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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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發展，它在幾次文藝論戰中的接連勝利，以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深入傳播，使革命文學的反對派改變策略，由公開的反對攻讦轉為隐蔽的也是更為陰險的破壞。
對此，革命作家是有所警惕的。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左聯”執委會通過的《中國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決議雖有王明“左”傾路線的明顯影響，但也大體正确地指出：“在敵人的文藝領域，不僅隻注意到民族主義文學和新月派等就夠，還必須注意到其他各種各樣的反動的現象和集團，也必須注意到那在各種遮掩下——‘左’或灰色遮掩下的反動性和陰謀性。
”(注：《文學導報》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此後不久，果然出現了自稱為“自由人”、“第三種人”的胡秋原、蘇汶(杜衡)之流發動的新的攻擊。
這些人和“左聯”有過交往，有的曾是“左聯”成員；蘇汶譯過蘇聯文藝創作和論著，胡秋原一再聲稱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觀”，“是從樸列汗諾夫(普列漢諾夫——引者)……出發，研究文藝的人”，并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之擁護》作為自己文章的副題；他們甚至聲明并不否認文藝的階級性，而隻是作為“自由的智識階級”和“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們”的代表，向革命作家要求“文藝自由”。
他們用這些來遮掩自己對于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不滿和破壞。
所以，由此引起的鬥争，比以前幾次要隐蔽和複雜得多。
一九三一年底，《文化評論》(和胡秋原等有關的一個刊物)創刊号的社評《真理之檄》表示：“文化界之混沌與烏煙瘴氣，再也沒有如今日之甚了。
”因此他們這群’自由的智識階級”決心擔負起思想批判的天職。
他們還标榜自己“完全站在客觀的立場，……沒有一定的黨見，如果有，那便是愛護真理和信心”。
話中已經向左翼文化運動放了幾支暗箭。
胡秋原在同一期發表《阿狗文藝論》，叫嚷“文學與藝術，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藝術堕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那是藝術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論，來強奸文學，是對于藝術尊嚴不可恕的冒渎”。
不久，他又寫了《勿侵略文藝》，揚言藝術隻能表現生活，不能對生活發生任何作用，“藝術不是宣傳”，讓政治主張“破壞”藝術“是使人煩厭的”，并反對“隻準某一種文學把持文壇”。
這些話表面上裝成是對“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和國民黨改組派文人的“民主文藝”而發，但這兩者原是反動政客玩弄的把戲，在文藝界沒有任何影響。
他指桑罵槐，矛頭所指，分明是對着當時已成為中國“唯一的文藝運動”的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
緊接着，胡秋原又寫了《錢杏村理論之清算與民族文學理論之批評》，扯下原先的面具，借清算錢杏村理論為名，肆意謾罵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
“左聯”以《文藝新聞》為陣地，連續發表多篇文章，給予回擊。
由瞿秋白執筆的《“自由人”的文化運動》(注：《文藝新聞》第56号，1932年5月23日，發表時未署名)，揭露他們企圖以“自由的智識階級”的名義和無産階級争奪文化運動的領導權。
文章着重批判胡秋原的藝術至上主義的反動實質，指出他的所謂“勿侵略文藝”，反對文藝成為階級鬥争的武器，“是幫助統治階級……來實行攻擊無産階級的階級文藝”，“文藝自由”論調所真正反對的，是文藝為無産階級的革命政治服務。
洛揚(馮雪峰)在《緻〈文藝新聞〉的一封信》裡，揭露了胡秋原“以‘清算再批判’的取消派的立場，公開地向普洛文學運動進攻”的“真面目”，指出當時胡秋原
對此，革命作家是有所警惕的。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左聯”執委會通過的《中國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決議雖有王明“左”傾路線的明顯影響，但也大體正确地指出：“在敵人的文藝領域，不僅隻注意到民族主義文學和新月派等就夠，還必須注意到其他各種各樣的反動的現象和集團，也必須注意到那在各種遮掩下——‘左’或灰色遮掩下的反動性和陰謀性。
”(注：《文學導報》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此後不久，果然出現了自稱為“自由人”、“第三種人”的胡秋原、蘇汶(杜衡)之流發動的新的攻擊。
這些人和“左聯”有過交往，有的曾是“左聯”成員；蘇汶譯過蘇聯文藝創作和論著，胡秋原一再聲稱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觀”，“是從樸列汗諾夫(普列漢諾夫——引者)……出發，研究文藝的人”，并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之擁護》作為自己文章的副題；他們甚至聲明并不否認文藝的階級性，而隻是作為“自由的智識階級”和“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們”的代表，向革命作家要求“文藝自由”。
他們用這些來遮掩自己對于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不滿和破壞。
所以，由此引起的鬥争，比以前幾次要隐蔽和複雜得多。
一九三一年底，《文化評論》(和胡秋原等有關的一個刊物)創刊号的社評《真理之檄》表示：“文化界之混沌與烏煙瘴氣，再也沒有如今日之甚了。
”因此他們這群’自由的智識階級”決心擔負起思想批判的天職。
他們還标榜自己“完全站在客觀的立場，……沒有一定的黨見，如果有，那便是愛護真理和信心”。
話中已經向左翼文化運動放了幾支暗箭。
胡秋原在同一期發表《阿狗文藝論》，叫嚷“文學與藝術，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藝術堕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那是藝術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論，來強奸文學，是對于藝術尊嚴不可恕的冒渎”。
不久，他又寫了《勿侵略文藝》，揚言藝術隻能表現生活，不能對生活發生任何作用，“藝術不是宣傳”，讓政治主張“破壞”藝術“是使人煩厭的”，并反對“隻準某一種文學把持文壇”。
這些話表面上裝成是對“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和國民黨改組派文人的“民主文藝”而發，但這兩者原是反動政客玩弄的把戲，在文藝界沒有任何影響。
他指桑罵槐，矛頭所指，分明是對着當時已成為中國“唯一的文藝運動”的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
緊接着，胡秋原又寫了《錢杏村理論之清算與民族文學理論之批評》，扯下原先的面具，借清算錢杏村理論為名，肆意謾罵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
“左聯”以《文藝新聞》為陣地，連續發表多篇文章，給予回擊。
由瞿秋白執筆的《“自由人”的文化運動》(注：《文藝新聞》第56号，1932年5月23日，發表時未署名)，揭露他們企圖以“自由的智識階級”的名義和無産階級争奪文化運動的領導權。
文章着重批判胡秋原的藝術至上主義的反動實質，指出他的所謂“勿侵略文藝”，反對文藝成為階級鬥争的武器，“是幫助統治階級……來實行攻擊無産階級的階級文藝”，“文藝自由”論調所真正反對的，是文藝為無産階級的革命政治服務。
洛揚(馮雪峰)在《緻〈文藝新聞〉的一封信》裡，揭露了胡秋原“以‘清算再批判’的取消派的立場，公開地向普洛文學運動進攻”的“真面目”，指出當時胡秋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