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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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現代文學發端于五四運動時期，但以鴉片戰争後的近代文學為其先導。
現代文學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現實土壤上的新的産物，同時又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學的一個發展。
按照恩格斯的說法，意識形态領域内發生的種種新變革、新學說，“雖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經濟的事實中”，卻又往往以“先驅者傳給它而它便由以出發的特定的思想資料作為前提”(注：恩格斯曾多次表示過這類意見。
可參閱《反杜林論·引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和1890年10月27日給康拉德·施米特的信。
此處引文分别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6頁，第4卷第485頁。
)。
成為現代文學開端的“五四”文學革命也是這樣。
适應着新的時代需要，它吸取了歐洲資産階級革命以來文化和文學方面的許多成分，同時也利用了近代中國曆史發展中積累的“思想資料”以及某些改革的成果，從而在新的基礎上去完成先驅者未能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曆史性任務。
因此，要理解“五四”文學革命和中國現代文學，有必要先對鴉片戰争以來的中國社會和文學曆史的狀況作一番考察。
清嘉慶以後，中國封建社會已由衰微而處于崩潰前夕。
國内各種矛盾空前尖銳，社會危機四伏。
清朝政府極端昏庸腐朽。
一八四年起，外國資本主義的大炮，打開了閉關自守的封建帝國的大門，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
中國社會逐步發生根本性變化。
農村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加速瓦解，沿海一帶出現了資本主義經濟，并且迅速形成了上海這類畸形繁榮的近代都市。
新的階級——中國的無産階級、資産階級乃至買辦資産階級——也随之産生。
“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在一方面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促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了一個半封建的社會；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們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
”(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593頁。
)從這個時候開始，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衆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主要矛盾。
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運，從太平天國到辛亥革命，中國人民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鬥争。
與此同時，“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注：《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先集》橫排本第4卷第1406頁。
)，因而又有了西方文藝複興以來各種思潮在中國的傳播，為近代中國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
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态和整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國的這些變化，并且使自己适應于這些變化。
近代文學在孕育和發展的過程中，曾經出現過許多新的現象。
在這一曆史時期内，雖然封建文學仍然大量存在，但也産生了以反抗列強侵略和要求掙脫封建束縛為主要内容的進步文學，并且在較長的一段時間裡，不止一次地作了種種改革封建舊文學的努力。
早在鴉片戰争時期，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比較開明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就在詩文中揭示了“萬馬齊暗”的時代痛苦和“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的社會局面；同時，還呼喚改革的“風雷”，表現了抵禦外國侵略的迫切要求。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提出過“文以紀實”、“不須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虛浮”(注：見洪仁幹等《戒浮文巧言谕》，《太平天國文選》第98頁。
)的改革主張，也産生了一些較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
随着政治上變法維新運動的發展，十九世紀末葉，資産階級改良主義文化運動日趨高漲。
鄭觀應在《盛世危言》裡，王韬在《變法》和《變法自強》裡，都對文化革新有所建議；康有為托孔子之名以求改制，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當時的封建正統文化；而強學會、南學會、群學會等五十幾個學會、學堂、報館(注：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附錄一《變法起源記》。
實際還不止此數。
)在短期内的興起和活動，更與這個運動有直接的聯系。
在文學上，同時出現了對封建正統文學(主要是拟古派詩和桐城派文)進行改革的呼聲，其中較有影響的是譚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詩界革命”和梁啟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體”。
在詩歌改革方面取得較大成績的是黃遵憲。
作為優秀的“新派”詩人，黃遵憲不但在作品中記述了當時發生的重大曆史事件，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要求變法的願望，而且在文學理論上，很早就有“崇白話而廢文言”，改變舊文體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注：見黃遵憲1887年作《日本國志》卷33《學術志(二)》。
)的理想；他自己的詩歌創作，也多少做到了如《雜感》詩所說的“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開始擺脫舊詩格律的某些束縛。
梁啟超的宣傳改良主義思想的新體散文，以“平易暢達”見稱，其影響更為廣泛。
與此同時，白話小報的出現，更促使一部分人(如裘廷梁、陳榮衮)明确提出“白話文為維新之本”、“開民智莫如改革之言”(注：裘廷梁、陳榮衮分别寫有《論白話文為維新之本》(1898)、《報章宜用淺說》(1899)等文。
