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文學研究會諸作家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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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攪天風雪夢牢騷》等篇仍有較重的感傷情調，也确如作者《〈号聲〉自序二》中所說，“與民國十年左右的空想的作品”不同，它們是“已經切實地嘗試到人間的苦味”的産物(注：參閱1937年6月開明書店初版《王統照短篇小說集》的作者自序)。
一九二四年以後寫下的收在《這時代》集裡的詩，透過朦胧的意象和稍嫌艱澀的文字，也多少反映了這種變化(如《烈風雷雨》、《轎夫的話》等篇)。
作者思想随時代而有所進展，生活積累逐漸增多，這些條件使他在三十年代寫下了較為紮實的長篇。
作品更富于玄想成分、風格也和王統照很不相同的，是許地山(落華生，1893—1941)。
他早年受過佛家思想影響，後又研究宗教，這些在他作品中自然地留下了印記。
與此同時，個人從台灣到内地颠沛流離的生活經曆，對社會上多種人事的廣泛接觸與了解，又不能不推動他正視苦難的現實，關注被壓迫者。
宗教色彩和對現實生活的大膽反映，出世思想和平民主義，相互糾結在一起，便構成了許地山早期作品在文學研究會創作中的特殊格調。
最初的短篇《命命鳥》，描寫一對青年愛侶被迫自殺的悲劇故事，對封建婚姻制度提出了控訴。
但女主人公那種虔誠的宗教感情，相偕投水時極其從容欣慰的态度，卻是作者涅盤歸真的佛教思想在作品中的具體反映。
《綴網勞蛛》一篇，通過女主人公尚潔的半生經曆，表現了封建男權社會中婦女所受的慘重壓迫。
尚潔把生活比作極易殘破的“蛛網”，認為人生的意義就在于象蜘蛛一樣不停地補綴這個破網。
這種生活态度一方面是努力進取的，具有積極意義，另一方面卻又有不少消極妥協成分和宿命傾向。
在《商人婦》中，作者為一個被賣後流浪異邦備嘗辛酸的婦女的命運，表示同情和慨歎。
這些收在短篇小說集《綴網勞蛛》裡的早期作品，往往以閩粵或國外的南洋、印度等地為背景，有濃重的地方色彩，故事情節曲折，語言曉暢明快，人物性格大多堅韌厚實，富有生活毅力，但又常帶着宗教的虔誠和命定論的思想，很少對不合理現實進行正面反抗。
在作者自稱為“雜沓紛纭”(注：《空山靈雨·集前弁言》)的早年的散文集《空山靈雨》中，積極成分與消極成分也錯綜并存。
著名的《落花生》一文，充滿着一種樸實、淳厚的情緻，表現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性格。
《春的林野》雖然輕敷着一層返樸歸真的色調，但春光的明媚可愛，萬物的富有生機，洋溢于字裡行間。
《鬼贊》、《萬物之母》等篇卻從“生本不樂”的觀點出發，贊美棄絕一切感官的骷髅，表現了濃重的虛無思想。
許地山創作上的這種複雜情況，後來逐漸有所變化。
一九三四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春桃》，盡管有強悲酸為歡笑的懸空之處，但卻生動地寫出了遭受苦難的勞動人民之間的純厚情誼和他們的高尚品格，真實地塑造了一個善良、堅強、豪爽、潑辣，性格迥異于尚潔的勞動婦女形象；它标志着作者創作上的重大進步。
抗戰爆發後，随着政治上和人民的日益接近，作者更寫出了以知識分子生活為題材的《鐵魚的鰓》這樣的佳篇。
女作家廬隐(黃英，1898—1934)，也是以探索人生問題來開始自己的創作生涯的。
最初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一些短篇，接觸了社會現實的某些方面。
例如《一封信》寫貧家女兒被惡霸巧奪為妾以至慘死的悲劇；《兩個小學生》揭露軍閥政府屠殺請願的小學生的罪行；《靈魂可以賣麼？》傾訴紗廠女工的不幸遭遇，提出“靈魂應享的權利”問題。
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說，這類題材“多半由間接聽來，或者空想出來的”(注：《廬隐自傳》)，缺少真切的體驗，因此作品的實感較着，技巧也頗為幼稚。
生活領域的狹窄，使她隻能主要去描寫自己和自己身邊的人物。
