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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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拿來問世的這本書——《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内容共分十七篇，曾分篇連載于上海出版的《時與文》雜志上。
在登載第一篇“論所謂官僚政治”時，作者曾在前面附上一個引言式的楔子，說明從事這種研究的動機、态度，并附帶列舉出全書内容的預定篇目。
動機是已定的，不必說；在将近半年的寫作過程中，雖然現實的官僚政治的毒害，在國内外引起了更普遍的責難或咒詛，而我卻幸能勉強避免激動的情緒，一貫的維持住客觀的科學的研究态度；至于内容方面，與原來預定篇目雖略有更改，那無非是為了說明的便利。
因此，除了篇目一項，由目錄一見明白，無須瑣贅外，我在這裡，隻想把楔子中關于研究動機和研究态度的自白，移植過來，而最後更簡單解說我在研究中及研究後所接觸或感觸到的一些情節。
先言研究動機。
1933年注1，英國Prof．Needham因為某種文化使命，曾到那時尚在粵北坪石一帶的國立中山大學。
我在坪石一個旅館中同他作過兩度長談。
臨到分手的時候，他突然提出“中國官僚政治”這個話題，要我從曆史與社會方面作一扼要解釋。
他是一個自然科學者，但他對一般經濟史，特别是中國社會經濟史，饒有研究興趣。
他提出這樣一個話題來，究是由他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對此發生疑難，抑是由于他當時旅遊中國各地臨時引起的感觸，我不曾問個明白，我實在已被這個平素未大留意的問題窘住了。
當時雖然以“沒有研究，容後研究有得，再來奉告”的話敷衍過去，但此後卻随時像有這麼一個難題在逼着我去解答。
我從此即注意搜集有關這方面的研究資料了。
加之，近年以來，官僚資本問題已被一般論壇所熱烈讨論着。
官僚資本與官僚政治的密切關系是非常明白的。
有關官僚資本的研究（一部分已在《文彙報》“新經濟”及《時與文》上發表），處處都要求我進一步對中國官僚政治作一科學的說明。
此外，我在大學裡，有時擔任中國經濟史的課程。
中國社會經濟之曆史演變過程，在我的理解和研究上，認為有許多是不能由硬套刻闆公式去解明的；但提出任何特殊經濟發展規律固然很難，應用那種作為社會基礎看的規律，去解說曆史上的一切突出的社會文化事象，更屬不易。
中國官僚政治形态，是屬于那些社會文化事象之一，它将和中國社會突出的宗法組織、倫理傳統、儒家思想等等，同樣成為我們所提論到的中國社會經濟特殊發展規律是否正确的考驗。
在這種意義上，中國官僚政治的研究，又必然要成為我關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副産物。
而我也希望藉此減輕我對于非所專
在登載第一篇“論所謂官僚政治”時，作者曾在前面附上一個引言式的楔子，說明從事這種研究的動機、态度，并附帶列舉出全書内容的預定篇目。
動機是已定的，不必說；在将近半年的寫作過程中，雖然現實的官僚政治的毒害，在國内外引起了更普遍的責難或咒詛，而我卻幸能勉強避免激動的情緒，一貫的維持住客觀的科學的研究态度；至于内容方面，與原來預定篇目雖略有更改，那無非是為了說明的便利。
因此，除了篇目一項，由目錄一見明白，無須瑣贅外，我在這裡，隻想把楔子中關于研究動機和研究态度的自白，移植過來，而最後更簡單解說我在研究中及研究後所接觸或感觸到的一些情節。
先言研究動機。
1933年注1，英國Prof．Needham因為某種文化使命，曾到那時尚在粵北坪石一帶的國立中山大學。
我在坪石一個旅館中同他作過兩度長談。
臨到分手的時候，他突然提出“中國官僚政治”這個話題，要我從曆史與社會方面作一扼要解釋。
他是一個自然科學者，但他對一般經濟史，特别是中國社會經濟史，饒有研究興趣。
他提出這樣一個話題來，究是由他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對此發生疑難，抑是由于他當時旅遊中國各地臨時引起的感觸，我不曾問個明白，我實在已被這個平素未大留意的問題窘住了。
當時雖然以“沒有研究，容後研究有得，再來奉告”的話敷衍過去，但此後卻随時像有這麼一個難題在逼着我去解答。
我從此即注意搜集有關這方面的研究資料了。
加之，近年以來，官僚資本問題已被一般論壇所熱烈讨論着。
官僚資本與官僚政治的密切關系是非常明白的。
有關官僚資本的研究（一部分已在《文彙報》“新經濟”及《時與文》上發表），處處都要求我進一步對中國官僚政治作一科學的說明。
此外，我在大學裡，有時擔任中國經濟史的課程。
中國社會經濟之曆史演變過程，在我的理解和研究上，認為有許多是不能由硬套刻闆公式去解明的；但提出任何特殊經濟發展規律固然很難，應用那種作為社會基礎看的規律，去解說曆史上的一切突出的社會文化事象，更屬不易。
中國官僚政治形态，是屬于那些社會文化事象之一，它将和中國社會突出的宗法組織、倫理傳統、儒家思想等等，同樣成為我們所提論到的中國社會經濟特殊發展規律是否正确的考驗。
在這種意義上，中國官僚政治的研究，又必然要成為我關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副産物。
而我也希望藉此減輕我對于非所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