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文化革命的深入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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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才能勝利開展。
成仿吾認為：“必有批判的努力，舊的才能奧伏赫變至于新的——才有革命”(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創造月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3月。
文中“奧伏赫變”系德語Aufheben的音譯，意為“揚棄”)；同時革命作家也應進行自我批判，改變思想，“克服自己的小資産階級的根性”(注：均見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
有些倡導者還提出：“我們要使我們的媒質(即媒介，指語言——引者)接近大衆的用語，我們要以農工大衆為我們的對象”(注：均見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作家要“多多接近些社會思想和工農群衆的生活”(注：麥克昂(郭沫若)：《留聲機器的回音》，《文化批判》第3号，1928年3月15日)；“徒在理性方面承認革命，還不算完事，一定要對于革命有真切的實感，然後才能寫出革命的東西。
”(注：蔣光慈(蔣光赤)：《關于革命文學》)創造社刊物上有的文章(如《無産階級的藝術論》)，還直接駁斥了托洛茨基在《文學與革命》一書中散布的無産階級文學根本不能成立之類的荒謬主張。
創造社和太陽社倡導無産階級革命文學，是一個力圖擺脫資産階級思想影響，自覺地把自己的文學活動和無産階級領導的革命鬥争結合起來的新的文學運動，也是一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宣傳馬克思主義文化原理的思想運動。
它适應于無産階級單獨領導中國革命的新形勢，在文學界第一次響亮地提出了這個新的口号，建樹了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
在大革命失敗而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來的曆史轉折階段，正當知識界和文學界不少人對革命前途産生悲觀失望情緒的時候，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猶如在白色包圍的環境中樹起一杆鮮豔的紅旗，振奮了人心，鼓舞了鬥志，指出了前進的方向。
後來成為左翼文學重要作者的殷夫、葉紫等人，都曾從這個運動中得到啟示和教育。
中國現代革命文學從一開始就是為無産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服務的。
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興起，說明在最激進的作家中間已經清楚地意識到這一曆史使命。
這是“五四”以來新文學運動的重大發展。
正因為這樣，口号提出以後，很快便得到了兩個社團内外的廣泛響應和支持，在先後出版的《流沙》、《戰線》、《戈壁》、《洪荒》、《我們月刊》、《畸形》、《摩洛》、《澎湃》以及《泰東月刊》等雜志上，都曾展開熱烈的宣傳和讨論，從而形成了盛大的聲勢。
正象後來魯迅指出的那樣：無産階級“革命文學之所以旺盛起來”，“因為實在具有社會的基礎”(注：《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但是，無産階級文學的倡導者們大多處在由小資産階級向無産階級轉化的過程中，他們一時還不能較好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上有片面性、絕對性、以革命的化身自居(所謂“自身就是革命”(注：蔣光赤：《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太陽》月刊1928年1月号))等毛病，因而不僅在當時革命形勢的分析上發生錯誤，而且在他們的文學主張中也夾雜了不正确的觀點。
例如，一些文章誇大文藝的作用，宣揚文學可以“組織生活”、“創造生活”以及作家可以“超越時代”之類具有唯心傾向的說法；在強調文學是宣傳”時，忽視文藝的特征，忽視生活對創作的重要性，認為文學隻是“反映階級的實踐的意欲”，甚至公開聲稱要把藝術技巧“讓給昨日的文學家去努力”(注：以上引文分别見《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書評：〈英蘭的一生〉》、《〈同在黑暗的路上走〉附記》等文)；認為作家世界觀的改變就是從書本上接受辯證唯物主義的概念，以至把它看得過于容易，仿佛一夜之間就可完成這種轉變。
這些錯誤和弱點，給無産階級文學運動帶來了“左”傾幼稚病，也使倡導期的作品不僅在藝術上出現了嚴重的标語口号傾向，而且在内容上表露出明顯的非無産階級的思想色彩。
由于對當時中國社會性質、革命任務等問題認識不清楚，創造社、太陽社在倡導無産階級文學運動時，首先把批判矛頭指向了魯迅。
他們模糊了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革命的界限，将資産階級甚至小資産階級都一概當作革命對象，聲稱“拜金主義派的群小是我們當前的敵人”，“一般的文學家大多數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資産階級的學士和老爺們的文學”的口号，把“五四”新文學當成資産階級文學而予以否定，認為對魯迅、葉聖陶、郁達夫等作家都有進行批判的必要。
他們不但把魯迅當作“時代的落伍者”，資産階級“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說魯迅是“封建餘孽”，“對于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注：以上引文分别見《桌子的跳舞》、《〈流沙〉創刊前言》、《答魯迅〈醉眼中的朦胧〉》、《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諸文)。
