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篇 中國官僚政治在現代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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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現代，到了中國開始走上現代化旅程以後，官僚政治始終不曾離開我們，反之，直到抗戰開始了，特别是到抗戰結束了，我們才因更沉重的感到官僚統治的壓力，而第一次明确的、廣泛的把它當作一個實在對象來加以攻擊、加以考察、加以研究。
是不是中國政治的官僚化愈到現代倒反而愈形變本加厲了呢？對于這個問題，我暫且不忙解答，我必得在此指出的是，中國現代的官僚政治已不完全是傳統的那一套，由本質到表象都有了不少的改變和轉化；如其說它在現代，特别在晚近，在許多方面比過去表現得更其殘酷有力，更其神通廣大，更其無所不在、無微不入，那也不能說是由于傳統形态的發展，而甯說是未被根本否定的傳統形态，與模仿資本主義各國在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新官僚政治形态的混合。
但我們作着這種斷定： 第一，須緊接着前篇提出的論點，看中國現代化怎樣能開始、怎樣能突破前述的“治亂相循”的延滞局面。
第二，須說明我們在現代化過程中為什麼不能把傳統的官僚政治克服或否定，而隻是改變或轉化它的存在形态。
這兩點，我将在下面分别交代清楚。
二 中國社會在集權封建階段的發展遲滞原因，我們不但已從中國特定封建生産方法的強固性去說明它，且還從官僚政治不絕給予那種生産方法以固定的或阻滞其發展的影響去說明它；根據那種說明，我們雖堅決反對日本秋澤修二之流的看法，而認定即無外力，中國遲早亦将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但外國資本如其不東來，鴉片戰役如其不發生，中國是否還會在原來社會階段留滞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恐怕誰也不敢斷定。
我們這樣推論，顯然是承認鴉片戰役對于中國現代化的推動作用，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又得明瞭，鴉片戰役可能發生的推動作用，歸根結底，畢竟在受着中國已有社會發展條件的限制。
“現代化”是一個非常籠統的術語。
它在本質上可以轉譯為“資本主義化”，或者是更具體的解作是由封建制生産方法到資本制生産方法的推移。
這種推移，可以由政治上的革命行動促其實現，也可以由對内對外的戰争方式促其實現，但不論是革命也好，戰争也好，都能把舊社會或封建社會母胎内已經孕育好的新生産力幫同解脫出來。
假使那種新生産力，或者采行新生産方法的貯備條件，根本不曾在舊社會中育成，或所育成的随即被破壞摧毀了，則政治上的變亂或戰争都将從開始就改變其性質。
這是中國過去二千年隻有王朝更疊的政變而迄未出現社會革命的基本原因。
到清代中葉前後，以往曆史的規律雖仍發生着支配作用，但由唐宋以來的緩慢而确實的社會經濟進步，畢竟使它在橫遭傳統剝削與周期喪亂之餘，猶能在某種限度積累、保留或孕育出一些新生産力的生機，或新生産方法的可能條件。
關于這點，我将由農工商業及金融業諸方面簡括指出一個輪廓： （一）農業。
這是任何一個封建王朝所最關心的産業。
由曆代分别勸助農田、水利所給予農業上的鼓勵，雖然始終不曾打破土地所有形态所加于它的限制，但自唐代中期以後，土地轉換所有者的頻繁，逐漸把附着在一般土地上的“特權性”減少了，而相應使其“商品性”增加了。
至關于農業生産技術改良，也有以次幾項值得提起：首先，關系農業生産動力的耕犁，友人郭大力先生曾考證有三個進化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以金屬代替木材；第二個階段是以作用相同的諸耜的複合代替獨耜；第三個階段是以作用不同的二耜結成一個統一體注74。
他認為前兩個階段在漢代已經完成，後一階段，在北魏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中還不曾提到，而在唐陸龜蒙著的《耒耜經》中則有較詳細的說明，可見那種最後階段的犁，即我們
是不是中國政治的官僚化愈到現代倒反而愈形變本加厲了呢？對于這個問題，我暫且不忙解答，我必得在此指出的是，中國現代的官僚政治已不完全是傳統的那一套，由本質到表象都有了不少的改變和轉化；如其說它在現代，特别在晚近，在許多方面比過去表現得更其殘酷有力，更其神通廣大，更其無所不在、無微不入，那也不能說是由于傳統形态的發展，而甯說是未被根本否定的傳統形态，與模仿資本主義各國在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新官僚政治形态的混合。
但我們作着這種斷定： 第一，須緊接着前篇提出的論點，看中國現代化怎樣能開始、怎樣能突破前述的“治亂相循”的延滞局面。
第二，須說明我們在現代化過程中為什麼不能把傳統的官僚政治克服或否定，而隻是改變或轉化它的存在形态。
這兩點，我将在下面分别交代清楚。
二 中國社會在集權封建階段的發展遲滞原因，我們不但已從中國特定封建生産方法的強固性去說明它，且還從官僚政治不絕給予那種生産方法以固定的或阻滞其發展的影響去說明它；根據那種說明，我們雖堅決反對日本秋澤修二之流的看法，而認定即無外力，中國遲早亦将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但外國資本如其不東來，鴉片戰役如其不發生，中國是否還會在原來社會階段留滞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恐怕誰也不敢斷定。
我們這樣推論，顯然是承認鴉片戰役對于中國現代化的推動作用，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又得明瞭，鴉片戰役可能發生的推動作用，歸根結底，畢竟在受着中國已有社會發展條件的限制。
“現代化”是一個非常籠統的術語。
它在本質上可以轉譯為“資本主義化”，或者是更具體的解作是由封建制生産方法到資本制生産方法的推移。
這種推移，可以由政治上的革命行動促其實現，也可以由對内對外的戰争方式促其實現，但不論是革命也好，戰争也好，都能把舊社會或封建社會母胎内已經孕育好的新生産力幫同解脫出來。
假使那種新生産力，或者采行新生産方法的貯備條件，根本不曾在舊社會中育成，或所育成的随即被破壞摧毀了，則政治上的變亂或戰争都将從開始就改變其性質。
這是中國過去二千年隻有王朝更疊的政變而迄未出現社會革命的基本原因。
到清代中葉前後，以往曆史的規律雖仍發生着支配作用，但由唐宋以來的緩慢而确實的社會經濟進步，畢竟使它在橫遭傳統剝削與周期喪亂之餘，猶能在某種限度積累、保留或孕育出一些新生産力的生機，或新生産方法的可能條件。
關于這點，我将由農工商業及金融業諸方面簡括指出一個輪廓： （一）農業。
這是任何一個封建王朝所最關心的産業。
由曆代分别勸助農田、水利所給予農業上的鼓勵，雖然始終不曾打破土地所有形态所加于它的限制，但自唐代中期以後，土地轉換所有者的頻繁，逐漸把附着在一般土地上的“特權性”減少了，而相應使其“商品性”增加了。
至關于農業生産技術改良，也有以次幾項值得提起：首先，關系農業生産動力的耕犁，友人郭大力先生曾考證有三個進化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以金屬代替木材；第二個階段是以作用相同的諸耜的複合代替獨耜；第三個階段是以作用不同的二耜結成一個統一體注74。
他認為前兩個階段在漢代已經完成，後一階段，在北魏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中還不曾提到，而在唐陸龜蒙著的《耒耜經》中則有較詳細的說明，可見那種最後階段的犁，即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