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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子真曰：讓三父某，笃行君子也，嘗命讓三從餘先君其相文學遊。
适文學公下世，讓三以不逮事為恨，始交餘伯兄仲甫，交誼之笃，有古人風。
猶憶先母高太夫人病疫，親族不敢至，讓三省視，累日不忍去。
及卒，為治喪，夜與餘兄弟宿太夫人殡前。
數日始去，竟不染疫。
餘兄弟貧不聊生，清季流寓江西德安，墾荒自給，讓三馳念切至。
壬癸以來，伯兄，六弟強，五弟剛，相繼卒。
讓三聞而哭，又以書解餘痛，然凄慘不可卒讀，反益餘痛。
夫勢交利合者，相締以猥賤，勢窮利盡，則反眼不相識。
唯相契于不可知之地，饑渴疾痛，常相關而出于不覺，有時絮匕話家故，無不盡之情，乃真朋友之樂爾。
讓三不幸短命死，餘既自傷孤零，又悼古誼淪喪，故備書所感，以質世之君子。
憂問 問曰，吾國自勝清道鹹以降，恒有新舊二派，然二派思潮，皆應世界潮流以遞變，終非畫若鴻溝。
所謂新派者，其始言洋務而已，浸假則言立憲，又進言革命與民主共和，至此而止矣。
所謂舊派者，始唾棄洋務，繼且力仿新政，清末各督撫皆以新政自粉飾。
進而預備立憲，改革後，密唱虛君共和，亦至此而止矣。
夫二派思潮所止，或則民主共和，或則虛君共和，名義固殊，究實言之，真能行虛君共和，即民主共和，抑何不可？二派所持，非甚相遠，然而相争以成大亂，何哉？夫易之為道，趣時應變，而以仁義立本。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動而無本，蔑不傾矣。
孟子憫戰國，欲正人心而道仁義，誠知本也。
凡争起于利害不齊，仁以平物我之情，義以如彼此之分，則齊其不齊而争泯。
失義亡分，則不齊，失仁縱情，則窮于齊，乃相争以大亂。
今吾國人浸淫滿清污俗，利祿蕩其廉恥，而自私自利之習成。
登庸濫，而僥幸之風長；專锢久，而智昏。
為新為舊，同怵于外人，而貌襲以相應，實無改其貪賊險詐濁亂荒淫之心理。
靈台既蔽，一切學說，皆逢惡之媒，一切政法，皆濟奸之具。
滅絕仁義，自胡清已然矣。
迄于民國，而偉人之淫縱，袁氏之盜竊，藩鎮之騃戾，率天下以不仁不義，淫情轶分。
利獨，而衆不齊；衆不齊，将無獨利，此其時矣。
是故吾國今日之亂，不緣新舊思潮異趣；仁義絕而人理亡，國無與立也。
今欲明仁義之本，又群诋為迂闊，無以遏邪說暴行而挽其橫流，吾國吾種，其終亡滅乎！抑尚有他道以救之也。
草此稿竟，或曰，共和國體，畢竟與吾國曆史不合，故不利于行爾。
曰，何為其然，尚考春秋之世，社會恒有中堅人物，主清議而持國政，如仲尼譏季氏伐颛臾；史不載魯伐颛臾事，或因仲尼之言終止。
鄭商人弦高秦師。
則當時學者與實業家，各能發揮其能力，以贊國事矣。
又春秋貴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誅奸雄而退英雄，英雄者，務揣摩時勢，鼓舞群情，而急功利者也，常導一世于狂迷。
如今世列強，竭脂膏以擴軍備，棄生命于沙場，其始實由少數英雄之徒，鼓吹競争，遂成時行，轉生誤會，乃構此大禍爾。
大抵衆生因迷惑而有生，英雄如幻師作幻術。
聖人相物之宜，去泰去甚，而為于無為，則非英雄所知矣。
英雄者，社會之不祥物也。
英雄不死，鬥詐不止。
使人人有自知、自立、自由、自重之精神，則無有屍英雄之名者矣。
《春秋》太平，不獎英雄，桓、文、管、趙，皆被譏焉。
