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小說創作
關燈
小
中
大
是‘風雨如晦’，但已經‘雞鳴不已’。
”可惜作者後來并沒有按計劃寫下去。
姚雪垠這個時期還寫有中篇《記盧熔軒》和短篇《人性的恢複》等。
前者是一個愛國科學家的傳記小說，後者則從一個側面揭露了國民黨對進步文化人實行特務統治的殘暴手段。
都有一定的可取之處。
抗戰勝利前後曾以揭露國統區黑暗現實而産生較大影響的，還有張恨水的長篇《八十一夢》、《五子登科》。
張恨水(1895—1967)是一位多産的小說家，是三四十年代出現的由鴛鴦蝴蝶派向新小說過渡的代表性作家。
他的早期作品有長篇小說《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
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新聞報》副刊《快活林》上連載的《啼笑因緣》，曾經風行一時，還被改編為戲劇、評彈和拍攝成電影。
這個以樊家樹為主軸的多角戀愛故事，曾使畸形的舊中國産生一批“啼笑因緣迷”。
這是因為它将纏綿悱恻的言情小說和鋤強扶弱的武俠傳奇熔于一爐。
樊家樹這個殷實富戶的少爺的所謂“平民思想”的慷慨恩賜，使一部分有産者感到顔面增光；而他的卑躬下士和關氏父女的行俠好義，使找不到出路的小市民階層得到短暫的興奮與陶醉。
小說對軍閥的飛揚跋扈和醜惡生活有所暴露，在結構技巧上也有可取之處。
“九一八事變後，有些鴛鴦蝴蝶派作者從事“國難小說”的創作，張恨水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一個。
他這類配合時事之作，大都收在短篇小說集《彎弓集》中。
他曾自我剖白：在“烽煙滿目，山河破碎”，“寇氛日深，民無死所”的國難時期，“心如火焚”，要以小說“喚醒國人”，盡一點“鼓勵民氣”的責任。
但張恨水的以抗日為題材的作品往往追求“故事能在抗戰言情上兼有者”，以吸引他們特有的讀者層。
《大江東去》叙寫一個女子和兩個抗戰軍人之間的糾葛。
作者主觀上想反映抗戰軍人以國家大局為重，不受女子朝秦暮楚的播弄，實際上隻是以抗戰為背景的多角言情小說；但其中寫南京失陷時日寇滅絕人性的大屠城的片段，很有控訴力量。
《熱血之花》先是劇本體裁，後又由作者改寫為同名長篇，同樣也跳不出“抗戰加言情”的窠臼。
這些作品大都根據第二、三手材料寫成，往往缺乏生活實感。
一九三九年所寫的《巷戰之夜》(又名《沖鋒》、《天津衛》)，是他的抗戰題材中很值得注意的作品。
小說以教員張競存為主人公，寫他如何成為一支自發的遊擊隊支隊長的經曆。
作品較為真實地反映了日寇侵占天津時的狂轟濫炸和血腥殺戮，用滿腔熱情的筆觸，刻劃下級官兵與天津人民同心協力浴血巷戰，抗擊侵略者。
這部中篇基本上沒有鴛鴦蝴蝶派的陳腔俗套，很是難能可貴。
張恨水在抗戰時期的另一類較有影響的題材是社會諷刺小說。
《八十一夢》以夢幻的形式，有時參照《西遊記》、《鏡花緣》、《儒林外史》及近代譴責小說的筆法，站在清貧的小市民的立場諷刺國民黨貪官污吏以及大後方官紳的紙醉金迷的腐朽生活。
這類題材在抗戰勝利後，還作過進一步的開掘。
《五子登科》就是反映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接收專員”沉醉于“金子、女子、房子、車子、條子”的荒淫靡爛的生活之中，具有一定的揭露作用。
魯迅曾說：“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隻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
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
”(重點原有——引者注)張恨水在抗戰時期的作品顯示了他是一位具有愛國心的作家，在時代的教育和磨煉下，獲得了可喜的進步。
同過去每個曆史時期一樣，抗戰後期和解放戰争時期，在老一輩作家扶植幫助下，新人新作不斷湧現。
茅盾主編的《文陣新輯》、《小說》、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以群主編的《新綠文叢》、夏衍主編的《華商報》副刊，以及胡風主編的《七月新叢》等叢書、刊物，都重視刊登、出版新作者的作品。
郁茹、路翎、谷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走進文壇的。
