以産出《儒林外史》，也可以産出《肉蒲團》。
但是那已死的文言隻能産出沒有價值沒有生命的文學，決不能産出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隻能做幾篇《拟韓退之原道》或《拟陸士衡拟古》，決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
若有人不信這話，可先讀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傳》，再讀《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傳》，便可知道死文學和活文學的分别了。
為什麼死文字不能産生活文學呢？這都由于文學的性質。
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于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
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的文言。
明明是客子思家，他們須說“王粲登樓”，“仲宣作賦”；明明是送别，他們卻須說“《陽關》三疊”，“一曲《渭城》”；明明是賀陳寶琛七十歲生日，他們卻須說是賀伊尹周公傅說。
更可笑的：明明是鄉下老太婆說話，他們卻要叫他打起唐宋八家的古文腔兒；明明是極下流的妓女說話，他們卻要他打起胡天遊、洪亮吉的骈文調子！……請問這樣做文章如何能達意表情呢？既不能達意，既不能表情，那裡還有文學呢？即如那《儒林外史》裡的王冕，是一個有感情，有血氣，能生動，能談笑的活人。
這都因為做書的人能用活言語活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