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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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也仍然占有地位。
提倡白話的呼聲雖然在十九世紀末葉已經出現，但他們大多數是提倡白話而不反對文言，或者主張書報可以采用通俗的白話，文學仍須維系高雅的古文；即使有一二正确主張，也因為時代條件的不成熟，并未引起廣泛的讨論和造成較大的聲勢。
翻譯西方文學的工作當時也處于盲目被動、缺乏系統的狀态；林纾雖然譯述較多，但全用桐城古文，帶着改作的成分。
資産階級革命時期的文學，也因為沒有與封建思想分清界限，反封建仍不徹底，始終未能正面明确地提出反對封建舊文學的口号。
革命派本身的脫離群衆，一些代表人物在語文合一、采用白話等問題上所持的保守态度，都阻礙了他們在組織辛亥革命的同時去相應地發動一個強大的思想啟蒙和文學改革的運動，緻使他們在文化上的影響甚至還不及維新派。
至于對帝國主義，無論是資産階級改良派或是革命派，都不能從階級本質上認識它們，對它們頗多幻想。
此外，舊民主主義文學的一個根本弱點是：雖然在暴露上層腐敗生活方面能夠淋漓盡緻，但對廣大勞動人民的狀況卻極端缺乏了解。
随着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的相繼失敗，曾經起過進步作用的一部分文學，也終于受到被稱為“十裡洋場”的近代都市中惡濁氣氛的腐蝕而趨于堕落：“譴責小說”淪為“黑幕小說”，甚至成了專門诋毀私敵的“謗書”；民國初年出現的專寫“才子佳人”的鴛鴦蝴蝶派作品，則由最初具有些微進步傾向(感歎世态炎涼、不滿于婚姻不自由等)而逐漸演變為滿紙陳詞濫調、遠離現實生活并有濃重思想毒素的“言情小說”、“狹邪小說”以至色情小說，文明新戲也褪盡了原來的戰鬥色彩，充滿着小市民的庸俗情調和低級趣味。
近代文學的這種發展狀況，深刻地證實了毛澤東同志關于近代文化的這一著名論斷：“舊的資産階級民主主義文化，在帝國主義時代，已經腐化，已經無力了，它的失敗是必然的。
”(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57頁。
) 在文學領域内高舉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這個任務不能不落到無産階級領導的“五四”以後革命文學的肩上。
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雖然已為新文學的建立作了若幹準備，但它本身無法完成曆史所賦予的任務。
“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的興起，及是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學諸方面條件長期孕育的必然結果。
二 “五四”以後，中國社會自近代以來所有的基本矛盾和革命任務并未改變，但無産階級登上了曆史舞台，它所領導的人民大衆的反帝反封建鬥争蓬勃展開，曆史已經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因此，一方面，社會内部的各個階級和各種矛盾比近代更顯得錯綜複雜，另一方面，解決這些矛盾的具體曆史條件卻也漸次具備并且趨于成熟。
“五四”之後的中國現代文學，正帶上了這樣一種深刻的時代曆史的印記。
現代文學，作為中國現代複雜的階級關系在文學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複雜多樣的。
新起的白話文學本身，并不是單一的産物；它是文學上無産階級、革命小資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三種不同力量在新時期實行聯合的結果，其各個組成部分之間有着原則的區分。
資産階級文學，包含了相當複雜的既有積極方面也有消極方面的思想因素，不僅同無産階級文學有質的不同，而且同小資産階級革命民主主義文學也有很大的區别。
一部分資産階級右翼在文學上的代表，反封建時固然極為軟弱，同帝國主義更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在鬥争深入之後，很快倒戈成為反動勢力的維護者。
此外，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也還有若幹其他的文學成分。
封建舊文學雖已遭到沉重的打擊，但遠未絕迹；鴛鴦蝴蝶派作品則改穿起了白話的衣裝，在市民階層中有所流傳；作為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政策在文學上的産物，三十年代以及稍後一個時期，還曾出現過法西斯“民族主義文藝”、“戰國策”派和所謂“戡亂文學”——這些都是文學上的逆流。
現代文學裡各種成分的紛然雜陳和相互鬥争，正推進了文學上不同力量之消長，顯示了錯綜複雜的情勢。
但在這多種複雜的文學成分中，居于主導地位、占有絕對優勢并獲得了巨大成就的，則是無産階級領導的人民大衆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亦即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學。
這是一種完全新型的真正屬于人民大衆自己的文學，同曆史上一切具有民主性進步性的文學都有極大區别。
這種文學一方面在階級基礎上仍不是單一的，它具有新民主主義的統一戰線的性質，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曾經起過一定進步作用有着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資産階級民主主義文學。
另一方面，“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由于其都是無産階級領導的緣故，就都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5頁。
)，反映到文學上，就有了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有了社會主義方向，也有了體現這些特點的現代文學的主流——無産階級文學和處于無産階級領導影響下的革命民主主義文學。
在“五四”以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裡，無産階級文學，最初雖然隻是作為因素而存在，但随着革命的發展和無産階級影響的擴大，随着作家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參加革命實踐的增多，随着共産主義知識分子和少數革命工農參預文學創作，特别是随着左翼文學運動的蓬勃展開，無論在量的方面或者質的方面，都有增長和提高。