他們的小說盡管在思想上藝術上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但都以新穎的藝術特色。
力圖反映中國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偉大時代的風貌。
郁茹的中篇小說《遙遠的愛》，一九四四年在茅盾主編的《文陣新輯》上發表，不久又出版了單行本，受到當時文藝界和知識青年的重視。
這部小說具有明快的風格和深厚的氣魄，通過細膩的心理刻劃、強烈的抒情描寫和人物性格的相互對比、襯托，表現出身于小資産階級的女青年知識分子羅維娜，如何突破私愛的小天地走上争取民族解放的大道，熱烈歌頌羅維娜敢于反抗惡劣環境的倔強意志和獻身于民族解放事業的商尚品格，小說從羅維娜離開重慶的小家乘船去外地參加抗日宣傳工作開始寫起，回叙了她的身世，然後用俊逸的筆調描寫她反抗惡劣環境和擺脫私愛纏繞時激蕩的内心鬥争，最後以羅維娜在哥哥幫助下遠赴浙西參加遊擊隊作結束。
小說中羅維娜這個青年婦女的形象性格鮮明、有血有肉，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
茅盾曾指出：“我們所以感到喜悅的，是因為這一部小說給我們這偉大時代的新型的女性描出了一個明晰的面目來了。
……通過了仔細分析的内心鬥争的過程，我們看見一個昂首闊步的新女性堅定地趕上了時代的主潮，——全身心貢獻給民族。
”(注：茅盾：《關于〈遙遠的愛〉》)這部小說之所以能比較成功地塑造出羅維娜的形象，是由于作者極其熟悉羅維娜這類女性的思想和生活。
作者說：“在我寫它時，我隻想借着維娜提出一個問題，也是想介紹在現社會中艱苦掙紮的女性底一部奮鬥史。
維娜不是一個女性的片面描寫，而是我曆年來在各種生活的重壓下看到的無數女性的一個綜合。
”(注：郁茹：《遙遠的愛·再版題記》)這部小說思想上藝術上都存在一些缺點，如結構不夠完整，除羅維娜外其他形象都比較概念化，羅維娜的内心矛盾缺乏充分的現實依據。
但是小說歌頌了為民族解放獻身的精神，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是有啟發鼓舞作用的。
解放戰争期間，郁茹發表了中篇小說《龍頭山下》，描寫浙西農村一個家庭在抗戰前後發生了階級分化，父親發了國難财，當上反動官僚，兒子走上龍頭山，參加遊擊隊。
小說富有生活氣息和地方色彩，通過這個
”可惜作者後來并沒有按計劃寫下去。
姚雪垠這個時期還寫有中篇《記盧熔軒》和短篇《人性的恢複》等。
前者是一個愛國科學家的傳記小說，後者則從一個側面揭露了國民黨對進步文化人實行特務統治的殘暴手段。
都有一定的可取之處。
抗戰勝利前後曾以揭露國統區黑暗現實而産生較大影響的，還有張恨水的長篇《八十一夢》、《五子登科》。
張恨水(1895—1967)是一位多産的小說家，是三四十年代出現的由鴛鴦蝴蝶派向新小說過渡的代表性作家。
他的早期作品有長篇小說《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
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新聞報》副刊《快活林》上連載的《啼笑因緣》，曾經風行一時，還被改編為戲劇、評彈和拍攝成電影。
這個以樊家樹為主軸的多角戀愛故事，曾使畸形的舊中國産生一批“啼笑因緣迷”。
這是因為它将纏綿悱恻的言情小說和鋤強扶弱的武俠傳奇熔于一爐。
樊家樹這個殷實富戶的少爺的所謂“平民思想”的慷慨恩賜，使一部分有産者感到顔面增光；而他的卑躬下士和關氏父女的行俠好義，使找不到出路的小市民階層得到短暫的興奮與陶醉。
小說對軍閥的飛揚跋扈和醜惡生活有所暴露，在結構技巧上也有可取之處。
“九一八事變後，有些鴛鴦蝴蝶派作者從事“國難小說”的創作，張恨水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一個。
他這類配合時事之作，大都收在短篇小說集《彎弓集》中。
他曾自我剖白：在“烽煙滿目，山河破碎”，“寇氛日深，民無死所”的國難時期，“心如火焚”，要以小說“喚醒國人”，盡一點“鼓勵民氣”的責任。
但張恨水的以抗日為題材的作品往往追求“故事能在抗戰言情上兼有者”，以吸引他們特有的讀者層。
《大江東去》叙寫一個女子和兩個抗戰軍人之間的糾葛。
作者主觀上想反映抗戰軍人以國家大局為重，不受女子朝秦暮楚的播弄，實際上隻是以抗戰為背景的多角言情小說；但其中寫南京失陷時日寇滅絕人性的大屠城的片段，很有控訴力量。
《熱血之花》先是劇本體裁，後又由作者改寫為同名長篇，同樣也跳不出“抗戰加言情”的窠臼。
這些作品大都根據第二、三手材料寫成，往往缺乏生活實感。
