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文學革命初期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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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革命之大旗既舉，創造從内容到形式真正不同于舊文學的新作品，便成為一項極為迫切的任務。
《新青年》諸成員在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首先取得了成績。
此後，《新潮》、《少年中國》、《晨報》、《學燈》、《星期評論》等刊物，也都自一九一九年起紛紛發表白話體的新創作。
到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間止，新文學創作的數量雖然還不算豐富，但已經産生了一批形式上有所革新、内容上強烈表現出反封建精神和民族覺醒要求的作品，它們是當時整個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有力的組成部分，對我國新文學後來的發展盡了開拓道路的作用。
最能顯示文學革命實績的是魯迅的小說。
從一九一八年五月的《狂人日記》起，連同以後陸續發表的《孔乙己》、《藥》以及著名的《阿Q正傳》等，均以勇猛徹底的反封建精神以及“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激動了許多讀者的心。
作者寫作這些小說時，本來懷有借此“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來”(注：見1919年4月16日魯迅給《新潮》編者的信，原載《新潮》第1卷第5号)的願望；而作品發表之後，實際上也的确成為對有志于新文學者的一種極大的鼓舞和極好的示範。
就在先驅者的這種關切推動之下，《新潮》上出現了汪敬熙、楊振聲、葉紹鈞等一些新的小說作者。
汪敬熙的一些短篇，據後來出版的《雪夜》集《自序》所述，是“力求着去忠實的描寫我所見的幾種人生經驗”的。
技巧都很幼稚，但具有不同程度的生活實感。
其中《雪夜》一篇，借貧苦家庭所遭困境的描寫，對陷于不幸的婦孺表示同情，對卑劣暴戾的“一家之主”給鄧鞭撻。
《一個勤學的學生》則對熱衷于仕途者的心理作了細緻的刻劃。
作者原治心理學，注意體察人物的内心變化，但單純的生物學觀點往往損害了作品的社會意義(如《死與生》)。
楊振聲(1890—1956)早年的短篇，有寫人禍天災使漁民遭困的《漁家》，軍閥混戰陷人于絕境的《一個兵的家》，逼嫁少女給“木頭牌位”緻令慘死的《貞女》等，都是較為淺露的速寫式的作品。
而作者的“極要描寫民間疾若”(注：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則又表明了新文學初起時的一般傾向。
楊振聲後來又發表中篇《玉君》(一九二五年)，描述一個少女的愛情故事，從側面揭露家族制度與包辦婚姻的弊害，同時又突出地渲染了資産階級自我完成的道德标準和處世風度。
情節曲折，文筆洗練，在人物創造和生活描繪上，體現了作者“要忠實于主觀”的創作主張，存在着過分“把天然藝術化”(注：《玉君·自序》)的缺點，不過構思精巧意趣盎然，從許多地方可以看出作者藝術手段的成就和進展，使作品在當時獲得了較大的影響。
初期新小說中，取材于下層人民生活的，還有歐陽予倩寫軍閥縱兵殃民的《斷手》，葉紹鈞寫貧女屈辱無告的《這也是一個人？》(後改名《一生》)、《低能兒》(後改名《阿菊》)等。
郭沫若的《牧羊哀話》，冰心的《斯人獨憔悴》，則是早年寫到反帝愛國題材的代表性作品。
這些作者後來又各自在不同的文學體裁方面作出了不同的貢獻。
此外，一些後來并未以文藝為專業的作者，也在各個報刊上發表過若幹散篇(如央庵的《一個貞烈的女孩子》等)，雖然都不成熟，但也均有新的時代氣息，跟清末民初以來的舊派小說顯然不同。
新小說自一九一八年開始登上文壇，在不多幾年中，就能取得魯
《新青年》諸成員在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首先取得了成績。
此後，《新潮》、《少年中國》、《晨報》、《學燈》、《星期評論》等刊物，也都自一九一九年起紛紛發表白話體的新創作。
到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間止，新文學創作的數量雖然還不算豐富，但已經産生了一批形式上有所革新、内容上強烈表現出反封建精神和民族覺醒要求的作品，它們是當時整個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有力的組成部分，對我國新文學後來的發展盡了開拓道路的作用。
最能顯示文學革命實績的是魯迅的小說。
從一九一八年五月的《狂人日記》起，連同以後陸續發表的《孔乙己》、《藥》以及著名的《阿Q正傳》等，均以勇猛徹底的反封建精神以及“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激動了許多讀者的心。
作者寫作這些小說時，本來懷有借此“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來”(注：見1919年4月16日魯迅給《新潮》編者的信，原載《新潮》第1卷第5号)的願望；而作品發表之後，實際上也的确成為對有志于新文學者的一種極大的鼓舞和極好的示範。
就在先驅者的這種關切推動之下，《新潮》上出現了汪敬熙、楊振聲、葉紹鈞等一些新的小說作者。
汪敬熙的一些短篇，據後來出版的《雪夜》集《自序》所述，是“力求着去忠實的描寫我所見的幾種人生經驗”的。
技巧都很幼稚，但具有不同程度的生活實感。
其中《雪夜》一篇，借貧苦家庭所遭困境的描寫，對陷于不幸的婦孺表示同情，對卑劣暴戾的“一家之主”給鄧鞭撻。
《一個勤學的學生》則對熱衷于仕途者的心理作了細緻的刻劃。
作者原治心理學，注意體察人物的内心變化，但單純的生物學觀點往往損害了作品的社會意義(如《死與生》)。
楊振聲(1890—1956)早年的短篇，有寫人禍天災使漁民遭困的《漁家》，軍閥混戰陷人于絕境的《一個兵的家》，逼嫁少女給“木頭牌位”緻令慘死的《貞女》等，都是較為淺露的速寫式的作品。
而作者的“極要描寫民間疾若”(注：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則又表明了新文學初起時的一般傾向。
楊振聲後來又發表中篇《玉君》(一九二五年)，描述一個少女的愛情故事，從側面揭露家族制度與包辦婚姻的弊害，同時又突出地渲染了資産階級自我完成的道德标準和處世風度。
情節曲折，文筆洗練，在人物創造和生活描繪上，體現了作者“要忠實于主觀”的創作主張，存在着過分“把天然藝術化”(注：《玉君·自序》)的缺點，不過構思精巧意趣盎然，從許多地方可以看出作者藝術手段的成就和進展，使作品在當時獲得了較大的影響。
初期新小說中，取材于下層人民生活的，還有歐陽予倩寫軍閥縱兵殃民的《斷手》，葉紹鈞寫貧女屈辱無告的《這也是一個人？》(後改名《一生》)、《低能兒》(後改名《阿菊》)等。
郭沫若的《牧羊哀話》，冰心的《斯人獨憔悴》，則是早年寫到反帝愛國題材的代表性作品。
這些作者後來又各自在不同的文學體裁方面作出了不同的貢獻。
此外，一些後來并未以文藝為專業的作者，也在各個報刊上發表過若幹散篇(如央庵的《一個貞烈的女孩子》等)，雖然都不成熟，但也均有新的時代氣息，跟清末民初以來的舊派小說顯然不同。
新小說自一九一八年開始登上文壇，在不多幾年中，就能取得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