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文學革命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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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月刀與機關槍相敵，能夠以青龍偃月刀發生比機關槍更大的效力，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了，但萬一有人能夠作到呢，則青龍偃月刀在現在也仍不妨一用的。
文學上的古文也如此，現在并非一定不準用古文，如有人能用古文很明了地寫出他的思想和感情，較諸用白話文字還能表現得更多更好，則也大可不必用白話的，然而誰敢說他能夠這樣做呢？ 傳達思想和感情的方法很多，用語言，用顔色，用音樂或文字都可以，本無任何限制。
我自己是不懂音樂的，但據我想來，對于傳達思想和感情，也許那是一種最便當，效力最大的東西吧，用言語傳達就比較難，用文字寫出更難。
譬如我們有時候非常高興，高興的原因卻有很多：有時因為考試成績好，有時因為發了财，有時又因為戀愛的成功等等，假如對這種種事件都隻用“高興”的字樣去形容，則各種高興間不同的情形便表示不出，這樣便是不得要領。
所以，将我們的思想感情用文字照原樣完全描繪出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既很不容易而到底還想将它們的原面目盡量地保存在文字當中，結果遂不能不用最近于語言的白話。
這是現在所以用白話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和明末“信腕信口”的主張，原也是同一綱領——同是從“言志”的主張中生出來的必然結果。
唯在明末還沒想到用白話，所以隻能就文言中的可能以表達其思想感情而已。
向來還有一種誤解，以為寫古文難，寫白話容易。
據我的經驗說卻不如是：寫古文較之寫白話容易得多，而寫白話則有時實是自讨苦吃。
我常說，如有人想跟我學作白話文，一兩年内實難保其必有成績；如學古文，則一百天的功夫定可使他學好。
因為教古文，隻須從古文中選出百來篇形式不同格調不同的作為标本，讓學生去熟讀即可。
有如學唱歌，隻須多記住幾種曲譜：如國歌，進行曲之類，以後即可按譜填詞。
文章讀得多了，等作文時即可找一篇格調相合的套上，如作壽序作祭文等，通可用這種辦法。
古人的文字是三段，我們也作三段，五段則也五段。
這樣則教者隻對學者加以監督，使學者去讀去套，另外并不須再教什麼。
這種辦法，并非我自己想出的，以前作古文的人們，的确就是應用這辦法的，清末文人也曾公然地這樣主張過，但難處是：譬如要作一篇祭文，想将死者全生平的曆史都寫進去，有時則限于古人文字中的段落太少而不能做到，那時候便不得不削足以适屦了。
古文之容易在此，其毛病亦在此。
白話文的難處，是必須有感情或思想作内容，古文中可以沒有這東西，而白話文缺少了内容便作不成。
白話文有如口袋，裝進什麼東西去都可以，但不能任何東西不裝。
而且無論裝進什麼，原物的形狀都可以顯現得出來。
古文有如一隻箱子，隻能裝方的東西，圓東西則盛不下，而最好還是讓它空着，任何東西都不裝。
大抵在無話可講而又非講不可時，古文是最有用的。
譬如遠道接得一位親屬寫來的信，覺得對他講什麼都不好，然而又必須回覆他，在這樣的時候，若寫白話，簡單的幾句便可完事，當然是不相宜的，若用古文，則可以套用舊調，雖則空洞無物，但八行書準可寫滿。
（2）因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變動，所以須用白話。
——假如思想還和以前相同，則可仍用古文寫作，文章的形式是沒有改革的必要的。
現在呢，由于西洋思想的輸入，人們對于政治、經濟、道德等的觀念，和對于人生、社會的見解，都和從前不同了。
應用這新的觀點去觀察一切，遂對一切問題又都有了新的意見要說要寫。
然而舊的皮囊盛不下新的東西，新的思想必須用新的文體以傳達出來，因而便非用白話不可了。
現在有許多文人，如俞平伯先生，其所作的文章雖用白話，但乍看來其形式很平常，其态度也和舊時文人差不多，然在根柢上，他和舊時的文人卻絕不相同。
他已受過了西洋思想的陶冶，受過了科學的洗禮，所以他對于生死，對于父子，夫婦等問題的意見，都異于從前很多。