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後，作品中以無産階級思想教育人民的作用愈益顯著，這種文學也就得到了更多更堅實的發展。
至于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在我國的具體曆史條件下，始終作為無産階級在文學戰線上的可靠同盟軍，以英勇無畏的姿态參加了反帝反封建鬥争，并且逐漸轉換自身的性質，朝着社會主義方向發展，最終彙合到無産階級文學的洪流之中。
曆史駁斥了那些把“五四”以來的新文學說成隻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繼承和發展，或是西歐資産階級文藝的“一個新拓的支流”等不符事實的言論。
無産階級領導并以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和無産階級文學這兩種力量為中堅，保證了我國現代文學具有前所未有的嶄新的性質。
文學上的無産階級領導，主要是通過無産階級思想影響及其政黨共産黨的政策來實現的，它要求文學成為無産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國“五四”以後出現的以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和無産階級文學為主力的新文學，自覺地體現了這一要求。
它從誕生的時候起，就擔負着為中國革命服務的崇高使命。
“五四”文學革命運動使文學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跟人民接近了一大步。
“桐城謬種、玄學妖孽”、“打倒孔家店”等口号的提出，一部分作品中對帝國主義本質的揭露和對十月革命的向往，也都體現了新的曆史時期裡人民革命的戰鬥要求；而現代文學奠基人魯迅的創作，則更是遵奉“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徹底反封建并且充滿民族覺醒精神的“遵命文學”。
中國共産黨成立以後，随着革命的日益發展和深入，文學為革命服務也更其鮮明和自覺。
在各個革命階段中，大批作家不僅以各種形式、題材、風格的作品直接間接地促進革命事業，而且還積極投身實際鬥争，直至為革命獻出鮮血和生命；也還有許多實際革命者和工農群衆用文藝創作來從事革命宣傳，對革命和文學本身的發展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黨所領導和影響下的革命文學，不論在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期間配合反軍閥鬥争和“五卅”反帝鬥争方面，或是在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期間粉碎反動文化“圍剿”、揭露國民黨罪惡統治、配合土地革命方面，以及在“九一八”以後從事救亡宣傳和“七七”以後鼓舞全國人民堅持團結抗日、反對分裂投降方面，都有巨大的功績。
特别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直接指引下的民主革命後期的文學，更成為緊密配合革命鬥争，“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
為革命服務，為現實鬥争服務，為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
提倡白話的呼聲雖然在十九世紀末葉已經出現，但他們大多數是提倡白話而不反對文言，或者主張書報可以采用通俗的白話，文學仍須維系高雅的古文；即使有一二正确主張，也因為時代條件的不成熟，并未引起廣泛的讨論和造成較大的聲勢。
翻譯西方文學的工作當時也處于盲目被動、缺乏系統的狀态；林纾雖然譯述較多，但全用桐城古文，帶着改作的成分。
資産階級革命時期的文學，也因為沒有與封建思想分清界限，反封建仍不徹底，始終未能正面明确地提出反對封建舊文學的口号。
革命派本身的脫離群衆，一些代表人物在語文合一、采用白話等問題上所持的保守态度，都阻礙了他們在組織辛亥革命的同時去相應地發動一個強大的思想啟蒙和文學改革的運動，緻使他們在文化上的影響甚至還不及維新派。
至于對帝國主義，無論是資産階級改良派或是革命派，都不能從階級本質上認識它們，對它們頗多幻想。
此外，舊民主主義文學的一個根本弱點是：雖然在暴露上層腐敗生活方面能夠淋漓盡緻，但對廣大勞動人民的狀況卻極端缺乏了解。
随着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的相繼失敗，曾經起過進步作用的一部分文學，也終于受到被稱為“十裡洋場”的近代都市中惡濁氣氛的腐蝕而趨于堕落：“譴責小說”淪為“黑幕小說”，甚至成了專門诋毀私敵的“謗書”；民國初年出現的專寫“才子佳人”的鴛鴦蝴蝶派作品，則由最初具有些微進步傾向(感歎世态炎涼、不滿于婚姻不自由等)而逐漸演變為滿紙陳詞濫調、遠離現實生活并有濃重思想毒素的“言情小說”、“狹邪小說”以至色情小說，文明新戲也褪盡了原來的戰鬥色彩，充滿着小市民的庸俗情調和低級趣味。
近代文學的這種發展狀況，深刻地證實了毛澤東同志關于近代文化的這一著名論斷：“舊的資産階級民主主義文化，在帝國主義時代，已經腐化，已經無力了，它的失敗是必然的。
”(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57頁。
) 在文學領域内高舉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這個任務不能不落到無産階級領導的“五四”以後革命文學的肩上。
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雖然已為新文學的建立作了若幹準備，但它本身無法完成曆史所賦予的任務。
“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的興起，及是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學諸方面條件長期孕育的必然結果。
二 “五四”以後，中國社會自近代以來所有的基本矛盾和革命任務并未改變，但無産階級登上了曆史舞台，它所領導的人民大衆的反帝反封建鬥争蓬勃展開，曆史已經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因此，一方面，社會内部的各個階級和各種矛盾比近代更顯得錯綜複雜，另一方面，解決這些矛盾的具體曆史條件卻也漸次具備并且趨于成熟。
“五四”之後的中國現代文學，正帶上了這樣一種深刻的時代曆史的印記。
現代文學，作為中國現代複雜的階級關系在文學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複雜多樣的。
