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文藝大衆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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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衆文藝》第2卷第3期)。
根據這一要求，在不妨礙革命文學所要表現的新内容的前提下，利用舊的、為大衆所熟悉的文藝形式的任務被提了出來(注：參見洪靈菲在文藝大衆化座談會上的發言(《大衆文藝》第2卷第3期)和沈端先《文學運動的幾個重要問題》(《拓荒者》第1卷第3期)等文)，雖然也有人對舊形式能否表現新内容感到懷疑(注：葉沉(沈西苓)：《戲劇運動的目前誤謬及今後的進路》，《沙侖》第1卷第1期，1930年6月)。
與這同時，文學語言的改革，“把文改為話”，力求生動易懂的問題也引起了注意(注：參見沈端先在文藝大衆化座談會上的發言(《大衆文藝》第2卷第3期)和田漢在大衆文藝第二次座談會上的發言(《大衆文藝》第2卷第4期)。
)；通俗化被理解為是實現大衆化的關鍵。
魯迅在《文藝的大衆化》一文中，指出“文藝本應該并非隻有少數的優秀者才能夠鑒賞”，“倘若說，作品愈高，知音愈少。
那麼，推論起來，誰也不懂的東西，就是世界上的絕作了。
”對于把藝術置于民衆之上的錯誤觀點作了有力的批駁。
魯迅認為“現今的急務”，是“應該多有為大衆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以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
”他又指出限于客觀條件，當時還隻是“使大衆能鑒賞文藝的時代的準備”，要徹底實現大衆化，“必須政治之力的幫助，一條腿是走不成路的”(注：《大衆文藝》第2卷第3期)。
事實的發展，證明這是一個清醒而且深刻的認識。
在讨論過程中，“左聯”成立，決定設立文藝大從化研究會以負責這一工作。
這次讨論，正式提出革命文學大衆化的任務，引起比較普遍的注意，但許多問題還沒有接觸，許多問題還沒有深入。
一九三一年冬開始第二次讨論。
由于“左聯”事先對一些錯誤思想作了分析，革命作家又為“九一八”以後廣泛動員群衆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客觀要求所推動，文藝大衆化受到更大的重視。
同年十一月，“左聯”執行委員會通過的《中國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中指出： 在創作、批評，和目前其他諸問題，乃至組織問題，今後必須執行徹底的正确的大衆化，而決不容許再停留在過去所提起的那種模糊忽視的意義中。
隻有通過大衆化的路線，即實現了運動與組織的大衆化，作品、批評以及其他一切的大衆化，才能完成我們當前的反帝反國民黨的蘇維埃革命的任務，才能創造出真正的中國無産階級革命文學。
這裡顯然規定了一些不切實際的“左”的要求，但是，決議強調大衆化是建設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第一個重大的問題”，它的解決“實為完成一切新任務所必要的道路”(注：《文學導報》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卻證明了“左聯”對文藝大衆化的高度重視。
一九三二年三月，“左聯”秘書處擴大會議作出《關于“左聯”目前具體工作的決議》，再次把實現文藝大衆化放在首要地位，指出“‘左聯’的鬥争還沒有在實際生活鬥争上發生很大的效果，那關鍵就在‘左聯’現在還沒有真正的實行着轉變——‘面向群衆’，因此，切實的全般的實行這個轉變，就是當前的最緊要的任務！”(注：《秘書處消息》第1期，1932年3月15日)這些決定和号召，擴大了文藝大衆化所需要解決的問題的範圍，強調了它在整個革命文學建設中的意義，成為第二次讨論的綱領。
在一年多時間内，《北鬥》、《文藝新聞》發起征文，《文學導報》、《文學》(半月刊)、《文學月報》等刊物發表不少文章，連續不斷地讨論了文藝大衆化。
革命作家在這個時期所寫的分析革命文學其它問題的文章，也常常涉及大衆化問題。
文藝大衆化，成為整個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注意的中心。
文學形式仍然是這次讨論的主要方面。
鑒于舊的通俗文藝的形式最易為廣大讀者所接受，瞿秋白認為革命作家不能輕視舊形式，“革命的先鋒隊不應當離開群衆的隊伍”，“革命的大衆文藝在開始的時候必須利用舊的形式的優點——群衆讀慣的看慣的那種小說詩歌戲劇，——逐漸的加入新的成分養成群衆的新的習慣，同着群衆一塊兒去提高藝術的程度。
”(注：《大衆文藝的問題》，《文學月報》創刊号，1932年6月10日，署名宋陽)與此同時，革命作家看到一些國際革命文學的新形式，具有迅速反映現實、富有戰鬥性、短小精悍等優點，它們既能很好地表現新的内容、新的思想，又比較便于群衆接受，因此大力加以提倡。
