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文化革命的深入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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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春夏，國民黨蔣介石、汪精衛集團相繼叛變革命。
這時，中國共産黨内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動搖妥協傾向已經發展成為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不敢依靠蓬勃展開的工農群衆運動，無力組織人民有效地回擊這突然的反革命襲擊，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遭到失敗。
國民黨新軍閥所實施的依然是代表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利益的反革命軍事專政。
他們徹底投靠帝國主義，殘酷壓迫人民，執行“清黨”政策，進行瘋狂的血腥屠殺。
據不完全的統計，到一九三二年以前，被殺害的共産黨員和革命人民即達一百萬人以上。
國内階級關系和階級力量對比發生了劇烈變化：民族資産階級附和了反革命，許多上層小資産階級分子也紛紛動搖和叛變。
中國革命進入了由無産階級單獨領導，以農村武裝割據、實現土地革命為主要形式的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
“這一時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圍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時期。
這時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
也有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
”(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2頁)經過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同志創立了工農紅軍，在贛、閩、湘、鄂、豫等地區的農村開辟革命根據地，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分配土地給貧苦農民，發展以農民為主力的武裝鬥争，粉碎了蔣介石國民黨多次反革命軍事“圍剿”，使革命力量逐步壯大。
在農村革命深入的同時，國民黨統治區域内由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文化革命，也獲得了深入發展。
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内，無産階級的政治思想影響不斷增長。
進步書刊在革命失敗後最初幾年白色恐怖極其嚴重的環境中，增加了出版數量，擴大了流通範圍。
一九二九年前後，出現翻譯和出版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的熱潮。
馬克思主義的許多重要經典著作，如《資本論》(第一卷)、《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當時譯為《費爾巴哈論》)、《家族私有财産及國家之起源》、《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當時譯為《資本主義最後階段帝國主義論》)、《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等，都有了中文譯本。
一九三年起，許多革命知識分子在黨的領導下先後成立左翼的作家聯盟、戲劇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音樂家聯盟、新聞記者聯盟、電影員聯盟等組織(注：一說除左翼作家聯盟、戲劇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外，大多數尚系小組)，并在此基礎上成立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形成了文化革命的浩大聲勢。
蔣介石法西斯政府為了配合軍事上的反革命“圍剿”，壓制革命文化運動，在文化教育領域内采取了一系列反動措施，如頒布扼殺言論出版自由的“出版法”、“圖書雜志審查辦法”，查禁書刊，封閉書店，逮捕、暗殺革命文化工作者等，同時又進行反動的文化思想宣傳：一九三年六月，指使禦用文人發起所謂“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一九三四年十月，由CC分子主辦的“中國文化協會”出版《文化建設》月刊，并于次年一月十日，唆使一小撮反動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宣揚封建文化，以圖抵制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蔣介石還親自出馬，從一九三四年二月起，提倡臭名昭著的“新生活運動”，大肆宣傳封建道德，麻痹和腐蝕人民的革命意志。
然而，國民黨這些反革命文化“圍剿”的措施，在革命文化界的堅決回擊下，終至一敗塗地。
這個時期裡，一些買辦知識分子、封建知識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形形色色的資産階級分子，出于階級本能，也相繼向革命文化界挑起論争，先後有辯證唯物主義論戰、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國社會史分期問題論戰、古史問題論戰以及文藝戰線上的多次論戰。
他們直接地或者間接地配合了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也同樣遭到革命文化界的有力駁斥，一一敗下陣去。
結合着這些鬥争，左翼文化工作者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武器，比較系統地批判了“五四”前後介紹到中國的五花八門的資産階級思潮和學說，在哲學、經濟學、曆史學、文學藝術等領域中擴大了陣地和影響，教育争取了廣大的進步知識界。
盡管國民黨統治區白色恐怖彌漫，中國共産黨在一切文化機構中處于毫無抵抗力的地位，但黨還是領導了革命文化工作，堅持鬥争，粉碎國民黨的文化“圍剿”，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蔣介石集團隻能掌握軍權、政權、财權以及對出版物的控制權，卻從未能掌握文化上的領導權。
在整個左翼文化運動中，左翼文學運動是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一九二八年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便是這一運動的最初發端。