)等主張。
改良主義文學運動在詩文以外的文學樣式方面，引起了尤其顯著的變化。
小說戲劇曆來被正統的封建文人認為不登大雅之堂，但戊戌變法前後卻得到了重視。
首先是由于政治上改良運動的需要，其次也由于印刷事業的發達，近代新興都市的繁榮和報紙期刊的創辦，小說在這一時期大量産生，其社會地位也不斷提高。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梁啟超)、《小說原理》(夏曾佑)、《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狄平子)、《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系》(王無生)、《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陶佑曾)、《餘之小說觀》(徐念慈)等文先後發表，它們的共同傾向是強調小說的政治意義及其在社會教育上的作用。
在梁啟超“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理論倡導下，小說成為新派知識分子暴露舊世态、宣傳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并且直接出現了一批職業作家。
“政治小說”、“社會小說”、“科學小說”等名目應運而生。
被魯迅稱做“譴責小說”的《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受到普遍的歡迎。
由于同樣的原因，還開始翻譯和介紹了西方作品。
據統計，晚清小說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種以上，而翻譯小說又占全數的三分之二。
其中林纾的譯作曾在當時有過較大的影響。
此後，在資産階級革命時期，也相應地産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孽海花》、《警世鐘》等作品；馬君武、蘇曼殊等翻譯了歌德、拜倫和雪萊的詩歌；它們在進行反清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傳方面，都曾起過積極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後被大力提倡的話劇這種新的戲劇形式，也在這個時期以“新劇”或“文明新戲”之名開始傳入。
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間，春柳社等先後在日本和上海演出《黑奴籲天錄》；進化團稍後又在長江下遊各地演出宣傳革命的幕表戲多種；這些活動既從思想戰線上配合了辛亥革命，也為我國戲劇輸入了新的血液。
上述種種情況表明，近代進步文學不僅服務于當時的政治鬥争，而且在思想内容(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傾向)以至文學形式(改革詩文、提倡白話、看重小說、輸入話劇)方面，都為“五四”以後的新文學的萌生作了必要的準備。
可以說，近代進步文學乃是從封建時代文學到現代新文學之間的一個過渡。
唯其是“一個過渡”，近代進步文學又有其本身的不可克服的弱點和局限。
如同整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曆次政治鬥争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一樣，這個時期的文學，也未能盡到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曆史作用。
資産階級改良主義的文學，對封建制度并不持根本否定态度；不僅政治上維護着清王朝，而且在意識形态上也不敢正面觸動儒家思想的根本——孔子學說。
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等，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很快便趨于反動，而在不少新派作品裡，封建思
現代文學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現實土壤上的新的産物，同時又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學的一個發展。
按照恩格斯的說法，意識形态領域内發生的種種新變革、新學說，“雖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經濟的事實中”，卻又往往以“先驅者傳給它而它便由以出發的特定的思想資料作為前提”(注：恩格斯曾多次表示過這類意見。
可參閱《反杜林論·引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和1890年10月27日給康拉德·施米特的信。
此處引文分别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6頁，第4卷第485頁。
)。
成為現代文學開端的“五四”文學革命也是這樣。
适應着新的時代需要，它吸取了歐洲資産階級革命以來文化和文學方面的許多成分，同時也利用了近代中國曆史發展中積累的“思想資料”以及某些改革的成果，從而在新的基礎上去完成先驅者未能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曆史性任務。
因此，要理解“五四”文學革命和中國現代文學，有必要先對鴉片戰争以來的中國社會和文學曆史的狀況作一番考察。
清嘉慶以後，中國封建社會已由衰微而處于崩潰前夕。
國内各種矛盾空前尖銳，社會危機四伏。
清朝政府極端昏庸腐朽。
一八四年起，外國資本主義的大炮，打開了閉關自守的封建帝國的大門，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
中國社會逐步發生根本性變化。
農村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加速瓦解，沿海一帶出現了資本主義經濟，并且迅速形成了上海這類畸形繁榮的近代都市。
新的階級——中國的無産階級、資産階級乃至買辦資産階級——也随之産生。
“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在一方面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促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了一個半封建的社會；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們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
”(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593頁。
)從這個時候開始，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衆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主要矛盾。
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運，從太平天國到辛亥革命，中國人民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鬥争。
與此同時，“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注：《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先集》橫排本第4卷第1406頁。
