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瞿秋白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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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是革命作家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指導下，發起和展開的。
它的興起，标志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比較廣泛、比較系統地傳播的開始；它的發展，始終是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影響的擴大和深入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
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者們從一開始就提出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任務。
創造社從一九二八年初起，以提倡無産階級革命文學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為兩大任務，《文化批判》發刊時，引用了列甯的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運動”(注：《怎麼辦？》，此處引文據《列甯全集》中譯本第5卷；當時的譯文與此略有不同)，并把介紹和闡述馬克思主義稱為“一種偉大的啟蒙”。
在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過程中，他們首先注意的是理論工作。
經過一九二八年的論争，革命作家普遍意識到自己理論修養之不足，更覺得切實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武器的必要，由此促進了科學的文藝理論書籍的大量翻譯和出版。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起，陳望道主編的“文藝理論小叢書”開始印行，内收蘇聯和日本的革命文學論文。
翌年春起，馮雪峰主編的“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也陸續出版(注：當時出版預告中，這套叢書共計十四冊，但實際隻出版了八冊)，魯迅為這套叢書翻譯了蘇聯的《文藝政策》、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和《文藝與批評》；馮雪峰翻譯了《文學評論》(梅林)、《藝術之社會的基礎》(盧那察爾斯基)、《藝術與社會生活》(普列漢諾夫)、《社會的作家論》(伏洛夫斯基)等書。
魯迅以後又單獨譯出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即《沒有地址的信》)。
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間，瞿秋白編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拉法格、普列漢諾夫等人的文藝論著。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東京“左聯”分盟成員編譯出版“文藝理論叢書”，内有馬克思、恩格斯以及高爾基等人的文藝論文，郭沫若為叢書翻譯了從馬恩合著《神聖家族》中節選出來的《藝術作品之真實性》。
在整個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還相繼翻譯出版了為數更多的闡述馬克思主義文藝原理和觀點的單篇論文、單本著作、從這一工作總的發展趨勢來看，是由開始的主要翻譯蘇聯、日本等國作家闡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論文，逐步進到着重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
除此以外，沈端先、林柏修、馮憲章、任白戈、張香山等，也都積極參加了這一活動。
這個曾被魯迅比作普洛米修斯盜火種給人類和運送軍火給起義奴隸的工作，從理論上武裝了革命作家，推動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走上“正确，前進的路”(注：《二心集·我們要批評家》)。
和翻譯介紹同時，革命作家運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分析論述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實踐中遇到的一系列問題。
在對各種反動文藝思想的鬥争中，他們闡述了文藝的階級性、革命文藝應該自覺地為革命政治服務等原理，粉碎了敵人的進攻；在文藝大衆化運動中，他們努力探索文藝為勞動群衆服務的道路和具體措施；此外，還對諸如創作理論、文學曆史、作家作品進行了讨論研究。
這些工作，都使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文藝界廣為傳播，逐步深入人心。
一九三年“左聯”成立。
在成立大會上，決定設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等機構，并以“中國無産階級作品及理論的發展之檢讨”、“外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研究”、“中國非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的檢讨”等課題為其主要工作内容。
當時，無産階級革命文學倡導以後的第一批作品陸續出現，在獲得最初成績的同時，作家思想意識上及創作方法方面的各種弱點也在這些作品中有相當突出的暴露。
因此，有關的評論一方面肯定這些作品的新題材、新主題，另一方面也對它們的某些不良傾向，諸如“革命的浪漫谛克”、“感傷主義”以及對于革命所采取的客觀主義“觀照”态度，缺少鬥争氣氛等，進行了較為嚴格的批評(注：可參閱錢杏村的《安特列夫與阿志巴綏夫傾向的克服》(《拓荒者》第1卷第4、5期合刊，1930年5月)和瞿秋白的《革命的浪漫谛克》(華漢著《地泉》序)兩文。
他們文中的“革命的浪漫谛克”一詞，系指小資産階級對現實的空想和革命狂熱性等，與今天所用的“革命的浪漫主義”一詞含義不同)。
這項工作在一九二九年即已開始，“左聯”成立後更有所開展。