若奸雄，則亂賊是也，《春秋》誅之。
奸雄與英雄之辨，他日當論之耳。
純持民本主義。
秦漢以下，領土大，而政府幹涉之範圍狹，教育實業諸要政，任民間自為，蔚然稱盛，其自營之力，誠有足多。
彼以共和為不合吾國曆史者，豈非妄自菲薄哉！特自宋明以來，國人漸失其固有之長，明太祖作法于涼，終明世上無禮下無學，吾國衰亡之因，種于明者尤多。
滿清則摧殘益甚。
今日之亂，猶胡清餘孽爾。
子真識。
至言 政治根柢在社會，社會良惡，着見風俗。
故先王觀風以知治，免罝漢廣，周用崛興，青矜溱洧，鄭始式微，其征驗不爽也。
後世于詩之外有小說，益能曲盡社會情僞，可增征驗。
友人鄂城劉伯垂芬言：‘讀《儒林外史》而知清世士習之可醜，其衰宜矣。
’餘夏間遊滬，過書肆，偶思購汪容甫述學，遍索不可得，唯見列肆盡誨淫誨盜之小說爾，斯可恫矣。
門人燕添溟恥，因言，近來詩人多習為淫辭豔語，亦妖征也。
道家之術，盛于西漢，承戰國暴秦之後，栖神淡泊，養其清剛，故漢時國力最澎張，其治近古，有明效矣。
漢初，道家者流，于上有蕭何、曹參、張良、文帝，于下有黃石公、即圯下老人，子房之師，世稱黃石公。
四皓，子房能為惠帝緻四皓，蓋同為道家故也。
案，《子房傳》，謂呂澤曰：‘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辨士固請，宜來。
’夫四人者，高帝所不能緻，豈愛金玉，又豈辨士所能說？金玉也，辨士也，子房必别有用意處。
或以安排使令與馳說之徒，使朝野震驚于四皓之為太子來，以悚高帝之聽耳。
蓋公之倫。
司馬談父子，亦希蹤柱史，此其略可征者也。
自武帝董仲舒出，始定一尊于儒，而毒流後世。
武帝有材勇，不學，武功資民力，固前人所涵育爾。
仲舒迂怪，其細已甚，不足道，然其衣缽不絕于今，何哉？ 昔儒頌東漢名節，清季黨人益張之，差有其風。
戊戌政變，譚康諸子喋血，同盟會興，益踔厲敢死矣。
雖然，尚名無本，其病氣矜，下流乃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此所以有今日也。
昔者宣聖蓋憂名教，特于《易》言精義人神；孟子以集義養浩然之氣，立本焉爾。
然名義本世間觀待道理，何以故？依義立名，亦依名诠義故。
是以義可以名假也，義可假，則非本甚明。
其惟元聖，亡名，小仁義，體清淨，冥極無為，即不動真體。
尚已。
由其道，下者亦能強固神志。
故西漢尚黃老，任俠往往在民間。
高帝雄猜，懾于四皓而不敢易儲，其時民氣之盛可見。
哀平之變，則張禹賤儒開其先也。
權德輿言，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
東漢黨锢諸公，名節雖若可稱，然考《抱樸子》所征論，其末流濁亂滋甚。
《抱樸子外篇漢過篇》曰：‘曆覽前載，逮乎近代，俗微道敝，莫劇漢末也。
’此雖多斥奄尹，然以雲：‘懶看文書，望弋空名者，謂之業大志高；結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
’斯則譏黨锢諸公矣。
又雲：‘聞之漢末諸無行，背叛禮教而縱肆邪僻，讪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敝事。
凡所雲為，使人不忍論也。
’故不百年而胡禍興。
清季士大夫以挂名黨籍為榮，蹈死不悔，然試深迹其瑕眚，則校《抱樸子》所以刺漢者，有過之無不及。
