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對“新月派”和法西期“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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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建立的革命統一戰線的破裂，國内階級關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
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大資産階級三位一體的以動統治，民族資産階級和一部分上層小資産階級附和了他們。
另一方面是無産階級、農民和革命小資産階級所組成的革命陣營。
這些變化在意識形态領域内的反映，就是“五四”以來形成的新文化隊伍的新的分化；雙方陣線分明，鬥争起伏不停。
文藝戰線上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兩條道路鬥争，更是出現了從未有過的緊張激烈的局面。
革命作家在黨領導下，根據階級鬥争的規律，自覺地投入這些鬥争，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輝煌的戰果。
首先向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進攻的是“新月派”。
作為文學社團，新月社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
從其主要成員梁實秋、陳源、徐志摩等人的活動看，它與現代評論社可以說是一個團體，兩塊招牌。
胡适是他們的共同領袖。
早在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他們以《現代評論》周刊為主要陣地，反對革命人民，已經暴露了作為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意識代表”的反動面目。
當他們眼看北洋軍閥搖搖欲墜，就急忙另找出路。
蔣介石公開叛變革命後，他們立刻改以《新月》為主要陣地，巴結上這個新的主子。
正如魯迅在一封信中所說：“《新月》忽而大起勁，這是将代《現代評論》而起，為政府作‘诤友’，因為《現代》曾為老段诤友，不能再露面也。
”(注：緻章廷謙(1929年8月17日)，《魯迅書信集》上冊第231頁)他們在《新月》月刊和“現代文化叢書”中大肆宣傳英、美資産階級自由主義的政治主張、文化和文藝思想，聲稱中國根本不存在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的統治，中國的落後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惡魔”造成的；同時高唱“好政府”主義，用所謂“人權”與“約法”來反對人民暴力革命，并誣蔑共産主義是“殺人放火”等等，為反動統治開脫罪行，出謀劃策。
一九二九年底，蔣介石緻電全國各報館，裝模作樣地表示為了“集思廣益”，征求“盡情批評”，“凡屬嘉言，鹹當拜納”。
《新月》立刻發表羅隆基的《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以為響應。
内中轉錄蔣介石電報全文，宣稱“很值得多讀幾遍”，并喝彩說：“讀得到這樣的電報，我們醉心思想言論自由的小民，自然是歡欣鼓舞。
”胡适還将《新月》送交蔣介石及其幕僚，表示“甚盼先生們能騰出一部分時間，稍稍流覽”。
不久，蔣介石召見胡适，“對大局有所垂詢”。
一唱一和，亦步亦趨。
他們賣身投靠新的主子，真是到了“得其所哉”的地步。
向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發起攻擊，是他們立意充當國民黨反動派清客和幫兇的第一次表态，也是借此晉身的第一份見面禮。
一九二八年三月，正當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開始倡導之際，《新月》月刊創刊。
在由徐志摩執筆的發刊詞《〈新月〉的态度》中，他們歎息“這時代是變态，是病态，不是常态”，是個“荒歉”、“混亂”的年頭，文化園地裡多的是“盤錯的旁枝”、“恣蔓的藤蘿”，卻不見“剛直的本幹”、“普蓋的青蔭”；文壇上全是一些“功利派”、“攻擊派”、“偏激派”、“熱狂派”、“稗販派”、“标語派”、“主義派”。
他們認為這是思想上“有了絕對的自由”所造成的“無政府的淩亂”，決不能“礙着一個迷誤的自由的觀念”，不去随時“鏟除”。
他們提出“健康”、“尊嚴”兩個原則，希望借此“喚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消滅一切侵蝕思想與生活的病菌”。
他們還大聲疾呼：“我們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奮争，尤其在人生的尊嚴與健康橫受淩辱與侵襲的時日！”盡管為了維持紳士的“禮儀”，擺弄文人的“風雅”，發刊詞婉轉曲折，用了不少詞藻自加文飾，但一涉及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時候，就失聲驚叫，違背了正在提倡的“常态”，其妄想扼殺這個新興文學的居心灼然可見。
同年六月，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由最初的倡導而發展成為聲勢浩大的運動，梁實秋便正式出馬，在《文學與革命》中說什麼“革命的文學”、“無産階級的文學”根本不能成立，因為“文學家的心目當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階級觀念，更不含有為某一階級謀利益的成見”；因為“偉大的文學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