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推動了很多作家革命化。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間，開始出現要求文學表現無産階級觀點、為無産階級革命事業服務的呼聲。
創造社文學主張的顯著變化，便是這種趨勢的鮮明的反映。
大革命失敗後，劇烈的階級鬥争和新的革命形勢對文學藝術提出了新的要求。
這時一部分參加過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重新回到文學崗位上的作家如郭沫若、成仿吾等，新自日本回國參加文學活動的青年作家如馮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鏡我等，以及一些原先從事實際政治工作的革命知識分子如錢杏村、洪靈菲、李一氓、陽翰笙等，相繼集中到上海。
他們對于文學工作不能适應現實的發展和鬥争的需要，都有深切的感受。
當時蘇聯和西歐各國無産階級文學的活躍，日本的無産階級文學運動的高漲，也給了中國革命作家以推動和鼓舞。
于是，從一九二八年一月起，經過整頓的創造社和由蔣光赤、錢杏村等組成的太陽社，在《創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陽月刊》等刊物上，正式開始了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倡導。
最早發表的郭沫若的《英雄樹》(注：《創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署名麥克昂)、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注：《創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蔣光赤的《關于革命文學》(注：《太陽月刊》1928年2月号，署名蔣光慈)、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注：《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等文，從多方面闡述了有關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基本主張。
馮乃超、錢杏村、華漢(陽翰笙)等也分别撰文作了說明。
他們根據文學作為上層建築之一，總是随社會經濟基礎和革命鬥争的變化而變化的曆史唯物主義原理，指出既然無産階級已經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者”，無産階級革命文學便“不要誰的主張，更不是誰的獨斷”，而是“曆史的内在的發展”的産物；又根據一切文學都有階級性、都為一定階級服務的原理，強調“一切的文學，都是宣傳”，無産階級文學作為“階級的武器”，應該“為完成它主體階級的曆史的使命”而鬥争(注：李初梨：《怎樣建設革命文學？》)。
這些意見初步闡明了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産生的社會原因，也初步明确了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根本性質和任務。
倡導者們認為創造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首要前提，在于革命作家确立無産階級立場和世界觀。
他們要求大家“努力獲得(無産)階級意識”、“努力獲得辯證法的唯物論”(注：均見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
他們還指出，隻有經過批判和鬥争，無産階級革命文學
這時，中國共産黨内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動搖妥協傾向已經發展成為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不敢依靠蓬勃展開的工農群衆運動，無力組織人民有效地回擊這突然的反革命襲擊，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遭到失敗。
國民黨新軍閥所實施的依然是代表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利益的反革命軍事專政。
他們徹底投靠帝國主義，殘酷壓迫人民，執行“清黨”政策，進行瘋狂的血腥屠殺。
據不完全的統計，到一九三二年以前，被殺害的共産黨員和革命人民即達一百萬人以上。
國内階級關系和階級力量對比發生了劇烈變化：民族資産階級附和了反革命，許多上層小資産階級分子也紛紛動搖和叛變。
中國革命進入了由無産階級單獨領導，以農村武裝割據、實現土地革命為主要形式的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
“這一時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圍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時期。
這時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
也有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
”(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2頁)經過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同志創立了工農紅軍，在贛、閩、湘、鄂、豫等地區的農村開辟革命根據地，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分配土地給貧苦農民，發展以農民為主力的武裝鬥争，粉碎了蔣介石國民黨多次反革命軍事“圍剿”，使革命力量逐步壯大。
在農村革命深入的同時，國民黨統治區域内由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文化革命，也獲得了深入發展。
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内，無産階級的政治思想影響不斷增長。
進步書刊在革命失敗後最初幾年白色恐怖極其嚴重的環境中，增加了出版數量，擴大了流通範圍。
一九二九年前後，出現翻譯和出版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的熱潮。
馬克思主義的許多重要經典著作，如《資本論》(第一卷)、《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當時譯為《費爾巴哈論》)、《家族私有财産及國家之起源》、《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當時譯為《資本主義最後階段帝國主義論》)、《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等，都有了中文譯本。
