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文學研究會諸作家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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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年7月)，憤激的感情如“火山的崩裂”。
他還以“三一八”鬥争親曆者的身分，在《執政府大屠殺記》一文中對軍閥暴行作出有力的揭露和控訴。
另有一些散文也從側面接觸到了若幹重大的社會現實問題。
如《白種人——上帝的驕子！》通過生活中一件小事，揭示了帝國主義加于半殖民地人民身上的歧視、壓迫和屈辱；從西洋孩子高傲兇惡的一瞥上，看到了“縮印着”的近百年來“一部中國的外交史”。
《生命的價格——七毛錢》(《溫州的蹤迹》之四)表現了作者對受壓迫者的真摯同情和對人身買賣現象的強烈不滿，并從尋找社會原因的角度提出了“這是誰之罪呢？”的問題。
《航船中的文明》則從旅途生活的一角對“男女分坐”之類所謂“精神文明”作了尖銳的諷刺。
所有這些文字，都說明朱自清後來經過長期的徘徊、摸索，成為一個堅定的革命民主主義戰士，決不是偶然的。
但是，從散文藝術本身來看，代表了朱自清的較高成就的，主要還不是這些戰鬥性較強的文字，而是收入《背影》、《你我》諸集裡的《背影》、《荷塘月色》、《給亡婦》等抒情性的散文。
著名的《背影》一篇，寫的是家庭遭遇變故的情況下父親送别遠行的兒子時的一番情景。
作者通過樸實真切的記叙，抒寫了懷念老父的至情，表現了當時社會中小有産者雖然屢經掙紮仍不免破産的可悲境遇，以及由此而生的感傷情緒。
閃耀在淚光中的父親的身影，曾經引起經濟上同樣處于風雨飄零狀況中的許多小資産階級讀者的感歎。
從這類散文可以看出，作者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實感，通過平易的叙述表達出來；筆緻簡約，樸素，親切，文字多用口語而加以錘煉，讀來有一種娓娓動人的風采，這些作品(連同後來寫的《歐遊雜記》、《倫敦雜記》等散文集)雖然缺少投槍匕首般的戰鬥氣派，但以它們自己的藝術成就，“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并非做不到”(注：魯迅：《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盡了向舊文學示威的作用。
主要從事小說與詩歌創作的王統照(1897—1957)，“五四”初年也曾以“美”和“愛”作為彌合缺陷、美化人生的藥方。
短篇《沉思》裡那個做模特兒的女子瓊逸，想借藝術之力給人生以光明，不願被别人自私地占有，便正是作者理想的化身。
《微笑》一篇裡的小偷阿根，因獄中女犯的一次“微笑”而受了感化，出獄後“居然成了個有些知識的工人”，更是有意地渲染了“美”與“愛”的近于神秘的“魔力”。
這些收在《春雨之夜》集裡的作品，的确象作者晚年自評的那樣：往往“從空想中設境或安排人物”，“重在‘寫意’”(注：《〈王統照短篇小說選集〉序言》)，顯示了較多的弱點。
但是，作者并沒有沉溺在這類虛幻的境界中，以幻想來代替現實。
他意識到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尖銳矛盾。
在《雪後》、《春雨之夜》等短篇中，作者帶着失望和苦悶，表現了美好願望在醜惡現實面前不得不破滅的主題。
在詩集《童心》裡，種種朦胧理想和追求幻滅之後，他終于叫喊出：“我甯願全得罪人間，我隻要去荒莽中覓得同情”(注：《童心·同情的尋覓》)。
在最初的中篇《一葉》中，對人生的失望甚至使作品帶上了一定的悲觀色彩。
然而這些也正是作者“思路漸漸地變更”、“将虛空的蕲求打破了不少”(注：《〈霜痕〉序言》)的起點。
一九二三年發表于《小說月報》上的中篇《黃昏》，對地主惡行加以揭露，便較早地顯示出這種傾向。
而從短篇《湖畔兒語》到《号聲》、《霜痕》兩集裡的一些作品，更可以看出作者逐漸将筆端移向不合理現實的暴露和控訴上面。
《湖畔兒語》借流浪兒童的答話，側面寫了一個貧民家庭的困境。
《生與死的一行列》為那些孤苦無告而隻能“相濡以沫”的下層勞動者鳴不平。
《沉船》對外國商輪貪利超載、沉沒災民的罪行表示抗議。
