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司馬遷之體驗與創作（下）——《史記》各篇著作先後之可能的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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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于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封禅在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時司馬遷二十六歲，正奉使歸來，适逢父喪，但以職務關系，又匆匆就道扈駕之際。
（三）《孟子荀卿列傳》 文中一方面寫“遷遠而闊于事情”，因而“困于齊梁”的孟子，另方面卻也寫到處“郊迎”的驺衍。
對前者是同情，對後者是譏諷。
後者之“闳大不經”，之講“五德轉移，治各有宜”，之“先序今以上至黃帝”，我猜想很有可能就是指武帝時的封禅的可笑以及那般苟合取容的儒者之可鄙的。
（四）《孝文本紀》 贊稱：“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馀載，德至盛也，廪廪鄉改正服封禅矣，謙讓未成于今，嗚呼！豈不仁哉？”言外是武帝就不謙讓而封禅了，所以可能也是此時譏武帝不度德量力之作。
（五）《齊太公世家》 贊中說：“吾适齊，自泰山屬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裡，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
”到泰山又到海上，這不是司馬遷一人在齊魯之都講業時的情況了，乃是參加了漢武帝“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複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封禅書》）的行列時的蹤迹了，當為此後不久作。
篇中齊桓公要封禅一段，與《封禅書》同，不過一重在桓公之欲行，一重在管仲之勸阻而已。
尤可見是封禅先後之際作。
（六）《蒙恬列傳》 贊中有“吾适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
這恰是武帝封禅後，至海上，于是“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曆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的路線，所以可能是代表此次大隊巡行之尾聲的。
（七）《平準書》 平準的成功，也是元封元年的事，而且這是封禅大典的經濟基礎：“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
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
天子以為然，許之。
于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并北邊以歸。
所過賞賜，用帛百馀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
”文中隻叙到元封元年蔔式和桑弘羊的摩擦而止，所以很可能就是這一年作的。
（八）《河渠書》 司馬遷參加負薪塞河，是封禅的第二年（公元前一○九）事，他說：“餘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可知是此役不久以後作了。
（九）《西南夷列傳》 司馬遷之奉使西南在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但此文叙至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之伐滇，當是伐滇後作，時司馬遷年二十七，距奉使已經三年了。
地理文而疏蕩有韻緻，見出司馬遷少年作風也有很從容的一種。
（十）《南越尉陀列傳》 南越之平，在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還在封禅的前一年。
文或為此事不久作。
（十一）《東越列傳》 東越之平，即在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
（十二）《越王勾踐世家》 《東越列傳》與《越王勾踐世家》相連，在後者中曾說：“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複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在前者中也時時提到勾踐，二文相貫注，簡直像一篇似的，可斷為一時之作。
（十三）《陳杞世家》 越王勾踐往前推，是杞，《陳杞世家》中又有“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興”的話，也仍可定為一時之作。
再往前推，就将是《夏本紀》了，但《夏本紀》以其他理由，不計入這一期。
（十四）《朝鮮列傳》 朝鮮之平，在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時司馬遷已二十八歲，或此事不久後作。
（十五）《傅靳蒯成列傳》 在平朝鮮的這一年，司馬遷繼其父為太史令。
成了史官以後，才有機會得讀政府的檔案。
《傅靳蒯成列傳》中的軍功，是非根據檔案不能寫出的。
所以起碼是作于此年，或以後。
（十六）《信陵君列傳》 在司馬遷作了太史令以後，算是親貴了，于是有薦士之意。
如《與摯峻勸進書》，便是一例。
《信陵君列傳》贊：“信陵君接岩穴隐者，不恥下交。
”與此時情味合。
篇中雖有“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的足迹，但必遲至這時才動筆了。
（十七）《魏世家》 贊亦有“吾适故大梁之墟”語，且又涉及信陵君，當與《信陵君列傳》同時作。
（十八）《五帝本紀》 贊有“餘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語，按江淮為其壯遊所經，空峒為其初為郎中時扈駕所到，初次到海上，則為元封封禅時事，惟北過涿鹿一行較晚，乃元封四年（公元前一○七）從武帝封禅北歸時之蹤迹，又文中叙黃帝所至之地亦多與武帝相似，正封禅空氣頗濃時作。
（十九）《孔子世家》 篇中雖有“适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餘祗回留之，不能去雲”語，但決不是二十歲遨遊之際作。
這是因為篇中又有“安國為今皇帝博士，早卒，安國生邛，邛生驩”字樣，查安國約卒于公元前一二六以後，倘卒時為三十左右，後二十年可以有孫，是驩之生可能在公元前一○六年左右，《孔子世家》當作于此時。
（二十）《三代世表》 文中對孔子之了解及用語，有與《孔子世家》同者，如《孔子世家》“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蓋其慎也”。