袁氏因得乘其敝而夷之，禍亂乃無甯日，哀哉！察其所以，蓋叔世學絕道喪，諸黨魁初興，又嘗為一切破壞之說，往往以愛國美名，作士大夫敢死之氣，即所謂名節也。
其流為無拳無勇而階亂，則非始願所及。
無深根甯極之道，而以名義鼓人，惡得不如此哉！今者亂極，不可别美惡好醜，故名窮。
名窮宜返本。
夫惟載其清淨，休乎無為之宅，自本自根，可行己信，莊子語，郭注雲：‘行者信己可得行也。
’憨山雲：‘日用皆真體流行，信有真實之體可信。
’遺名歸真，合氣于神，則亂不自生。
至精不可以被物，持戒而鎮之以樸。
自頃紹興蔡先生之北京大學進德會，案進德會之等第，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乙種會員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二戒；丙種會員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三戒。
為道日損，足以勝物，養其清剛，毋為亂階，庶幾老氏之遺矣。
迩者餘杭章先生嘗曰：‘鄙人自處，唯欲振起姚江學派，以挽今世頹靡巽懦之習。
’丁巳夏與民友會書。
迹先生行誼，固佛之俠者，何取托于姚江哉？近人頌明季節義，歸功姚江者，蓋祖黃宗羲。
宗羲學行，固不逮衡陽遠甚。
衡陽嘗痛心于明季士大夫，以氣矜亡國。
力诋姚江，其說實非過激。
王守仁有術智，未能忘功名，而以聖自居。
此即我執為無窮禍根。
故其黨多氣矜。
觀挽世予聖之士，其偏執妄逞，何嘗不誦法姚江也。
要之挽明士風近季漢，今不可取則。
箴名士 自六朝以降，始有所謂名士者。
迄于唐宋，而韓愈、元稹、白居易、蘇轼兄弟，并以文采風流傾動朝野，聲施後世，吸其流者不絕。
惟衡陽之聖，痛中夏覆亡，推迹士習之壞自名士，而于二蘇元白之倫，攻之不遺餘力。
案其言曰：‘此輩類皆酒肉以溺其志，嬉遊以蕩其情，服飾玩好書畫以喪其守。
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則不足以厭其所欲。
而精魄既搖，廉恥遂泯，方且号于人以為清流之津徑。
而輕薄淫佚之士，樂依之以标榜為名士。
如此而能自樹立，以為國之桢幹、民之蔭藉者，萬不得一。
文章之用，以顯道義之殊塗，宣生人之情理。
簡則雖喻，重則增疑。
故工文之士，必務推蕩宛折，暢快宣通，而後可以感人。
于是遊逸其心于四維上下古今巨細，随觸而引伸。
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為當世之所不能舍，則蘇轼所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者是也。
始則覃其心以達其言，既則即其言以生其心。
而淫佚浮曼矜誇傲僻之氣，日引月趨，以入于酒肉嬉遊服飾玩好書畫之中。
而必争名競利，以求快其欲。
抑且博覽六籍，詭遇先聖之緒說，以濟其辨。
則陳民情，策國事，皆其所可。
沉酣以入，痛快以出，堂堂乎言之，若《伊訓》、《說命》、《七月》、《東山》之可與颉颃矣。
今之打電報着政論者，鮮不如此。
乃有道者，沈潛以推緻其隐，則立心之無恒，用情之不正，皆可即其述古昔稱先王之中，察見其诐淫。
況其濫于邪說，侈于遊冶者，尤不待終篇，而知其為羊膻蟻智之妄人哉！’船山之責名士如此，可謂洞見症結。
乃至今謬種流傳，士大夫相率為浮華淺薄，淫佚流蕩，而無精湛之思，淡泊之操，此言學言治之所以終于無幸也。
夫名者實之賓，救名之敝莫如實。