《鬼影》、《司令》等篇則對舊制度下種種荒淫混亂的社會現象予以諷刺和抨擊。
這些短篇雖然頗近于紀實性的散文，但已漸次消除了“五四”初年作品裡那些關于“美”、“愛”和人生哲理的玄想，現實主義成分有了增長。
即使
他還以“三一八”鬥争親曆者的身分，在《執政府大屠殺記》一文中對軍閥暴行作出有力的揭露和控訴。
另有一些散文也從側面接觸到了若幹重大的社會現實問題。
如《白種人——上帝的驕子！》通過生活中一件小事，揭示了帝國主義加于半殖民地人民身上的歧視、壓迫和屈辱；從西洋孩子高傲兇惡的一瞥上，看到了“縮印着”的近百年來“一部中國的外交史”。
《生命的價格——七毛錢》(《溫州的蹤迹》之四)表現了作者對受壓迫者的真摯同情和對人身買賣現象的強烈不滿，并從尋找社會原因的角度提出了“這是誰之罪呢？”的問題。
《航船中的文明》則從旅途生活的一角對“男女分坐”之類所謂“精神文明”作了尖銳的諷刺。
所有這些文字，都說明朱自清後來經過長期的徘徊、摸索，成為一個堅定的革命民主主義戰士，決不是偶然的。
但是，從散文藝術本身來看，代表了朱自清的較高成就的，主要還不是這些戰鬥性較強的文字，而是收入《背影》、《你我》諸集裡的《背影》、《荷塘月色》、《給亡婦》等抒情性的散文。
著名的《背影》一篇，寫的是家庭遭遇變故的情況下父親送别遠行的兒子時的一番情景。
作者通過樸實真切的記叙，抒寫了懷念老父的至情，表現了當時社會中小有産者雖然屢經掙紮仍不免破産的可悲境遇，以及由此而生的感傷情緒。
閃耀在淚光中的父親的身影，曾經引起經濟上同樣處于風雨飄零狀況中的許多小資産階級讀者的感歎。
從這類散文可以看出，作者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實感，通過平易的叙述表達出來；筆緻簡約，樸素，親切，文字多用口語而加以錘煉，讀來有一種娓娓動人的風采，這些作品(連同後來寫的《歐遊雜記》、《倫敦雜記》等散文集)雖然缺少投槍匕首般的戰鬥氣派，但以它們自己的藝術成就，“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并非做不到”(注：魯迅：《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盡了向舊文學示威的作用。
主要從事小說與詩歌創作的王統照(1897—1957)，“五四”初年也曾以“美”和“愛”作為彌合缺陷、美化人生的藥方。
短篇《沉思》裡那個做模特兒的女子瓊逸，想借藝術之力給人生以光明，不願被别人自私地占有，便正是作者理想的化身。
《微笑》一篇裡的小偷阿根，因獄中女犯的一次“微笑”而受了感化，出獄後“居然成了個有些知識的工人”，更是有意地渲染了“美”與“愛”的近于神秘的“魔力”。
這些收在《春雨之夜》集裡的作品，的确象作者晚年自評的那樣：往往“從空想中設境或安排人物”，“重在‘寫意’”(注：《〈王統照短篇小說選集〉序言》)，顯示了較多的弱點。
但是，作者并沒有沉溺在這類虛幻的境界中，以幻想來代替現實。
他意識到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尖銳矛盾。
在《雪後》、《春雨之夜》等短篇中，作者帶着失望和苦悶，表現了美好願望在醜惡現實面前不得不破滅的主題。
在詩集《童心》裡，種種朦胧理想和追求幻滅之後，他終于叫喊出：“我甯願全得罪人間，我隻要去荒莽中覓得同情”(注：《童心·同情的尋覓》)。
在最初的中篇《一葉》中，對人生的失望甚至使作品帶上了一定的悲觀色彩。
然而這些也正是作者“思路漸漸地變更”、“将虛空的蕲求打破了不少”(注：《〈霜痕〉序言》)的起點。
一九二三年發表于《小說月報》上的中篇《黃昏》，對地主惡行加以揭露，便較早地顯示出這種傾向。
而從短篇《湖畔兒語》到《号聲》、《霜痕》兩集裡的一些作品，更可以看出作者逐漸将筆端移向不合理現實的暴露和控訴上面。
《湖畔兒語》借流浪兒童的答話，側面寫了一個貧民家庭的困境。
《生與死的一行列》為那些孤苦無告而隻能“相濡以沫”的下層勞動者鳴不平。
《沉船》對外國商輪貪利超載、沉沒災民的罪行表示抗議。
《鬼影》、《司令》等篇則對舊制度下種種荒淫混亂的社會現象予以諷刺和抨擊。
這些短篇雖然頗近于紀實性的散文，但已漸次消除了“五四”初年作品裡那些關于“美”、“愛”和人生哲理的玄想，現實主義成分有了增長。
即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