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對複古派的鬥争和新文學統一戰線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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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成立後革命的深入和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展開，使國内封建勢力深為憂懼。
因此，當新文學由文學革命進而開始倡導革命文學的時候，文化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鬥争也更為激烈。
在政治上，代表封建勢力并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北洋軍閥，千方百計地企圖撲滅革命火焰。
他們一方面進行着禍國殃民的内戰，另一方面也加緊了對革命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壓迫。
軍閥政府不僅制造了“二七”等一連串流血慘案，而且以反對“過激主義”、“赤化運動”的名義，禁止一切進步思想的宣傳。
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不斷受到各種政治迫害，《新青年》及其它許多進步報刊先後被查禁，連《娜拉》一劇也遭禁演。
和政治壓迫相配合，文化戰線上的封建保守勢力，也因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已不足以遏止新思潮新文化的傳播，就羅緻了一批留過學、出過洋的人，挾“精通西學”的名義，作“仗義執言”的姿态，為舊勢力保镳，以遂其反動複古的目的。
這批人物先後以《學衡》、《甲寅周刊》為陣地，一南一北，遙相呼應地向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發動了不斷的反攻。
《學衡》雜志一九二二年一月創刊于南京，主要編撰者有梅光迪、胡先肅、吳宓等人。
這批人跟老牌守舊分子林纾相比，略有不同，在他們大都從國外回來，所披的已不是舊中國封建文化的長袍子，而是一套由歐洲資産階級文化與舊中國封建思想拼湊而成的新裝。
刊物自稱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宗旨，也正顯示了這一特點。
他們并以“學貫中西”自我标榜。
梅光迪發表《評提倡新文化者》，也無非自銜淹博，對新文化運動倡導者肆意笑罵，暴露其反對一切新學說、反對介紹和借鑒近代西洋進步文學的反動立場。
文章歪曲地寫道：“杜威、羅素為有勢力之思想家中之二人耳，而彼等奉為神明，一若歐美數千年來之思想界隻有此二人者。
馬克思之社會主義，久已為經濟學家所批駁，而彼等猶尊若聖經。
其言政治，則推俄國；言文學，則襲晚近之堕落派。
”吳宓也把對西方進步思潮和社會主義學說的宣傳诋毀為“專取外國吐棄的餘屑”、“專取一家之邪說”(注：吳宓：《論新文化運動》)。
此外，《學衡》雜志又重複胡先肅在“五四”前夕寫的《中國文學改良論》一文中的許多論點，反對以白話代文言，反對語文合一，主張文學上的模仿。
胡先肅又在《學衡》第一卷第一期中作文反對白話詩，認為白話詩“僅為白話而非詩”。
一九二五年，章士钊的《甲寅》在北京複刊(注：《甲寅雜志》初為月刊，1914年創刊于日本東京，出版十期後停刊。
至1925年，在北京續出《甲寅周刊》，從三十七期起改在天津出版)。
這個封面上印有黃斑老虎标志的周刊，也是專門反對新文化和新文學的。
章士钊曾留學英國，當時擔任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自說是新舊之間的一個“調和派”(注：章士钊：《進化與調和》)。
就在“五卅”慘案所激起的全國人民反帝反軍閥怒潮中，《甲寅周刊》發表了許多“時評”，誣蔑愛國運動是受“野心家”的利用，“由公争返為私争”；支持軍閥政府的武裝鎮壓；提出所謂“讀書乃真救國”口與，與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相對抗。
女師大事件、“三一八”鬥争前後，《甲寅周刊》刊載軍閥政府的許多文件，并發表評論硬說進步師生“越軌”，為軍閥的倒行逆施作辯護。
為了維護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刊物還鼓吹所謂“讀經”，主張恢複科舉制。
章士钊(筆名孤桐)在一九二五年九月《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上重登了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已經發表過的《評論文化運動》。
接着又在第十四号上發表了《評新文學運動》。
在這些文章裡，他重彈封建文人反對白話文的老調，認為“吾之國性群德，悉存文言，國苟不亡，理不可棄。