一九三年起，許多革命知識分子在黨的領導下先後成立左翼的作家聯盟、戲劇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音樂家聯盟、新聞記者聯盟、電影員聯盟等組織(注：一說除左翼作家聯盟、戲劇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外，大多數尚系小組)，并在此基礎上成立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形成了文化革命的浩大聲勢。
蔣介石法西斯政府為了配合軍事上的反革命“圍剿”，壓制革命文化運動，在文化教育領域内采取了一系列反動措施，如頒布扼殺言論出版自由的“出版法”、“圖書雜志審查辦法”，查禁書刊，封閉書店，逮捕、暗殺革命文化工作者等，同時又進行反動的文化思想宣傳：一九三年六月，指使禦用文人發起所謂“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一九三四年十月，由CC分子主辦的“中國文化協會”出版《文化建設》月刊，并于次年一月十日，唆使一小撮反動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宣揚封建文化，以圖抵制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蔣介石還親自出馬，從一九三四年二月起，提倡臭名昭著的“新生活運動”，大肆宣傳封建道德，麻痹和腐蝕人民的革命意志。
然而，國民黨這些反革命文化“圍剿”的措施，在革命文化界的堅決回擊下，終至一敗塗地。
這個時期裡，一些買辦知識分子、封建知識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形形色色的資産階級分子，出于階級本能，也相繼向革命文化界挑起論争，先後有辯證唯物主義論戰、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國社會史分期問題論戰、古史問題論戰以及文藝戰線上的多次論戰。
他們直接地或者間接地配合了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也同樣遭到革命文化界的有力駁斥，一一敗下陣去。
結合着這些鬥争，左翼文化工作者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武器，比較系統地批判了“五四”前後介紹到中國的五花八門的資産階級思潮和學說，在哲學、經濟學、曆史學、文學藝術等領域中擴大了陣地和影響，教育争取了廣大的進步知識界。
盡管國民黨統治區白色恐怖彌漫，中國共産黨在一切文化機構中處于毫無抵抗力的地位，但黨還是領導了革命文化工作，堅持鬥争，粉碎國民黨的文化“圍剿”，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蔣介石集團隻能掌握軍權、政權、财權以及對出版物的控制權，卻從未能掌握文化上的領導權。
在整個左翼文化運動中，左翼文學運動是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一九二八年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便是這一運動的最初發端。
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推動了很多作家革命化。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間，開始出現要求文學表現無産階級觀點、為無産階級革命事業服務的呼聲。
創造社文學主張的顯著變化，便是這種趨勢的鮮明的反映。
大革命失敗後，劇烈的階級鬥争和新的革命形勢對文學藝術提出了新的要求。
這時一部分參加過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重新回到文學崗位上的作家如郭沫若、成仿吾等，新自日本回國參加文學活動的青年作家如馮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鏡我等，以及一些原先從事實際政治工作的革命知識分子如錢杏村、洪靈菲、李一氓、陽翰笙等，相繼集中到上海。
他們對于文學工作不能适應現實的發展和鬥争的需要，都有深切的感受。
當時蘇聯和西歐各國無産階級文學的活躍，日本的無産階級文學運動的高漲，也給了中國革命作家以推動和鼓舞。
于是，從一九二八年一月起，經過整頓的創造社和由蔣光赤、錢杏村等組成的太陽社，在《創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陽月刊》等刊物上，正式開始了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倡導。
最早發表的郭沫若的《英雄樹》(注：《創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署名麥克昂)、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注：《創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蔣光赤的《關于革命文學》(注：《太陽月刊》1928年2月号，署名蔣光慈)、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注：《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等文，從多方面闡述了有關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基本主張。
馮乃超、錢杏村、華漢(陽翰笙)等也分别撰文作了說明。
他們根據文學作為上層建築之一，總是随社會經濟基礎和革命鬥争的變化而變化的曆史唯物主義原理，指出既然無産階級已經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者”，無産階級革命文學便“不要誰的主張，更不是誰的獨斷”，而是“曆史的内在的發展”的産物；又根據一切文學都有階級性、都為一定階級服務的原理，強調“一切的文學，都是宣傳”，無産階級文學作為“階級的武器”，應該“為完成它主體階級的曆史的使命”而鬥争(注：李初梨：《怎樣建設革命文學？》)。
這些意見初步闡明了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産生的社會原因，也初步明确了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根本性質和任務。
倡導者們認為創造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首要前提，在于革命作家确立無産階級立場和世界觀。
他們要求大家“努力獲得(無産)階級意識”、“努力獲得辯證法的唯物論”(注：均見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
他們還指出，隻有經過批判和鬥争，無産階級革命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