)，因而又有了西方文藝複興以來各種思潮在中國的傳播，為近代中國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
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态和整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國的這些變化，并且使自己适應于這些變化。
近代文學在孕育和發展的過程中，曾經出現過許多新的現象。
在這一曆史時期内，雖然封建文學仍然大量存在，但也産生了以反抗列強侵略和要求掙脫封建束縛為主要内容的進步文學，并且在較長的一段時間裡，不止一次地作了種種改革封建舊文學的努力。
早在鴉片戰争時期，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比較開明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就在詩文中揭示了“萬馬齊暗”的時代痛苦和“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的社會局面；同時，還呼喚改革的“風雷”，表現了抵禦外國侵略的迫切要求。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提出過“文以紀實”、“不須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虛浮”(注：見洪仁幹等《戒浮文巧言谕》，《太平天國文選》第98頁。
)的改革主張，也産生了一些較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
随着政治上變法維新運動的發展，十九世紀末葉，資産階級改良主義文化運動日趨高漲。
鄭觀應在《盛世危言》裡，王韬在《變法》和《變法自強》裡，都對文化革新有所建議；康有為托孔子之名以求改制，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當時的封建正統文化；而強學會、南學會、群學會等五十幾個學會、學堂、報館(注：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附錄一《變法起源記》。
實際還不止此數。
)在短期内的興起和活動，更與這個運動有直接的聯系。
在文學上，同時出現了對封建正統文學(主要是拟古派詩和桐城派文)進行改革的呼聲，其中較有影響的是譚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詩界革命”和梁啟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體”。
在詩歌改革方面取得較大成績的是黃遵憲。
作為優秀的“新派”詩人，黃遵憲不但在作品中記述了當時發生的重大曆史事件，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要求變法的願望，而且在文學理論上，很早就有“崇白話而廢文言”，改變舊文體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注：見黃遵憲1887年作《日本國志》卷33《學術志(二)》。
)的理想；他自己的詩歌創作，也多少做到了如《雜感》詩所說的“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開始擺脫舊詩格律的某些束縛。
梁啟超的宣傳改良主義思想的新體散文，以“平易暢達”見稱，其影響更為廣泛。
與此同時，白話小報的出現，更促使一部分人(如裘廷梁、陳榮衮)明确提出“白話文為維新之本”、“開民智莫如改革之言”(注：裘廷梁、陳榮衮分别寫有《論白話文為維新之本》(1898)、《報章宜用淺說》(1899)等文。
)等主張。
改良主義文學運動在詩文以外的文學樣式方面，引起了尤其顯著的變化。
小說戲劇曆來被正統的封建文人認為不登大雅之堂，但戊戌變法前後卻得到了重視。
首先是由于政治上改良運動的需要，其次也由于印刷事業的發達，近代新興都市的繁榮和報紙期刊的創辦，小說在這一時期大量産生，其社會地位也不斷提高。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梁啟超)、《小說原理》(夏曾佑)、《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狄平子)、《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系》(王無生)、《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陶佑曾)、《餘之小說觀》(徐念慈)等文先後發表，它們的共同傾向是強調小說的政治意義及其在社會教育上的作用。
在梁啟超“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理論倡導下，小說成為新派知識分子暴露舊世态、宣傳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并且直接出現了一批職業作家。
“政治小說”、“社會小說”、“科學小說”等名目應運而生。
被魯迅稱做“譴責小說”的《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受到普遍的歡迎。
由于同樣的原因，還開始翻譯和介紹了西方作品。
據統計，晚清小說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種以上，而翻譯小說又占全數的三分之二。
其中林纾的譯作曾在當時有過較大的影響。
此後，在資産階級革命時期，也相應地産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孽海花》、《警世鐘》等作品；馬君武、蘇曼殊等翻譯了歌德、拜倫和雪萊的詩歌；它們在進行反清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傳方面，都曾起過積極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後被大力提倡的話劇這種新的戲劇形式，也在這個時期以“新劇”或“文明新戲”之名開始傳入。
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間，春柳社等先後在日本和上海演出《黑奴籲天錄》；進化團稍後又在長江下遊各地演出宣傳革命的幕表戲多種；這些活動既從思想戰線上配合了辛亥革命，也為我國戲劇輸入了新的血液。
上述種種情況表明，近代進步文學不僅服務于當時的政治鬥争，而且在思想内容(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傾向)以至文學形式(改革詩文、提倡白話、看重小說、輸入話劇)方面，都為“五四”以後的新文學的萌生作了必要的準備。
可以說，近代進步文學乃是從封建時代文學到現代新文學之間的一個過渡。
唯其是“一個過渡”，近代進步文學又有其本身的不可克服的弱點和局限。
如同整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曆次政治鬥争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一樣，這個時期的文學，也未能盡到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曆史作用。
資産階級改良主義的文學，對封建制度并不持根本否定态度；不僅政治上維護着清王朝，而且在意識形态上也不敢正面觸動儒家思想的根本——孔子學說。
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等，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很快便趨于反動，而在不少新派作品裡，封建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