古者大學造士，始教以格物，尚征驗而有條貫，故其言中倫而行中慮。
實學廢，文辭興，然後有名士，是以顧甯人恥之也。
适文學公下世，讓三以不逮事為恨，始交餘伯兄仲甫，交誼之笃，有古人風。
猶憶先母高太夫人病疫，親族不敢至，讓三省視，累日不忍去。
及卒，為治喪，夜與餘兄弟宿太夫人殡前。
數日始去，竟不染疫。
餘兄弟貧不聊生，清季流寓江西德安，墾荒自給，讓三馳念切至。
壬癸以來，伯兄，六弟強，五弟剛，相繼卒。
讓三聞而哭，又以書解餘痛，然凄慘不可卒讀，反益餘痛。
夫勢交利合者，相締以猥賤，勢窮利盡，則反眼不相識。
唯相契于不可知之地，饑渴疾痛，常相關而出于不覺，有時絮匕話家故，無不盡之情，乃真朋友之樂爾。
讓三不幸短命死，餘既自傷孤零，又悼古誼淪喪，故備書所感，以質世之君子。
憂問 問曰，吾國自勝清道鹹以降，恒有新舊二派，然二派思潮，皆應世界潮流以遞變，終非畫若鴻溝。
所謂新派者，其始言洋務而已，浸假則言立憲，又進言革命與民主共和，至此而止矣。
所謂舊派者，始唾棄洋務，繼且力仿新政，清末各督撫皆以新政自粉飾。
進而預備立憲，改革後，密唱虛君共和，亦至此而止矣。
夫二派思潮所止，或則民主共和，或則虛君共和，名義固殊，究實言之，真能行虛君共和，即民主共和，抑何不可？二派所持，非甚相遠，然而相争以成大亂，何哉？夫易之為道，趣時應變，而以仁義立本。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動而無本，蔑不傾矣。
孟子憫戰國，欲正人心而道仁義，誠知本也。
凡争起于利害不齊，仁以平物我之情，義以如彼此之分，則齊其不齊而争泯。
失義亡分，則不齊，失仁縱情，則窮于齊，乃相争以大亂。
今吾國人浸淫滿清污俗，利祿蕩其廉恥，而自私自利之習成。
登庸濫，而僥幸之風長；專锢久，而智昏。
為新為舊，同怵于外人，而貌襲以相應，實無改其貪賊險詐濁亂荒淫之心理。
靈台既蔽，一切學說，皆逢惡之媒，一切政法，皆濟奸之具。
滅絕仁義，自胡清已然矣。
迄于民國，而偉人之淫縱，袁氏之盜竊，藩鎮之騃戾，率天下以不仁不義，淫情轶分。
利獨，而衆不齊；衆不齊，将無獨利，此其時矣。
是故吾國今日之亂，不緣新舊思潮異趣；仁義絕而人理亡，國無與立也。
今欲明仁義之本，又群诋為迂闊，無以遏邪說暴行而挽其橫流，吾國吾種，其終亡滅乎！抑尚有他道以救之也。
草此稿竟，或曰，共和國體，畢竟與吾國曆史不合，故不利于行爾。
曰，何為其然，尚考春秋之世，社會恒有中堅人物，主清議而持國政，如仲尼譏季氏伐颛臾；史不載魯伐颛臾事，或因仲尼之言終止。
鄭商人弦高秦師。
則當時學者與實業家，各能發揮其能力，以贊國事矣。
又春秋貴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誅奸雄而退英雄，英雄者，務揣摩時勢，鼓舞群情，而急功利者也，常導一世于狂迷。
如今世列強，竭脂膏以擴軍備，棄生命于沙場，其始實由少數英雄之徒，鼓吹競争，遂成時行，轉生誤會，乃構此大禍爾。
大抵衆生因迷惑而有生，英雄如幻師作幻術。
聖人相物之宜，去泰去甚，而為于無為，則非英雄所知矣。
英雄者，社會之不祥物也。
英雄不死，鬥詐不止。
使人人有自知、自立、自由、自重之精神，則無有屍英雄之名者矣。
《春秋》太平，不獎英雄，桓、文、管、趙，皆被譏焉。
若奸雄，則亂賊是也，《春秋》誅之。
奸雄與英雄之辨，他日當論之耳。
純持民本主義。
秦漢以下，領土大，而政府幹涉之範圍狹，教育實業諸要政，任民間自為，蔚然稱盛，其自營之力，誠有足多。
