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對“新月派”和法西期“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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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無産階級革命文學。
他們已經顧不得一方面規定文學表現共同的人性，另一方面又将大多數人排斥于文學之外的矛盾和由此露出來的資産階級的馬腳了。
革命文學陣營立即反擊了“新月派”的進攻。
黨領導的刊物《戰線》首先指出這是“屈服在統治者權威之下的堕落的資産階級”的叫嚣(注：《天邊的新月》，《戰線》周刊第1卷第3期，1928年4月15日)。
接着，創造社的彭康發表《什麼是“健康”與“尊嚴”？》，指出對立的階級對社會變革必然采取對立的态度，在新舊勢力搏鬥的時代，“支配階級無論怎樣的用巧妙辛辣的手段，總不能阻止曆史的進展”，這就是“新月派”要說現在是一個“荒歉的年頭”和“混亂的年頭”的社會原因。
彭康還進一步強調：“‘折辱’了他們的‘尊嚴’，即是新興的革命階級獲得了尊嚴，‘妨害’了他們的‘健康’，即是新興的革命階級增進了健康。
”(注：《創造月刊》第1卷第12期，1928年7月)稍後，馮乃超寫了《冷靜的頭腦》，指出梁實秋所謂“大多數就沒有文學，文學就不是大多數的”這個說法本身，就已經“說盡‘階級性’支配到文學上來的秘密”，因為他所能曉得的是奉侍上流階級的文學”(注：《創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
他以梁實秋本人為例，駁斥了否認文學階級性的人性論觀點。
這些文章，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為武器，對“新月派”的階級本質及其破壞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意圖，作出了初步的批判。
由于當時革命作家忙于内部的論争，沒有進一步深入展開這場鬥争。
一九二九年秋，革命文學論争已經結束，革命作家日趨團結，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有了較為廣泛的傳播，這就引起“新月派”紳士們更大的驚慌。
從九月起，梁實秋連續寫了《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論魯迅先生的硬譯》等長短十餘篇文章，繼續宣揚人性論。
他說：“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他們的人性并沒有兩樣，他們都感到生老病死的無常，他們都有愛的要求，他們都有憐憫與恐怖的情緒，他們都有倫常的觀念，他們都企求身心的愉快。
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
”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錯誤在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面”，“在把文學當做階級鬥争的工具而否認其本身的價值”。
在這些文章中，梁實秋集中地攻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反對“共産黨人把這理論的公式硬加在文藝的領域上”。
他摘引美國《韋白斯特大字典》關于“無産階級”詞義的解釋，誣蔑“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裡隻會生孩子的階級”，說什麼資産是文明的基礎，“要擁護文明，便要擁護資産”。
他已到了圖窮匕見的地步，不再掩飾其敵視無産階級文學和保衛資産階級文明的反動的立場了。
這時，革命作家已經開始意識到原先“過于不注意真正的敵人”的弱點，因此對“新月派”展開更為有力的回擊。
馮乃超在《階級社會的藝術》中，針對梁實秋的人性論，全面地闡述了文藝的階級性，指出梁實秋的言論不過在證明他自己是“資本家的走狗”(注：《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
魯迅和這些紳士們早就有過多次的交鋒，在這以前不久，還駁斥過梁實秋所謂文藝應該寫永久變的人性的論點(注：《文學和出汗》，《語絲》周刊第4卷第5期，1928年1月14日)。
這回更純熟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武器先後寫了《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等文，着重駁斥梁實秋所謂階級性原是無産階級文藝理論硬加在文學之上的人性論觀點。
他說：“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裡，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于必然。
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象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
”舉例通俗，卻深刻地揭示了階級社會的基本規律，而且處處同梁實秋所謂資本家和勞動者都有愛的要求等論點針鋒相對，粉碎其掩蓋階級對立以維護資産階級利益的企圖。