之所以出現這種錯誤，除了教條式地搬用馬列主義詞句，對中國社會實際和革命實際缺少了解以外，同當時在黨内占統治地位的瞿秋白路線以及日共福本和夫“左”傾路線的影響，也都有密切的關系。
魯迅後來在分析創造社等發生錯誤的根源時曾說：“他們對于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将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的地運用了。
”(注：《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這個分析是很科學而切中肯綮的。
創造社、太陽社對魯迅等人發動的批判，引起了新文學陣營内部曆時一年有餘的論争。
魯迅對于革命文學或無産階級文學，持完全肯定的态度。
在《文藝與革命》中，他明确表示：“一切文藝，是宣傳，……那麼，用于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世界上時時有革命，自然會有革命文學。
世界上的民衆很有些覺醒了，……那自然也會有民衆文學——說得徹底一點，則第四階級文學。
”魯迅批評創造社、太陽社的，除革命形勢、革命對象等問題外，主要是他們倡導無産階級革命文學時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而“各各以意為之”(注：《三閑集·篇》)的地方。
譬如，魯迅認為，創造社片面誇大“文藝的旋乾轉坤的力量”(注：《三閑集·文藝與革命》)，這是“踏了‘文學是宣傳’的梯子而爬進唯心的城堡裡去了”(注：《壁下譯叢·小引》)。
他還反對倡導者們輕視生活、輕視技巧、“隻挂招牌，不講貨色”等毛病，懇切地提出了革命文學“當先求内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注：《三閑集·文藝與革命》)這一勸告(盡管魯迅對“挂招牌”本身也有積極意義這一點有認識不足的方面)。
魯迅強調文藝特征的不可忽視，指出：“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并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顔色未必都是花一樣。
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
”(注：《三閑集·文藝與革命》)在《“醉眼”中的朦胧》、《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等文中，魯迅從階級實質上深刻剖析了創造社“方向轉換”而仍不免“有些朦胧”的原因，着重指出小資産階級作家思想改造的切實态度，在于“不怕批判自己”，而且“敢于明言”，“不要腦子裡存着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無産階級！’”魯迅這些意見，是對無産階級文學倡導運動的極好的針砭。
成仿吾認為：“必有批判的努力，舊的才能奧伏赫變至于新的——才有革命”(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創造月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3月。
文中“奧伏赫變”系德語Aufheben的音譯，意為“揚棄”)；同時革命作家也應進行自我批判，改變思想，“克服自己的小資産階級的根性”(注：均見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
有些倡導者還提出：“我們要使我們的媒質(即媒介，指語言——引者)接近大衆的用語，我們要以農工大衆為我們的對象”(注：均見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作家要“多多接近些社會思想和工農群衆的生活”(注：麥克昂(郭沫若)：《留聲機器的回音》，《文化批判》第3号，1928年3月15日)；“徒在理性方面承認革命，還不算完事，一定要對于革命有真切的實感，然後才能寫出革命的東西。
”(注：蔣光慈(蔣光赤)：《關于革命文學》)創造社刊物上有的文章(如《無産階級的藝術論》)，還直接駁斥了托洛茨基在《文學與革命》一書中散布的無産階級文學根本不能成立之類的荒謬主張。
創造社和太陽社倡導無産階級革命文學，是一個力圖擺脫資産階級思想影響，自覺地把自己的文學活動和無産階級領導的革命鬥争結合起來的新的文學運動，也是一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宣傳馬克思主義文化原理的思想運動。
它适應于無産階級單獨領導中國革命的新形勢，在文學界第一次響亮地提出了這個新的口号，建樹了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
在大革命失敗而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來的曆史轉折階段，正當知識界和文學界不少人對革命前途産生悲觀失望情緒的時候，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猶如在白色包圍的環境中樹起一杆鮮豔的紅旗，振奮了人心，鼓舞了鬥志，指出了前進的方向。
後來成為左翼文學重要作者的殷夫、葉紫等人，都曾從這個運動中得到啟示和教育。
中國現代革命文學從一開始就是為無産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服務的。
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興起，說明在最激進的作家中間已經清楚地意識到這一曆史使命。
這是“五四”以來新文學運動的重大發展。
