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元稹 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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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一隻小熱昏，編集起來，進給政府。
不多時，苛稅也豁免了，虐政也革除了。
于是感恩戴德的小百姓，飲水思源，發起募捐大會，銅闆夾銀毫并到，鷹洋與元寶齊來，一會兒，徐志摩的生祠遍于村鎮，而小熱昏的銅像也矗立街頭。
猗欤休哉！文學家的共和國萬歲！ 文學既是要“救濟人病，裨補時阙”，故文學當側重寫實，“删淫辭，削麗藻”“黜華于枝葉，反實于根源”。
白居易說： 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
故歌詠詩賦碑碣贊詠之制，往往有虛美者矣，有愧辭者矣。
若行于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于後，則混真僞而疑将來。
…… 且古之為文者，上以紐王教、系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谕。
故懲勸善惡之柄執于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于詩人美刺之間焉。
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
雖雕章镂句，将焉用之？ 臣又聞，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
淫辭麗藻，生于文，反傷文者也。
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谷也；王者删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
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谕“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谕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碑诔有虛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
若然，則為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僞，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
（《策林》六十八） “尚質抑淫，著誠去僞”，這是元、白的寫實主義。
根據于他們的文學主張，元、白二人各有一種詩的分類法。
白居易分他的詩為四類： （1）諷谕詩：“自拾遺來，凡所适所感，關于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
” （2）閑适詩：“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 （3）感傷詩：“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内，随感遇而形于歎詠者。
” （4）雜律詩：“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
” 他自己隻承認第一和第二兩類是值得保存流傳的，其餘的都不重要，都可删棄。
他說： 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
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
謂之諷谕詩，兼濟之義也；謂之閑适詩，獨善之義也。
……其餘雜律詩，或誘于一時一物，發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略之可也。
（《與元九書》） 元稹分他的詩為八類： （1）古諷：“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
” （2）樂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
” （3）古體：“詞雖近古，而止于吟寫性情者。
” （4）新題樂府：“詞實樂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
” （5）律詩 （6）律諷：“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
” （7）悼亡 （8）豔詩 （見《叙詩寄樂天書》） 元氏的分類，體例不一緻，其實他也隻有兩大類： （1）諷詩：①古諷②樂諷③律諷 （2）非諷詩—古體、律體等。
元稹在元和丁酉（817）作《樂府古題序》，讨論詩的分類，頗有精義，也可算是一篇有曆史價值的文字。
他說： 樂府古題序 丁酉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
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诔、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讴、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言（《長慶集》作“旨”，《全唐詩》同。
今依張元濟先生用舊抄本校改本）。
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軍賓、吉兇、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
而又别其在琴瑟者為操、引。
采民甿者為讴、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
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号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
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
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
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樂錄”“樂府”等題。
除铙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于管弦，明矣。
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複如是配别，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
……況自《風》《雅》至于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贻後代之人。
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于文或有短長，于義鹹為贅剩。