彼以共和為不合吾國曆史者，豈非妄自菲薄哉！特自宋明以來，國人漸失其固有之長，明太祖作法于涼，終明世上無禮下無學，吾國衰亡之因，種于明者尤多。
滿清則摧殘益甚。
今日之亂，猶胡清餘孽爾。
子真識。
至言 政治根柢在社會，社會良惡，着見風俗。
故先王觀風以知治，免罝漢廣，周用崛興，青矜溱洧，鄭始式微，其征驗不爽也。
後世于詩之外有小說，益能曲盡社會情僞，可增征驗。
友人鄂城劉伯垂芬言：‘讀《儒林外史》而知清世士習之可醜，其衰宜矣。
’餘夏間遊滬，過書肆，偶思購汪容甫述學，遍索不可得，唯見列肆盡誨淫誨盜之小說爾，斯可恫矣。
門人燕添溟恥，因言，近來詩人多習為淫辭豔語，亦妖征也。
道家之術，盛于西漢，承戰國暴秦之後，栖神淡泊，養其清剛，故漢時國力最澎張，其治近古，有明效矣。
漢初，道家者流，于上有蕭何、曹參、張良、文帝，于下有黃石公、即圯下老人，子房之師，世稱黃石公。
四皓，子房能為惠帝緻四皓，蓋同為道家故也。
案，《子房傳》，謂呂澤曰：‘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辨士固請，宜來。
’夫四人者，高帝所不能緻，豈愛金玉，又豈辨士所能說？金玉也，辨士也，子房必别有用意處。
或以安排使令與馳說之徒，使朝野震驚于四皓之為太子來，以悚高帝之聽耳。
蓋公之倫。
司馬談父子，亦希蹤柱史，此其略可征者也。
自武帝董仲舒出，始定一尊于儒，而毒流後世。
武帝有材勇，不學，武功資民力，固前人所涵育爾。
仲舒迂怪，其細已甚，不足道，然其衣缽不絕于今，何哉？ 昔儒頌東漢名節，清季黨人益張之，差有其風。
戊戌政變，譚康諸子喋血，同盟會興，益踔厲敢死矣。
雖然，尚名無本，其病氣矜，下流乃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此所以有今日也。
昔者宣聖蓋憂名教，特于《易》言精義人神；孟子以集義養浩然之氣，立本焉爾。
然名義本世間觀待道理，何以故？依義立名，亦依名诠義故。
是以義可以名假也，義可假，則非本甚明。
其惟元聖，亡名，小仁義，體清淨，冥極無為，即不動真體。
尚已。
由其道，下者亦能強固神志。
故西漢尚黃老，任俠往往在民間。
高帝雄猜，懾于四皓而不敢易儲，其時民氣之盛可見。
哀平之變，則張禹賤儒開其先也。
權德輿言，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
東漢黨锢諸公，名節雖若可稱，然考《抱樸子》所征論，其末流濁亂滋甚。
《抱樸子外篇漢過篇》曰：‘曆覽前載，逮乎近代，俗微道敝，莫劇漢末也。
’此雖多斥奄尹，然以雲：‘懶看文書，望弋空名者，謂之業大志高；結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
’斯則譏黨锢諸公矣。
又雲：‘聞之漢末諸無行，背叛禮教而縱肆邪僻，讪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敝事。
凡所雲為，使人不忍論也。
’故不百年而胡禍興。
清季士大夫以挂名黨籍為榮，蹈死不悔，然試深迹其瑕眚，則校《抱樸子》所以刺漢者，有過之無不及。
袁氏因得乘其敝而夷之，禍亂乃無甯日，哀哉！察其所以，蓋叔世學絕道喪，諸黨魁初興，又嘗為一切破壞之說，往往以愛國美名，作士大夫敢死之氣，即所謂名節也。
其流為無拳無勇而階亂，則非始願所及。
無深根甯極之道，而以名義鼓人，惡得不如此哉！今者亂極，不可别美惡好醜，故名窮。