正因為這樣，口号提出以後，很快便得到了兩個社團内外的廣泛響應和支持，在先後出版的《流沙》、《戰線》、《戈壁》、《洪荒》、《我們月刊》、《畸形》、《摩洛》、《澎湃》以及《泰東月刊》等雜志上，都曾展開熱烈的宣傳和讨論，從而形成了盛大的聲勢。
正象後來魯迅指出的那樣：無産階級“革命文學之所以旺盛起來”，“因為實在具有社會的基礎”(注：《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但是，無産階級文學的倡導者們大多處在由小資産階級向無産階級轉化的過程中，他們一時還不能較好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上有片面性、絕對性、以革命的化身自居(所謂“自身就是革命”(注：蔣光赤：《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太陽》月刊1928年1月号))等毛病，因而不僅在當時革命形勢的分析上發生錯誤，而且在他們的文學主張中也夾雜了不正确的觀點。
例如，一些文章誇大文藝的作用，宣揚文學可以“組織生活”、“創造生活”以及作家可以“超越時代”之類具有唯心傾向的說法；在強調文學是宣傳”時，忽視文藝的特征，忽視生活對創作的重要性，認為文學隻是“反映階級的實踐的意欲”，甚至公開聲稱要把藝術技巧“讓給昨日的文學家去努力”(注：以上引文分别見《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書評：〈英蘭的一生〉》、《〈同在黑暗的路上走〉附記》等文)；認為作家世界觀的改變就是從書本上接受辯證唯物主義的概念，以至把它看得過于容易，仿佛一夜之間就可完成這種轉變。
這些錯誤和弱點，給無産階級文學運動帶來了“左”傾幼稚病，也使倡導期的作品不僅在藝術上出現了嚴重的标語口号傾向，而且在内容上表露出明顯的非無産階級的思想色彩。
由于對當時中國社會性質、革命任務等問題認識不清楚，創造社、太陽社在倡導無産階級文學運動時，首先把批判矛頭指向了魯迅。
他們模糊了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革命的界限，将資産階級甚至小資産階級都一概當作革命對象，聲稱“拜金主義派的群小是我們當前的敵人”，“一般的文學家大多數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資産階級的學士和老爺們的文學”的口号，把“五四”新文學當成資産階級文學而予以否定，認為對魯迅、葉聖陶、郁達夫等作家都有進行批判的必要。
他們不但把魯迅當作“時代的落伍者”，資産階級“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說魯迅是“封建餘孽”，“對于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注：以上引文分别見《桌子的跳舞》、《〈流沙〉創刊前言》、《答魯迅〈醉眼中的朦胧〉》、《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諸文)。
之所以出現這種錯誤，除了教條式地搬用馬列主義詞句，對中國社會實際和革命實際缺少了解以外，同當時在黨内占統治地位的瞿秋白路線以及日共福本和夫“左”傾路線的影響，也都有密切的關系。
魯迅後來在分析創造社等發生錯誤的根源時曾說：“他們對于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将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的地運用了。
”(注：《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這個分析是很科學而切中肯綮的。
創造社、太陽社對魯迅等人發動的批判，引起了新文學陣營内部曆時一年有餘的論争。
魯迅對于革命文學或無産階級文學，持完全肯定的态度。
在《文藝與革命》中，他明确表示：“一切文藝，是宣傳，……那麼，用于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世界上時時有革命，自然會有革命文學。
世界上的民衆很有些覺醒了，……那自然也會有民衆文學——說得徹底一點，則第四階級文學。
”魯迅批評創造社、太陽社的，除革命形勢、革命對象等問題外，主要是他們倡導無産階級革命文學時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而“各各以意為之”(注：《三閑集·篇》)的地方。
譬如，魯迅認為，創造社片面誇大“文藝的旋乾轉坤的力量”(注：《三閑集·文藝與革命》)，這是“踏了‘文學是宣傳’的梯子而爬進唯心的城堡裡去了”(注：《壁下譯叢·小引》)。
他還反對倡導者們輕視生活、輕視技巧、“隻挂招牌，不講貨色”等毛病，懇切地提出了革命文學“當先求内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注：《三閑集·文藝與革命》)這一勸告(盡管魯迅對“挂招牌”本身也有積極意義這一點有認識不足的方面)。
魯迅強調文藝特征的不可忽視，指出：“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并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顔色未必都是花一樣。
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
”(注：《三閑集·文藝與革命》)在《“醉眼”中的朦胧》、《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等文中，魯迅從階級實質上深刻剖析了創造社“方向轉換”而仍不免“有些朦胧”的原因，着重指出小資産階級作家思想改造的切實态度，在于“不怕批判自己”，而且“敢于明言”，“不要腦子裡存着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無産階級！’”魯迅這些意見，是對無産階級文學倡導運動的極好的針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