他又說，文學的“中心均是個人主義”，因此“大多數就沒有文學，文學就不是大多數的”。
他的态度比發刊詞要露骨得多，而且忙着祭起人性論的法寶，以反對階級論，
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大資産階級三位一體的以動統治，民族資産階級和一部分上層小資産階級附和了他們。
另一方面是無産階級、農民和革命小資産階級所組成的革命陣營。
這些變化在意識形态領域内的反映，就是“五四”以來形成的新文化隊伍的新的分化；雙方陣線分明，鬥争起伏不停。
文藝戰線上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兩條道路鬥争，更是出現了從未有過的緊張激烈的局面。
革命作家在黨領導下，根據階級鬥争的規律，自覺地投入這些鬥争，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輝煌的戰果。
首先向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進攻的是“新月派”。
作為文學社團，新月社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
從其主要成員梁實秋、陳源、徐志摩等人的活動看，它與現代評論社可以說是一個團體，兩塊招牌。
胡适是他們的共同領袖。
早在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他們以《現代評論》周刊為主要陣地，反對革命人民，已經暴露了作為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意識代表”的反動面目。
當他們眼看北洋軍閥搖搖欲墜，就急忙另找出路。
蔣介石公開叛變革命後，他們立刻改以《新月》為主要陣地，巴結上這個新的主子。
正如魯迅在一封信中所說：“《新月》忽而大起勁，這是将代《現代評論》而起，為政府作‘诤友’，因為《現代》曾為老段诤友，不能再露面也。
”(注：緻章廷謙(1929年8月17日)，《魯迅書信集》上冊第231頁)他們在《新月》月刊和“現代文化叢書”中大肆宣傳英、美資産階級自由主義的政治主張、文化和文藝思想，聲稱中國根本不存在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的統治，中國的落後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惡魔”造成的；同時高唱“好政府”主義，用所謂“人權”與“約法”來反對人民暴力革命，并誣蔑共産主義是“殺人放火”等等，為反動統治開脫罪行，出謀劃策。
一九二九年底，蔣介石緻電全國各報館，裝模作樣地表示為了“集思廣益”，征求“盡情批評”，“凡屬嘉言，鹹當拜納”。
《新月》立刻發表羅隆基的《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以為響應。
内中轉錄蔣介石電報全文，宣稱“很值得多讀幾遍”，并喝彩說：“讀得到這樣的電報，我們醉心思想言論自由的小民，自然是歡欣鼓舞。
”胡适還将《新月》送交蔣介石及其幕僚，表示“甚盼先生們能騰出一部分時間，稍稍流覽”。
不久，蔣介石召見胡适，“對大局有所垂詢”。
一唱一和，亦步亦趨。
他們賣身投靠新的主子，真是到了“得其所哉”的地步。
向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發起攻擊，是他們立意充當國民黨反動派清客和幫兇的第一次表态，也是借此晉身的第一份見面禮。
一九二八年三月，正當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開始倡導之際，《新月》月刊創刊。
在由徐志摩執筆的發刊詞《〈新月〉的态度》中，他們歎息“這時代是變态，是病态，不是常态”，是個“荒歉”、“混亂”的年頭，文化園地裡多的是“盤錯的旁枝”、“恣蔓的藤蘿”，卻不見“剛直的本幹”、“普蓋的青蔭”；文壇上全是一些“功利派”、“攻擊派”、“偏激派”、“熱狂派”、“稗販派”、“标語派”、“主義派”。
他們認為這是思想上“有了絕對的自由”所造成的“無政府的淩亂”，決不能“礙着一個迷誤的自由的觀念”，不去随時“鏟除”。
他們提出“健康”、“尊嚴”兩個原則，希望借此“喚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消滅一切侵蝕思想與生活的病菌”。
他們還大聲疾呼：“我們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奮争，尤其在人生的尊嚴與健康橫受淩辱與侵襲的時日！”盡管為了維持紳士的“禮儀”，擺弄文人的“風雅”，發刊詞婉轉曲折，用了不少詞藻自加文飾，但一涉及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時候，就失聲驚叫，違背了正在提倡的“常态”，其妄想扼殺這個新興文學的居心灼然可見。
同年六月，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由最初的倡導而發展成為聲勢浩大的運動，梁實秋便正式出馬，在《文學與革命》中說什麼“革命的文學”、“無産階級的文學”根本不能成立，因為“文學家的心目當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階級觀念，更不含有為某一階級謀利益的成見”；因為“偉大的文學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
他又說，文學的“中心均是個人主義”，因此“大多數就沒有文學，文學就不是大多數的”。
他的态度比發刊詞要露骨得多，而且忙着祭起人性論的法寶，以反對階級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