名窮宜返本。
夫惟載其清淨，休乎無為之宅，自本自根，可行己信，莊子語，郭注雲：‘行者信己可得行也。
’憨山雲：‘日用皆真體流行，信有真實之體可信。
’遺名歸真，合氣于神，則亂不自生。
至精不可以被物，持戒而鎮之以樸。
自頃紹興蔡先生之北京大學進德會，案進德會之等第，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乙種會員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二戒；丙種會員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三戒。
為道日損，足以勝物，養其清剛，毋為亂階，庶幾老氏之遺矣。
迩者餘杭章先生嘗曰：‘鄙人自處，唯欲振起姚江學派，以挽今世頹靡巽懦之習。
’丁巳夏與民友會書。
迹先生行誼，固佛之俠者，何取托于姚江哉？近人頌明季節義，歸功姚江者，蓋祖黃宗羲。
宗羲學行，固不逮衡陽遠甚。
衡陽嘗痛心于明季士大夫，以氣矜亡國。
力诋姚江，其說實非過激。
王守仁有術智，未能忘功名，而以聖自居。
此即我執為無窮禍根。
故其黨多氣矜。
觀挽世予聖之士，其偏執妄逞，何嘗不誦法姚江也。
要之挽明士風近季漢，今不可取則。
箴名士 自六朝以降，始有所謂名士者。
迄于唐宋，而韓愈、元稹、白居易、蘇轼兄弟，并以文采風流傾動朝野，聲施後世，吸其流者不絕。
惟衡陽之聖，痛中夏覆亡，推迹士習之壞自名士，而于二蘇元白之倫，攻之不遺餘力。
案其言曰：‘此輩類皆酒肉以溺其志，嬉遊以蕩其情，服飾玩好書畫以喪其守。
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則不足以厭其所欲。
而精魄既搖，廉恥遂泯，方且号于人以為清流之津徑。
而輕薄淫佚之士，樂依之以标榜為名士。
如此而能自樹立，以為國之桢幹、民之蔭藉者，萬不得一。
文章之用，以顯道義之殊塗，宣生人之情理。
簡則雖喻，重則增疑。
故工文之士，必務推蕩宛折，暢快宣通，而後可以感人。
于是遊逸其心于四維上下古今巨細，随觸而引伸。
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為當世之所不能舍，則蘇轼所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者是也。
始則覃其心以達其言，既則即其言以生其心。
而淫佚浮曼矜誇傲僻之氣，日引月趨，以入于酒肉嬉遊服飾玩好書畫之中。
而必争名競利，以求快其欲。
抑且博覽六籍，詭遇先聖之緒說，以濟其辨。
則陳民情，策國事，皆其所可。
沉酣以入，痛快以出，堂堂乎言之，若《伊訓》、《說命》、《七月》、《東山》之可與颉颃矣。
今之打電報着政論者，鮮不如此。
乃有道者，沈潛以推緻其隐，則立心之無恒，用情之不正，皆可即其述古昔稱先王之中，察見其诐淫。
況其濫于邪說，侈于遊冶者，尤不待終篇，而知其為羊膻蟻智之妄人哉！’船山之責名士如此，可謂洞見症結。
乃至今謬種流傳，士大夫相率為浮華淺薄，淫佚流蕩，而無精湛之思，淡泊之操，此言學言治之所以終于無幸也。
夫名者實之賓，救名之敝莫如實。
古者大學造士，始教以格物，尚征驗而有條貫，故其言中倫而行中慮。
實學廢，文辭興，然後有名士，是以顧甯人恥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