錢杏村是初期最活躍的批評家，他及時地寫了不少批評文章。
華漢(陽翰笙)對蔣光赤《沖出雲圍的月亮》和《麗莎的哀怨》的批評(注：《讀了馮憲章的批評以後》，《拓荒者》第1卷4、5期合刊，1930年5月)，指出這兩
它的興起，标志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比較廣泛、比較系統地傳播的開始；它的發展，始終是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影響的擴大和深入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
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者們從一開始就提出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任務。
創造社從一九二八年初起，以提倡無産階級革命文學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為兩大任務，《文化批判》發刊時，引用了列甯的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運動”(注：《怎麼辦？》，此處引文據《列甯全集》中譯本第5卷；當時的譯文與此略有不同)，并把介紹和闡述馬克思主義稱為“一種偉大的啟蒙”。
在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過程中，他們首先注意的是理論工作。
經過一九二八年的論争，革命作家普遍意識到自己理論修養之不足，更覺得切實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武器的必要，由此促進了科學的文藝理論書籍的大量翻譯和出版。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起，陳望道主編的“文藝理論小叢書”開始印行，内收蘇聯和日本的革命文學論文。
翌年春起，馮雪峰主編的“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也陸續出版(注：當時出版預告中，這套叢書共計十四冊，但實際隻出版了八冊)，魯迅為這套叢書翻譯了蘇聯的《文藝政策》、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和《文藝與批評》；馮雪峰翻譯了《文學評論》(梅林)、《藝術之社會的基礎》(盧那察爾斯基)、《藝術與社會生活》(普列漢諾夫)、《社會的作家論》(伏洛夫斯基)等書。
魯迅以後又單獨譯出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即《沒有地址的信》)。
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間，瞿秋白編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拉法格、普列漢諾夫等人的文藝論著。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東京“左聯”分盟成員編譯出版“文藝理論叢書”，内有馬克思、恩格斯以及高爾基等人的文藝論文，郭沫若為叢書翻譯了從馬恩合著《神聖家族》中節選出來的《藝術作品之真實性》。
在整個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還相繼翻譯出版了為數更多的闡述馬克思主義文藝原理和觀點的單篇論文、單本著作、從這一工作總的發展趨勢來看，是由開始的主要翻譯蘇聯、日本等國作家闡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論文，逐步進到着重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
除此以外，沈端先、林柏修、馮憲章、任白戈、張香山等，也都積極參加了這一活動。
這個曾被魯迅比作普洛米修斯盜火種給人類和運送軍火給起義奴隸的工作，從理論上武裝了革命作家，推動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走上“正确，前進的路”(注：《二心集·我們要批評家》)。
和翻譯介紹同時，革命作家運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分析論述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實踐中遇到的一系列問題。
在對各種反動文藝思想的鬥争中，他們闡述了文藝的階級性、革命文藝應該自覺地為革命政治服務等原理，粉碎了敵人的進攻；在文藝大衆化運動中，他們努力探索文藝為勞動群衆服務的道路和具體措施；此外，還對諸如創作理論、文學曆史、作家作品進行了讨論研究。
這些工作，都使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文藝界廣為傳播，逐步深入人心。
一九三年“左聯”成立。
在成立大會上，決定設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等機構，并以“中國無産階級作品及理論的發展之檢讨”、“外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研究”、“中國非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的檢讨”等課題為其主要工作内容。
當時，無産階級革命文學倡導以後的第一批作品陸續出現，在獲得最初成績的同時，作家思想意識上及創作方法方面的各種弱點也在這些作品中有相當突出的暴露。
因此，有關的評論一方面肯定這些作品的新題材、新主題，另一方面也對它們的某些不良傾向，諸如“革命的浪漫谛克”、“感傷主義”以及對于革命所采取的客觀主義“觀照”态度，缺少鬥争氣氛等，進行了較為嚴格的批評(注：可參閱錢杏村的《安特列夫與阿志巴綏夫傾向的克服》(《拓荒者》第1卷第4、5期合刊，1930年5月)和瞿秋白的《革命的浪漫谛克》(華漢著《地泉》序)兩文。
他們文中的“革命的浪漫谛克”一詞，系指小資産階級對現實的空想和革命狂熱性等，與今天所用的“革命的浪漫主義”一詞含義不同)。
這項工作在一九二九年即已開始，“左聯”成立後更有所開展。
錢杏村是初期最活躍的批評家，他及時地寫了不少批評文章。
華漢(陽翰笙)對蔣光赤《沖出雲圍的月亮》和《麗莎的哀怨》的批評(注：《讀了馮憲章的批評以後》，《拓荒者》第1卷4、5期合刊，1930年5月)，指出這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