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
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複稀少。
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複倚傍。
餘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複拟賦古題。
昨南（各本無“南”字，依張校）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鹹有新意。
餘因選而和之。
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别，《将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蝼蟻之類是也。
劉、李二子方将極意于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音（似當作“旨”）焉。
他的見解以為漢以下的詩有兩種大區别：一是原有樂曲，而後來依曲調而度詞；一是原來是詩，後人采取其詞，制為歌曲。
但他指出，詩的起源雖然關系樂曲，然而詩卻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發展。
曆史上顯然有這樣的趨勢。
最初或采集民間現行歌曲，或樂人制調而文人造詞，或文人作詩而樂工制調。
稍後乃有文人仿作樂府，仿作之法也有兩種：嚴格地依舊調，作新詞，如曹操、曹丕作《短歌行》，字數相同，顯然是同一樂調，這是一種仿作之法。
又有些人同作一題，如羅敷故事，或秋胡故事，或秦女休故事，題同而句子的長短、篇章的長短皆不相同，可見這一類的樂府并不依據舊調，隻是借題練習作詩，或借題寄寓作者的感想見解而已。
這樣拟作樂府，已是離開音樂很遠了。
到杜甫的《兵車行》《麗人行》諸篇，諷詠當時之事，“即事名篇，無複倚傍”，便開“新樂府”的門徑，完全脫離向來受音樂拘束或沿襲古題的樂府了。
當時的新詩人之中，孟郊、張籍、劉猛、李餘與元稹都還作舊式的古樂府，但都“有新意”，有時竟“雖用古題，全無古義”。
（劉猛、李餘的詩都不傳了。
）這已近于作新樂府了。
元稹與白居易、李紳（公垂）三個人作了不少的新樂府，（李紳的新樂府今不傳了。
）此外如元氏的《連昌宮詞》諸篇，如白氏的《秦中吟》諸篇，都可說是新樂府，都是“即事名篇，無複倚傍”的新樂府。
故我們可以說，他們認定新樂府為實現他們的文學主張的最适宜的體裁。
元稹自序他的《新體樂府》道： ……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
又曰：“世理（治）則詞直，世忌則詞隐。
”餘遭理世而君盛聖，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為不忌之時焉。
白居易的《新樂府》的自序，已引在上文了，其中有雲：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
要達到這幾個目的，隻有用白話作詩了。
元、白的最著名的詩歌大都是白話的。
這不是偶然的事，似是有意的主張。
據舊時的傳說，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妪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
不解，則又複易之。
（《墨客揮犀》） 這個故事不見得可靠，大概是出于後人的附會。
英國詩人華茨華斯（Wordsworth）主張用平常說話作詩，後人也造成一種傳說，說他每作詩都念給一個老妪聽，她若不懂，他便重行修改。
這種故事雖未必實有其事，卻很可暗示大家公認這幾個詩人當時确是有意用平常白話作詩。
近年敦煌石室發見了無數唐人寫本的俗文學，其中有《明妃曲》《孝子董永》《季布歌》《維摩變文》……等等（另有專章讨論）。
我們看了這些俗文學的作品，才知道元、白的著名詩歌，尤其是七言的歌行，都是有意仿效民間風行的俗文學的。
白居易的《長恨歌》，元稹的《連昌宮詞》，與後來的韋莊的《秦婦吟》，都很接近民間的故事詩。
白居易自序說他的新樂府不但要“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還要“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
這種“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的詩體，向哪裡去尋呢？最自然的來源便是當時民間風行的民歌與佛曲。
試引《明妃傳》一段，略表示當時民間流行的“順而肆”的詩體： 昭軍（君）昨夜子時亡，突厥今朝發使忙。
三邊走馬傳胡令，萬裡非（飛）書奏漢王。
解劍脫除天子服，披頭還着庶人裳。
衙官坐位刀離面（離面即杜詩所謂“花門剺面”），九姓行哀截耳珰。
□□□□□□□，枷上羅衣不重香。
可惜未央宮裡女，嫁來胡地碎紅妝。
…… 寒風入帳聲猶苦，曉日臨行哭未殃（央）。
昔日同眠夜即短，如今獨寝覺天長。
何期遠遠離京兆，不憶（意）冥冥卧朔方。
早知死若埋沙裡，悔不教君還帝鄉！ （《明妃傳》殘卷，見羽田亨編的《敦煌遺書》，活字本第一集，上海東亞研究會發行。
） 我們拿這種俗文學來比較元、白的歌行，便可以知道他們當日所采“順而肆”的歌行體是從哪裡來的了。
因為元、白用白話作詩歌，故他們的詩流傳最廣。
白居易自己說： 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
…… 又昨過漢南日，适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
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 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裡，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
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
（《與元九書》） 元稹也說他們的詩， 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
至于繕寫模勒，炫賣于市井，或持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勒”是雕刻。
此處有原注雲：“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于市肆之中也。
”此為刻書之最早記載）。
其甚者，有至于盜竊名姓，苟求是（日本本《白氏長慶集》作“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
予于平水市中（原注：鏡湖傍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
…… 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白氏長慶集·序》） 不但他們自己如此說，反對他們的人也如此說。
杜牧作李戡的墓志，述戡的話道： 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者，纖豔不逞，……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