從《或人的悲哀》起，“‘人生是什麼’的焦灼而苦悶的呼問在她的作品中就成了主調”(注：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
廬隐和冰心幾乎是同時發問的，然而答案卻截然不同。
如果說冰心的作品是想把讀者從人生煩苦中引向“愛”的溫軟的夢境，那麼廬隐卻象她自己所說，是想努力
一九二四年以後寫下的收在《這時代》集裡的詩，透過朦胧的意象和稍嫌艱澀的文字，也多少反映了這種變化(如《烈風雷雨》、《轎夫的話》等篇)。
作者思想随時代而有所進展，生活積累逐漸增多，這些條件使他在三十年代寫下了較為紮實的長篇。
作品更富于玄想成分、風格也和王統照很不相同的，是許地山(落華生，1893—1941)。
他早年受過佛家思想影響，後又研究宗教，這些在他作品中自然地留下了印記。
與此同時，個人從台灣到内地颠沛流離的生活經曆，對社會上多種人事的廣泛接觸與了解，又不能不推動他正視苦難的現實，關注被壓迫者。
宗教色彩和對現實生活的大膽反映，出世思想和平民主義，相互糾結在一起，便構成了許地山早期作品在文學研究會創作中的特殊格調。
最初的短篇《命命鳥》，描寫一對青年愛侶被迫自殺的悲劇故事，對封建婚姻制度提出了控訴。
但女主人公那種虔誠的宗教感情，相偕投水時極其從容欣慰的态度，卻是作者涅盤歸真的佛教思想在作品中的具體反映。
《綴網勞蛛》一篇，通過女主人公尚潔的半生經曆，表現了封建男權社會中婦女所受的慘重壓迫。
尚潔把生活比作極易殘破的“蛛網”，認為人生的意義就在于象蜘蛛一樣不停地補綴這個破網。
這種生活态度一方面是努力進取的，具有積極意義，另一方面卻又有不少消極妥協成分和宿命傾向。
在《商人婦》中，作者為一個被賣後流浪異邦備嘗辛酸的婦女的命運，表示同情和慨歎。
這些收在短篇小說集《綴網勞蛛》裡的早期作品，往往以閩粵或國外的南洋、印度等地為背景，有濃重的地方色彩，故事情節曲折，語言曉暢明快，人物性格大多堅韌厚實，富有生活毅力，但又常帶着宗教的虔誠和命定論的思想，很少對不合理現實進行正面反抗。
在作者自稱為“雜沓紛纭”(注：《空山靈雨·集前弁言》)的早年的散文集《空山靈雨》中，積極成分與消極成分也錯綜并存。
著名的《落花生》一文，充滿着一種樸實、淳厚的情緻，表現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性格。
《春的林野》雖然輕敷着一層返樸歸真的色調，但春光的明媚可愛，萬物的富有生機，洋溢于字裡行間。
《鬼贊》、《萬物之母》等篇卻從“生本不樂”的觀點出發，贊美棄絕一切感官的骷髅，表現了濃重的虛無思想。
許地山創作上的這種複雜情況，後來逐漸有所變化。
一九三四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春桃》，盡管有強悲酸為歡笑的懸空之處，但卻生動地寫出了遭受苦難的勞動人民之間的純厚情誼和他們的高尚品格，真實地塑造了一個善良、堅強、豪爽、潑辣，性格迥異于尚潔的勞動婦女形象；它标志着作者創作上的重大進步。
抗戰爆發後，随着政治上和人民的日益接近，作者更寫出了以知識分子生活為題材的《鐵魚的鰓》這樣的佳篇。
女作家廬隐(黃英，1898—1934)，也是以探索人生問題來開始自己的創作生涯的。
最初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一些短篇，接觸了社會現實的某些方面。
例如《一封信》寫貧家女兒被惡霸巧奪為妾以至慘死的悲劇；《兩個小學生》揭露軍閥政府屠殺請願的小學生的罪行；《靈魂可以賣麼？》傾訴紗廠女工的不幸遭遇，提出“靈魂應享的權利”問題。
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說，這類題材“多半由間接聽來，或者空想出來的”(注：《廬隐自傳》)，缺少真切的體驗，因此作品的實感較着，技巧也頗為幼稚。
生活領域的狹窄，使她隻能主要去描寫自己和自己身邊的人物。
從《或人的悲哀》起，“‘人生是什麼’的焦灼而苦悶的呼問在她的作品中就成了主調”(注：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
廬隐和冰心幾乎是同時發問的，然而答案卻截然不同。
如果說冰心的作品是想把讀者從人生煩苦中引向“愛”的溫軟的夢境，那麼廬隐卻象她自己所說，是想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