新起的白話文學本身，并不是單一的産物；它是文學上無産階級、革命小資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三種不同力量在新時期實行聯合的結果，其各個組成部分之間有着原則的區分。
資産階級文學，包含了相當複雜的既有積極方面也有消極方面的思想因素，不僅同無産階級文學有質的不同，而且同小資産階級革命民主主義文學也有很大的區别。
一部分資産階級右翼在文學上的代表，反封建時固然極為軟弱，同帝國主義更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在鬥争深入之後，很快倒戈成為反動勢力的維護者。
此外，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也還有若幹其他的文學成分。
封建舊文學雖已遭到沉重的打擊，但遠未絕迹；鴛鴦蝴蝶派作品則改穿起了白話的衣裝，在市民階層中有所流傳；作為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政策在文學上的産物，三十年代以及稍後一個時期，還曾出現過法西斯“民族主義文藝”、“戰國策”派和所謂“戡亂文學”——這些都是文學上的逆流。
現代文學裡各種成分的紛然雜陳和相互鬥争，正推進了文學上不同力量之消長，顯示了錯綜複雜的情勢。
但在這多種複雜的文學成分中，居于主導地位、占有絕對優勢并獲得了巨大成就的，則是無産階級領導的人民大衆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亦即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學。
這是一種完全新型的真正屬于人民大衆自己的文學，同曆史上一切具有民主性進步性的文學都有極大區别。
這種文學一方面在階級基礎上仍不是單一的，它具有新民主主義的統一戰線的性質，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曾經起過一定進步作用有着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資産階級民主主義文學。
另一方面，“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由于其都是無産階級領導的緣故，就都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5頁。
)，反映到文學上，就有了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有了社會主義方向，也有了體現這些特點的現代文學的主流——無産階級文學和處于無産階級領導影響下的革命民主主義文學。
在“五四”以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裡，無産階級文學，最初雖然隻是作為因素而存在，但随着革命的發展和無産階級影響的擴大，随着作家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參加革命實踐的增多，随着共産主義知識分子和少數革命工農參預文學創作，特别是随着左翼文學運動的蓬勃展開，無論在量的方面或者質的方面，都有增長和提高。
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後，作品中以無産階級思想教育人民的作用愈益顯著，這種文學也就得到了更多更堅實的發展。
至于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在我國的具體曆史條件下，始終作為無産階級在文學戰線上的可靠同盟軍，以英勇無畏的姿态參加了反帝反封建鬥争，并且逐漸轉換自身的性質，朝着社會主義方向發展，最終彙合到無産階級文學的洪流之中。
曆史駁斥了那些把“五四”以來的新文學說成隻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繼承和發展，或是西歐資産階級文藝的“一個新拓的支流”等不符事實的言論。
無産階級領導并以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和無産階級文學這兩種力量為中堅，保證了我國現代文學具有前所未有的嶄新的性質。
文學上的無産階級領導，主要是通過無産階級思想影響及其政黨共産黨的政策來實現的，它要求文學成為無産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國“五四”以後出現的以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和無産階級文學為主力的新文學，自覺地體現了這一要求。
它從誕生的時候起，就擔負着為中國革命服務的崇高使命。
“五四”文學革命運動使文學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跟人民接近了一大步。
“桐城謬種、玄學妖孽”、“打倒孔家店”等口号的提出，一部分作品中對帝國主義本質的揭露和對十月革命的向往，也都體現了新的曆史時期裡人民革命的戰鬥要求；而現代文學奠基人魯迅的創作，則更是遵奉“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徹底反封建并且充滿民族覺醒精神的“遵命文學”。
中國共産黨成立以後，随着革命的日益發展和深入，文學為革命服務也更其鮮明和自覺。
在各個革命階段中，大批作家不僅以各種形式、題材、風格的作品直接間接地促進革命事業，而且還積極投身實際鬥争，直至為革命獻出鮮血和生命；也還有許多實際革命者和工農群衆用文藝創作來從事革命宣傳，對革命和文學本身的發展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黨所領導和影響下的革命文學，不論在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期間配合反軍閥鬥争和“五卅”反帝鬥争方面，或是在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期間粉碎反動文化“圍剿”、揭露國民黨罪惡統治、配合土地革命方面，以及在“九一八”以後從事救亡宣傳和“七七”以後鼓舞全國人民堅持團結抗日、反對分裂投降方面，都有巨大的功績。
特别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直接指引下的民主革命後期的文學，更成為緊密配合革命鬥争，“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
為革命服務，為現實鬥争服務，為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