元、白用平常的說話作詩，他們流傳如此之廣，“入人肌骨，不可除去”，這是意料中的事。
但他們主張詩歌須要能救病濟世，
不多時，苛稅也豁免了，虐政也革除了。
于是感恩戴德的小百姓，飲水思源，發起募捐大會，銅闆夾銀毫并到，鷹洋與元寶齊來，一會兒，徐志摩的生祠遍于村鎮，而小熱昏的銅像也矗立街頭。
猗欤休哉！文學家的共和國萬歲！ 文學既是要“救濟人病，裨補時阙”，故文學當側重寫實，“删淫辭，削麗藻”“黜華于枝葉，反實于根源”。
白居易說： 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
故歌詠詩賦碑碣贊詠之制，往往有虛美者矣，有愧辭者矣。
若行于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于後，則混真僞而疑将來。
…… 且古之為文者，上以紐王教、系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谕。
故懲勸善惡之柄執于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于詩人美刺之間焉。
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
雖雕章镂句，将焉用之？ 臣又聞，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
淫辭麗藻，生于文，反傷文者也。
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谷也；王者删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
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谕“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谕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碑诔有虛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
若然，則為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僞，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
（《策林》六十八） “尚質抑淫，著誠去僞”，這是元、白的寫實主義。
根據于他們的文學主張，元、白二人各有一種詩的分類法。
白居易分他的詩為四類： （1）諷谕詩：“自拾遺來，凡所适所感，關于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
” （2）閑适詩：“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 （3）感傷詩：“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内，随感遇而形于歎詠者。
” （4）雜律詩：“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
” 他自己隻承認第一和第二兩類是值得保存流傳的，其餘的都不重要，都可删棄。
他說： 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
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
謂之諷谕詩，兼濟之義也；謂之閑适詩，獨善之義也。
……其餘雜律詩，或誘于一時一物，發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略之可也。
（《與元九書》） 元稹分他的詩為八類： （1）古諷：“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
” （2）樂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
” （3）古體：“詞雖近古，而止于吟寫性情者。
” （4）新題樂府：“詞實樂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
” （5）律詩 （6）律諷：“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
” （7）悼亡 （8）豔詩 （見《叙詩寄樂天書》） 元氏的分類，體例不一緻，其實他也隻有兩大類： （1）諷詩：①古諷②樂諷③律諷 （2）非諷詩—古體、律體等。
元稹在元和丁酉（817）作《樂府古題序》，讨論詩的分類，頗有精義，也可算是一篇有曆史價值的文字。
他說： 樂府古題序 丁酉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
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诔、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讴、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言（《長慶集》作“旨”，《全唐詩》同。
今依張元濟先生用舊抄本校改本）。
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軍賓、吉兇、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
而又别其在琴瑟者為操、引。
采民甿者為讴、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
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号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
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
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
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樂錄”“樂府”等題。
除铙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于管弦，明矣。
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複如是配别，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
……況自《風》《雅》至于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贻後代之人。
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于文或有短長，于義鹹為贅剩。
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
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複稀少。