一九三九年所寫的《巷戰之夜》(又名《沖鋒》、《天津衛》)，是他的抗戰題材中很值得注意的作品。
小說以教員張競存為主人公，寫他如何成為一支自發的遊擊隊支隊長的經曆。
作品較為真實地反映了日寇侵占天津時的狂轟濫炸和血腥殺戮，用滿腔熱情的筆觸，刻劃下級官兵與天津人民同心協力浴血巷戰，抗擊侵略者。
這部中篇基本上沒有鴛鴦蝴蝶派的陳腔俗套，很是難能可貴。
張恨水在抗戰時期的另一類較有影響的題材是社會諷刺小說。
《八十一夢》以夢幻的形式，有時參照《西遊記》、《鏡花緣》、《儒林外史》及近代譴責小說的筆法，站在清貧的小市民的立場諷刺國民黨貪官污吏以及大後方官紳的紙醉金迷的腐朽生活。
這類題材在抗戰勝利後，還作過進一步的開掘。
《五子登科》就是反映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接收專員”沉醉于“金子、女子、房子、車子、條子”的荒淫靡爛的生活之中，具有一定的揭露作用。
魯迅曾說：“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隻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
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
”(重點原有——引者注)張恨水在抗戰時期的作品顯示了他是一位具有愛國心的作家，在時代的教育和磨煉下，獲得了可喜的進步。
同過去每個曆史時期一樣，抗戰後期和解放戰争時期，在老一輩作家扶植幫助下，新人新作不斷湧現。
茅盾主編的《文陣新輯》、《小說》、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以群主編的《新綠文叢》、夏衍主編的《華商報》副刊，以及胡風主編的《七月新叢》等叢書、刊物，都重視刊登、出版新作者的作品。
郁茹、路翎、谷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走進文壇的。
他們的小說盡管在思想上藝術上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但都以新穎的藝術特色。
力圖反映中國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偉大時代的風貌。
郁茹的中篇小說《遙遠的愛》，一九四四年在茅盾主編的《文陣新輯》上發表，不久又出版了單行本，受到當時文藝界和知識青年的重視。
這部小說具有明快的風格和深厚的氣魄，通過細膩的心理刻劃、強烈的抒情描寫和人物性格的相互對比、襯托，表現出身于小資産階級的女青年知識分子羅維娜，如何突破私愛的小天地走上争取民族解放的大道，熱烈歌頌羅維娜敢于反抗惡劣環境的倔強意志和獻身于民族解放事業的商尚品格，小說從羅維娜離開重慶的小家乘船去外地參加抗日宣傳工作開始寫起，回叙了她的身世，然後用俊逸的筆調描寫她反抗惡劣環境和擺脫私愛纏繞時激蕩的内心鬥争，最後以羅維娜在哥哥幫助下遠赴浙西參加遊擊隊作結束。
小說中羅維娜這個青年婦女的形象性格鮮明、有血有肉，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
茅盾曾指出：“我們所以感到喜悅的，是因為這一部小說給我們這偉大時代的新型的女性描出了一個明晰的面目來了。
……通過了仔細分析的内心鬥争的過程，我們看見一個昂首闊步的新女性堅定地趕上了時代的主潮，——全身心貢獻給民族。
”(注：茅盾：《關于〈遙遠的愛〉》)這部小說之所以能比較成功地塑造出羅維娜的形象，是由于作者極其熟悉羅維娜這類女性的思想和生活。
作者說：“在我寫它時，我隻想借着維娜提出一個問題，也是想介紹在現社會中艱苦掙紮的女性底一部奮鬥史。
維娜不是一個女性的片面描寫，而是我曆年來在各種生活的重壓下看到的無數女性的一個綜合。
”(注：郁茹：《遙遠的愛·再版題記》)這部小說思想上藝術上都存在一些缺點，如結構不夠完整，除羅維娜外其他形象都比較概念化，羅維娜的内心矛盾缺乏充分的現實依據。
但是小說歌頌了為民族解放獻身的精神，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是有啟發鼓舞作用的。
解放戰争期間，郁茹發表了中篇小說《龍頭山下》，描寫浙西農村一個家庭在抗戰前後發生了階級分化，父親發了國難财，當上反動官僚，兒子走上龍頭山，參加遊擊隊。
小說富有生活氣息和地方色彩，通過這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