”并直接诽謗白話文，“蓋作白話而欲其美，其事之難，難如登天”(注：章士钊：《答适之》)。
刊物上發表的其它一些文字，也都主張“欲求文體之活潑，乃莫善于用文言”(注：瞿宣穎：《文體說》)。
甚至公開提出取消“白話文學
因此，當新文學由文學革命進而開始倡導革命文學的時候，文化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鬥争也更為激烈。
在政治上，代表封建勢力并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北洋軍閥，千方百計地企圖撲滅革命火焰。
他們一方面進行着禍國殃民的内戰，另一方面也加緊了對革命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壓迫。
軍閥政府不僅制造了“二七”等一連串流血慘案，而且以反對“過激主義”、“赤化運動”的名義，禁止一切進步思想的宣傳。
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不斷受到各種政治迫害，《新青年》及其它許多進步報刊先後被查禁，連《娜拉》一劇也遭禁演。
和政治壓迫相配合，文化戰線上的封建保守勢力，也因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已不足以遏止新思潮新文化的傳播，就羅緻了一批留過學、出過洋的人，挾“精通西學”的名義，作“仗義執言”的姿态，為舊勢力保镳，以遂其反動複古的目的。
這批人物先後以《學衡》、《甲寅周刊》為陣地，一南一北，遙相呼應地向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發動了不斷的反攻。
《學衡》雜志一九二二年一月創刊于南京，主要編撰者有梅光迪、胡先肅、吳宓等人。
這批人跟老牌守舊分子林纾相比，略有不同，在他們大都從國外回來，所披的已不是舊中國封建文化的長袍子，而是一套由歐洲資産階級文化與舊中國封建思想拼湊而成的新裝。
刊物自稱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宗旨，也正顯示了這一特點。
他們并以“學貫中西”自我标榜。
梅光迪發表《評提倡新文化者》，也無非自銜淹博，對新文化運動倡導者肆意笑罵，暴露其反對一切新學說、反對介紹和借鑒近代西洋進步文學的反動立場。
文章歪曲地寫道：“杜威、羅素為有勢力之思想家中之二人耳，而彼等奉為神明，一若歐美數千年來之思想界隻有此二人者。
馬克思之社會主義，久已為經濟學家所批駁，而彼等猶尊若聖經。
其言政治，則推俄國；言文學，則襲晚近之堕落派。
”吳宓也把對西方進步思潮和社會主義學說的宣傳诋毀為“專取外國吐棄的餘屑”、“專取一家之邪說”(注：吳宓：《論新文化運動》)。
此外，《學衡》雜志又重複胡先肅在“五四”前夕寫的《中國文學改良論》一文中的許多論點，反對以白話代文言，反對語文合一，主張文學上的模仿。
胡先肅又在《學衡》第一卷第一期中作文反對白話詩，認為白話詩“僅為白話而非詩”。
一九二五年，章士钊的《甲寅》在北京複刊(注：《甲寅雜志》初為月刊，1914年創刊于日本東京，出版十期後停刊。
至1925年，在北京續出《甲寅周刊》，從三十七期起改在天津出版)。
這個封面上印有黃斑老虎标志的周刊，也是專門反對新文化和新文學的。
章士钊曾留學英國，當時擔任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自說是新舊之間的一個“調和派”(注：章士钊：《進化與調和》)。
就在“五卅”慘案所激起的全國人民反帝反軍閥怒潮中，《甲寅周刊》發表了許多“時評”，誣蔑愛國運動是受“野心家”的利用，“由公争返為私争”；支持軍閥政府的武裝鎮壓；提出所謂“讀書乃真救國”口與，與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相對抗。
女師大事件、“三一八”鬥争前後，《甲寅周刊》刊載軍閥政府的許多文件，并發表評論硬說進步師生“越軌”，為軍閥的倒行逆施作辯護。
為了維護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刊物還鼓吹所謂“讀經”，主張恢複科舉制。
章士钊(筆名孤桐)在一九二五年九月《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上重登了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已經發表過的《評論文化運動》。
接着又在第十四号上發表了《評新文學運動》。
在這些文章裡，他重彈封建文人反對白話文的老調，認為“吾之國性群德，悉存文言，國苟不亡，理不可棄。
”并直接诽謗白話文，“蓋作白話而欲其美，其事之難，難如登天”(注：章士钊：《答适之》)。
刊物上發表的其它一些文字，也都主張“欲求文體之活潑，乃莫善于用文言”(注：瞿宣穎：《文體說》)。
甚至公開提出取消“白話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