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複倚傍。
餘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複拟賦古題。
昨南（各本無“南”字，依張校）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鹹有新意。
餘因選而和之。
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别，《将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蝼蟻之類是也。
劉、李二子方将極意于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音（似當作“旨”）焉。
他的見解以為漢以下的詩有兩種大區别：一是原有樂曲，而後來依曲調而度詞；一是原來是詩，後人采取其詞，制為歌曲。
但他指出，詩的起源雖然關系樂曲，然而詩卻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發展。
曆史上顯然有這樣的趨勢。
最初或采集民間現行歌曲，或樂人制調而文人造詞，或文人作詩而樂工制調。
稍後乃有文人仿作樂府，仿作之法也有兩種：嚴格地依舊調，作新詞，如曹操、曹丕作《短歌行》，字數相同，顯然是同一樂調，這是一種仿作之法。
又有些人同作一題，如羅敷故事，或秋胡故事，或秦女休故事，題同而句子的長短、篇章的長短皆不相同，可見這一類的樂府并不依據舊調，隻是借題練習作詩，或借題寄寓作者的感想見解而已。
這樣拟作樂府，已是離開音樂很遠了。
到杜甫的《兵車行》《麗人行》諸篇，諷詠當時之事，“即事名篇，無複倚傍”，便開“新樂府”的門徑，完全脫離向來受音樂拘束或沿襲古題的樂府了。
當時的新詩人之中，孟郊、張籍、劉猛、李餘與元稹都還作舊式的古樂府，但都“有新意”，有時竟“雖用古題，全無古義”。
（劉猛、李餘的詩都不傳了。
）這已近于作新樂府了。
元稹與白居易、李紳（公垂）三個人作了不少的新樂府，（李紳的新樂府今不傳了。
）此外如元氏的《連昌宮詞》諸篇，如白氏的《秦中吟》諸篇，都可說是新樂府，都是“即事名篇，無複倚傍”的新樂府。
故我們可以說，他們認定新樂府為實現他們的文學主張的最适宜的體裁。
元稹自序他的《新體樂府》道： ……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
又曰：“世理（治）則詞直，世忌則詞隐。
”餘遭理世而君盛聖，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為不忌之時焉。
白居易的《新樂府》的自序，已引在上文了，其中有雲：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
要達到這幾個目的，隻有用白話作詩了。
元、白的最著名的詩歌大都是白話的。
這不是偶然的事，似是有意的主張。
據舊時的傳說，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妪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
不解，則又複易之。
（《墨客揮犀》） 這個故事不見得可靠，大概是出于後人的附會。
英國詩人華茨華斯（Wordsworth）主張用平常說話作詩，後人也造成一種傳說，說他每作詩都念給一個老妪聽，她若不懂，他便重行修改。
這種故事雖未必實有其事，卻很可暗示大家公認這幾個詩人當時确是有意用平常白話作詩。
近年敦煌石室發見了無數唐人寫本的俗文學，其中有《明妃曲》《孝子董永》《季布歌》《維摩變文》……等等（另有專章讨論）。
我們看了這些俗文學的作品，才知道元、白的著名詩歌，尤其是七言的歌行，都是有意仿效民間風行的俗文學的。
白居易的《長恨歌》，元稹的《連昌宮詞》，與後來的韋莊的《秦婦吟》，都很接近民間的故事詩。
白居易自序說他的新樂府不但要“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還要“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
這種“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的詩體，向哪裡去尋呢？最自然的來源便是當時民間風行的民歌與佛曲。
試引《明妃傳》一段，略表示當時民間流行的“順而肆”的詩體： 昭軍（君）昨夜子時亡，突厥今朝發使忙。
三邊走馬傳胡令，萬裡非（飛）書奏漢王。
解劍脫除天子服，披頭還着庶人裳。
衙官坐位刀離面（離面即杜詩所謂“花門剺面”），九姓行哀截耳珰。
□□□□□□□，枷上羅衣不重香。
可惜未央宮裡女，嫁來胡地碎紅妝。
…… 寒風入帳聲猶苦，曉日臨行哭未殃（央）。
昔日同眠夜即短，如今獨寝覺天長。
何期遠遠離京兆，不憶（意）冥冥卧朔方。
早知死若埋沙裡，悔不教君還帝鄉！ （《明妃傳》殘卷，見羽田亨編的《敦煌遺書》，活字本第一集，上海東亞研究會發行。
） 我們拿這種俗文學來比較元、白的歌行，便可以知道他們當日所采“順而肆”的歌行體是從哪裡來的了。
因為元、白用白話作詩歌，故他們的詩流傳最廣。
白居易自己說： 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
…… 又昨過漢南日，适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
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 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裡，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
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
（《與元九書》） 元稹也說他們的詩， 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
至于繕寫模勒，炫賣于市井，或持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勒”是雕刻。
此處有原注雲：“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于市肆之中也。
”此為刻書之最早記載）。
其甚者，有至于盜竊名姓，苟求是（日本本《白氏長慶集》作“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
予于平水市中（原注：鏡湖傍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
…… 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白氏長慶集·序》） 不但他們自己如此說，反對他們的人也如此說。
杜牧作李戡的墓志，述戡的話道： 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者，纖豔不逞，……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
元、白用平常的說話作詩，他們流傳如此之廣，“入人肌骨，不可除去”，這是意料中的事。
但他們主張詩歌須要能救病濟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