周起應指出，“我們要盡量地采用國際普羅文學的新的大衆形式，如……報告文學，群衆朗讀劇等”(注：《關于文學大衆化》
根據這一要求，在不妨礙革命文學所要表現的新内容的前提下，利用舊的、為大衆所熟悉的文藝形式的任務被提了出來(注：參見洪靈菲在文藝大衆化座談會上的發言(《大衆文藝》第2卷第3期)和沈端先《文學運動的幾個重要問題》(《拓荒者》第1卷第3期)等文)，雖然也有人對舊形式能否表現新内容感到懷疑(注：葉沉(沈西苓)：《戲劇運動的目前誤謬及今後的進路》，《沙侖》第1卷第1期，1930年6月)。
與這同時，文學語言的改革，“把文改為話”，力求生動易懂的問題也引起了注意(注：參見沈端先在文藝大衆化座談會上的發言(《大衆文藝》第2卷第3期)和田漢在大衆文藝第二次座談會上的發言(《大衆文藝》第2卷第4期)。
)；通俗化被理解為是實現大衆化的關鍵。
魯迅在《文藝的大衆化》一文中，指出“文藝本應該并非隻有少數的優秀者才能夠鑒賞”，“倘若說，作品愈高，知音愈少。
那麼，推論起來，誰也不懂的東西，就是世界上的絕作了。
”對于把藝術置于民衆之上的錯誤觀點作了有力的批駁。
魯迅認為“現今的急務”，是“應該多有為大衆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以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
”他又指出限于客觀條件，當時還隻是“使大衆能鑒賞文藝的時代的準備”，要徹底實現大衆化，“必須政治之力的幫助，一條腿是走不成路的”(注：《大衆文藝》第2卷第3期)。
事實的發展，證明這是一個清醒而且深刻的認識。
在讨論過程中，“左聯”成立，決定設立文藝大從化研究會以負責這一工作。
這次讨論，正式提出革命文學大衆化的任務，引起比較普遍的注意，但許多問題還沒有接觸，許多問題還沒有深入。
一九三一年冬開始第二次讨論。
由于“左聯”事先對一些錯誤思想作了分析，革命作家又為“九一八”以後廣泛動員群衆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客觀要求所推動，文藝大衆化受到更大的重視。
同年十一月，“左聯”執行委員會通過的《中國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中指出： 在創作、批評，和目前其他諸問題，乃至組織問題，今後必須執行徹底的正确的大衆化，而決不容許再停留在過去所提起的那種模糊忽視的意義中。
隻有通過大衆化的路線，即實現了運動與組織的大衆化，作品、批評以及其他一切的大衆化，才能完成我們當前的反帝反國民黨的蘇維埃革命的任務，才能創造出真正的中國無産階級革命文學。
這裡顯然規定了一些不切實際的“左”的要求，但是，決議強調大衆化是建設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第一個重大的問題”，它的解決“實為完成一切新任務所必要的道路”(注：《文學導報》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卻證明了“左聯”對文藝大衆化的高度重視。
一九三二年三月，“左聯”秘書處擴大會議作出《關于“左聯”目前具體工作的決議》，再次把實現文藝大衆化放在首要地位，指出“‘左聯’的鬥争還沒有在實際生活鬥争上發生很大的效果，那關鍵就在‘左聯’現在還沒有真正的實行着轉變——‘面向群衆’，因此，切實的全般的實行這個轉變，就是當前的最緊要的任務！”(注：《秘書處消息》第1期，1932年3月15日)這些決定和号召，擴大了文藝大衆化所需要解決的問題的範圍，強調了它在整個革命文學建設中的意義，成為第二次讨論的綱領。
在一年多時間内，《北鬥》、《文藝新聞》發起征文，《文學導報》、《文學》(半月刊)、《文學月報》等刊物發表不少文章，連續不斷地讨論了文藝大衆化。
革命作家在這個時期所寫的分析革命文學其它問題的文章，也常常涉及大衆化問題。
文藝大衆化，成為整個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注意的中心。
文學形式仍然是這次讨論的主要方面。
鑒于舊的通俗文藝的形式最易為廣大讀者所接受，瞿秋白認為革命作家不能輕視舊形式，“革命的先鋒隊不應當離開群衆的隊伍”，“革命的大衆文藝在開始的時候必須利用舊的形式的優點——群衆讀慣的看慣的那種小說詩歌戲劇，——逐漸的加入新的成分養成群衆的新的習慣，同着群衆一塊兒去提高藝術的程度。
”(注：《大衆文藝的問題》，《文學月報》創刊号，1932年6月10日，署名宋陽)與此同時，革命作家看到一些國際革命文學的新形式，具有迅速反映現實、富有戰鬥性、短小精悍等優點，它們既能很好地表現新的内容、新的思想，又比較便于群衆接受，因此大力加以提倡。
周起應指出，“我們要盡量地采用國際普羅文學的新的大衆形式，如……報告文學，群衆朗讀劇等”(注：《關于文學大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