魯迅還指出：“倘說，因為我們是人，所以以表現人性為限，那麼，無産者就因為是無産階級，所以要做無産文學”；至于梁實秋的那些言論“原意是在取消文學上的階級性，張揚真理的。
但以資産為文明的祖宗，指窮人為劣敗的渣滓，隻要一瞥，就
他們已經顧不得一方面規定文學表現共同的人性，另一方面又将大多數人排斥于文學之外的矛盾和由此露出來的資産階級的馬腳了。
革命文學陣營立即反擊了“新月派”的進攻。
黨領導的刊物《戰線》首先指出這是“屈服在統治者權威之下的堕落的資産階級”的叫嚣(注：《天邊的新月》，《戰線》周刊第1卷第3期，1928年4月15日)。
接着，創造社的彭康發表《什麼是“健康”與“尊嚴”？》，指出對立的階級對社會變革必然采取對立的态度，在新舊勢力搏鬥的時代，“支配階級無論怎樣的用巧妙辛辣的手段，總不能阻止曆史的進展”，這就是“新月派”要說現在是一個“荒歉的年頭”和“混亂的年頭”的社會原因。
彭康還進一步強調：“‘折辱’了他們的‘尊嚴’，即是新興的革命階級獲得了尊嚴，‘妨害’了他們的‘健康’，即是新興的革命階級增進了健康。
”(注：《創造月刊》第1卷第12期，1928年7月)稍後，馮乃超寫了《冷靜的頭腦》，指出梁實秋所謂“大多數就沒有文學，文學就不是大多數的”這個說法本身，就已經“說盡‘階級性’支配到文學上來的秘密”，因為他所能曉得的是奉侍上流階級的文學”(注：《創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
他以梁實秋本人為例，駁斥了否認文學階級性的人性論觀點。
這些文章，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為武器，對“新月派”的階級本質及其破壞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意圖，作出了初步的批判。
由于當時革命作家忙于内部的論争，沒有進一步深入展開這場鬥争。
一九二九年秋，革命文學論争已經結束，革命作家日趨團結，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有了較為廣泛的傳播，這就引起“新月派”紳士們更大的驚慌。
從九月起，梁實秋連續寫了《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論魯迅先生的硬譯》等長短十餘篇文章，繼續宣揚人性論。
他說：“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他們的人性并沒有兩樣，他們都感到生老病死的無常，他們都有愛的要求，他們都有憐憫與恐怖的情緒，他們都有倫常的觀念，他們都企求身心的愉快。
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
”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錯誤在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面”，“在把文學當做階級鬥争的工具而否認其本身的價值”。
在這些文章中，梁實秋集中地攻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反對“共産黨人把這理論的公式硬加在文藝的領域上”。
他摘引美國《韋白斯特大字典》關于“無産階級”詞義的解釋，誣蔑“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裡隻會生孩子的階級”，說什麼資産是文明的基礎，“要擁護文明，便要擁護資産”。
他已到了圖窮匕見的地步，不再掩飾其敵視無産階級文學和保衛資産階級文明的反動的立場了。
這時，革命作家已經開始意識到原先“過于不注意真正的敵人”的弱點，因此對“新月派”展開更為有力的回擊。
馮乃超在《階級社會的藝術》中，針對梁實秋的人性論，全面地闡述了文藝的階級性，指出梁實秋的言論不過在證明他自己是“資本家的走狗”(注：《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
魯迅和這些紳士們早就有過多次的交鋒，在這以前不久，還駁斥過梁實秋所謂文藝應該寫永久變的人性的論點(注：《文學和出汗》，《語絲》周刊第4卷第5期，1928年1月14日)。
這回更純熟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武器先後寫了《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等文，着重駁斥梁實秋所謂階級性原是無産階級文藝理論硬加在文學之上的人性論觀點。
他說：“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裡，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于必然。
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象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
”舉例通俗，卻深刻地揭示了階級社會的基本規律，而且處處同梁實秋所謂資本家和勞動者都有愛的要求等論點針鋒相對，粉碎其掩蓋階級對立以維護資産階級利益的企圖。
魯迅還指出：“倘說，因為我們是人，所以以表現人性為限，那麼，無産者就因為是無産階級，所以要做無産文學”；至于梁實秋的那些言論“原意是在取消文學上的階級性，張揚真理的。
但以資産為文明的祖宗，指窮人為劣敗的渣滓，隻要一瞥，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