在民國以前的人們，甚至于現在的戴季陶張繼等人，他們的思想和見地，都不和我們相同，按張戴的思想講，他們還都是庚子以前的人物，現在的青年，都懂得了進化論，習過了生物學，受過了科學的訓練，所以盡管寫些關于花木、山水、吃酒一類的東西，題目和從前相似，而内容則前後絕不相同了。
文學上的古文也如此，現在并非一定不準用古文，如有人能用古文很明了地寫出他的思想和感情，較諸用白話文字還能表現得更多更好，則也大可不必用白話的，然而誰敢說他能夠這樣做呢？ 傳達思想和感情的方法很多，用語言，用顔色，用音樂或文字都可以，本無任何限制。
我自己是不懂音樂的，但據我想來，對于傳達思想和感情，也許那是一種最便當，效力最大的東西吧，用言語傳達就比較難，用文字寫出更難。
譬如我們有時候非常高興，高興的原因卻有很多：有時因為考試成績好，有時因為發了财，有時又因為戀愛的成功等等，假如對這種種事件都隻用“高興”的字樣去形容，則各種高興間不同的情形便表示不出，這樣便是不得要領。
所以，将我們的思想感情用文字照原樣完全描繪出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既很不容易而到底還想将它們的原面目盡量地保存在文字當中，結果遂不能不用最近于語言的白話。
這是現在所以用白話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和明末“信腕信口”的主張，原也是同一綱領——同是從“言志”的主張中生出來的必然結果。
唯在明末還沒想到用白話，所以隻能就文言中的可能以表達其思想感情而已。
向來還有一種誤解，以為寫古文難，寫白話容易。
據我的經驗說卻不如是：寫古文較之寫白話容易得多，而寫白話則有時實是自讨苦吃。
我常說，如有人想跟我學作白話文，一兩年内實難保其必有成績；如學古文，則一百天的功夫定可使他學好。
因為教古文，隻須從古文中選出百來篇形式不同格調不同的作為标本，讓學生去熟讀即可。
有如學唱歌，隻須多記住幾種曲譜：如國歌，進行曲之類，以後即可按譜填詞。
文章讀得多了，等作文時即可找一篇格調相合的套上，如作壽序作祭文等，通可用這種辦法。
古人的文字是三段，我們也作三段，五段則也五段。
這樣則教者隻對學者加以監督，使學者去讀去套，另外并不須再教什麼。
這種辦法，并非我自己想出的，以前作古文的人們，的确就是應用這辦法的，清末文人也曾公然地這樣主張過，但難處是：譬如要作一篇祭文，想将死者全生平的曆史都寫進去，有時則限于古人文字中的段落太少而不能做到，那時候便不得不削足以适屦了。
古文之容易在此，其毛病亦在此。
白話文的難處，是必須有感情或思想作内容，古文中可以沒有這東西，而白話文缺少了内容便作不成。
白話文有如口袋，裝進什麼東西去都可以，但不能任何東西不裝。
而且無論裝進什麼，原物的形狀都可以顯現得出來。
古文有如一隻箱子，隻能裝方的東西，圓東西則盛不下，而最好還是讓它空着，任何東西都不裝。
大抵在無話可講而又非講不可時，古文是最有用的。
譬如遠道接得一位親屬寫來的信，覺得對他講什麼都不好，然而又必須回覆他，在這樣的時候，若寫白話，簡單的幾句便可完事，當然是不相宜的，若用古文，則可以套用舊調，雖則空洞無物，但八行書準可寫滿。
（2）因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變動，所以須用白話。
——假如思想還和以前相同，則可仍用古文寫作，文章的形式是沒有改革的必要的。
現在呢，由于西洋思想的輸入，人們對于政治、經濟、道德等的觀念，和對于人生、社會的見解，都和從前不同了。
應用這新的觀點去觀察一切，遂對一切問題又都有了新的意見要說要寫。
然而舊的皮囊盛不下新的東西，新的思想必須用新的文體以傳達出來，因而便非用白話不可了。
現在有許多文人，如俞平伯先生，其所作的文章雖用白話，但乍看來其形式很平常，其态度也和舊時文人差不多，然在根柢上，他和舊時的文人卻絕不相同。
他已受過了西洋思想的陶冶，受過了科學的洗禮，所以他對于生死，對于父子，夫婦等問題的意見，都異于從前很多。
在民國以前的人們，甚至于現在的戴季陶張繼等人，他們的思想和見地，都不和我們相同，按張戴的思想講，他們還都是庚子以前的人物，現在的青年，都懂得了進化論，習過了生物學，受過了科學的訓練，所以盡管寫些關于花木、山水、吃酒一類的東西，題目和從前相似，而内容則前後絕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