《三代世表》也有“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于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阙，不可錄。
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同把孔子了解為一個小心謹慎的人物，語句又同，恐亦一時之作。
（二十一）《仲尼弟子列傳》 既寫孔子，孔子弟子當繼之而寫。
以上二十一篇，乃是一組。
參加封禅和初為太史令是這一期的司馬遷的主要生活，時間以元封為中心。
第四組文字，是包括到了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至天漢二年（公元前九九）之前，換言之，即以司馬遷訂太初曆為始，中間漢武帝有伐大宛之役，到李陵案還未發生。
這時，司馬遷自三十二歲到三十六歲。
那文字的篇目如下： （一）《曆書》 現在的《曆書》，截至《曆術甲子篇》以前，當為司馬遷手筆，其中隻叙至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恐怕就是司馬遷訂曆時寫的了。
訂太初曆，是和他作《史記》同樣不朽的大業，那時司馬遷隻有三十二歲！ （二）《禮書》 現在的《禮書》，截至“禮由人起”以前，為司馬遷文。
其中說：“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于後雲。
”也當是紀念這一次的大改革的。
（三）《韓長孺列傳》 韓安國雖死于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但文中記載了他所推薦的人物壺遂。
贊中說：“餘與壺遂定律曆”，可知是在太初定曆後作。
下文又說：“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相，會遂卒。
”《漢書·律曆志》稱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與太史令司馬遷等建議改曆，可知當時壺遂官還未至詹事。
文中雖記遂之卒，亦必距太初不遠。
本傳對安國仍在諷刺，說他貌為忠厚，卻又貪财，不過贊許他的一點，就是推舉人才。
這也仍是司馬遷為太史令後的一貫薦士思想。
（四）《儒林列傳》 大體上雖像司馬遷早年講業齊魯之都的感印，然而文中叙及“兒寬位至禦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
查《漢興以來将相名臣年表》，兒寬為禦史大夫是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九年乃太初三年（公元前一○二）。
可知此文不得早于這一年。
兒寬也參加過太初曆的訂定，恐是此期寫成。
按《漢書·兒寬傳》亦作“居位九歲，以官卒”。
惟《百官公卿表》作八年卒，茲從《史記·儒林列傳》及《漢書·兒寬傳》。
又馀廣在“兒寬位至禦史大夫”句下，注為“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必誤無疑，因為那樣便與《漢書》、《史記》兩表不合，而且卒年将在太初前十年了，又如何趕得上訂曆呢？ （五）《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序中稱“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表亦至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而止。
這是确切看出作于太初四年的一例。
（六）《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表中亦隻至太初四年。
（七）《大宛列傳》 自太初元年起，漢武帝興師伐大宛，“凡四歲而得罷焉”，大概在太初三年戰事告一結束，到太初四年才把善後辦好。
《大宛列傳》是以張骞和大宛馬為線索的一篇又威風又有趣的妙文。
李廣利雖為伐大宛的主帥，但文中寫得他黯然，反不若張骞的開場之功。
全文總在寫李廣利之封侯，實不值一文而已。
此文恐是大宛之役結束不久後作。
（八）《夏本紀》 《大宛列傳》的贊中說：“《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其高二千五百馀裡，日月所相隐避為光明也。
其上有醴泉瑤池。
今自張骞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之也。
”這和言九州山川的《夏本紀》相關，或者《夏本紀》也在《大宛列傳》前後作的呢。
《夏本紀》贊文中且提及孔子正夏時，正也是和太初訂曆的空氣相近。
（九）《樂書》 中有“後伐大宛，得千裡馬”語，下面又有《天馬歌》。
當系伐大宛不久作。
不過後接汲黯之直谏，公孫弘之借端排擠，但他們一個死于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一個死于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都在伐大宛之前一二十年間，何能谏《天馬歌》，也何能以此為私人攻擊的題目？難道真是司馬遷隻寫藝術的真（汲黯和公孫弘的性格完全對），而不必顧及史實嗎？抑是後人有了改動？不易斷明。
現在隻是就其有伐大宛語，推測其或為此時作而已。
（十）《天官書》 後文講熒惑，說“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随之”，最後的一個例，即“兵征大宛，星茀招搖”。
可知或亦此時作。
（十一）《外戚世家》 最後叙及李夫人兄弟坐奸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将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
這正是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事。
查李廣利在征和三年（公元前九○）降匈奴，文中不及叙，可知此文最晚不能過征和三年。
又按昭帝生于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文中不惟未叙及廢其母鈎弋夫人事，亦未及昭帝之生，恐此文甚而也不得晚過太始三年。
它之成大概在公元前一○一至九四間，作于伐大宛之際是最可能的。
（十二）《佞幸列傳》 傳中已叙及李夫人卒後，禽誅延年昆弟；廣利是伐大宛時不及誅的一個，則延年之誅正在此時。
此文之作，亦必去此未遠。
（十三）《五宗世家》 以《漢書·諸侯王表》對讀，《五宗世家》所叙，大抵以太初四年為限。
隻有長沙王鲋之立，《漢書》表在天漢元年（公元前一○○）。
恐此文至遲在天漢元年作。
又河間頃王授卒于天漢四年（公元前九七），而文中隻叙其立，不及其卒，可見此文再遲不能超過天漢四年。
那時司馬遷年三十九。
（十四）《萬石張叔列傳》 文中所叙最遲的事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
”依《漢書·外戚恩澤表》，石德之贖免在天漢元年。
此文或亦此後不久作。
以上十四篇，為一組。
大抵到太初四年為止。
《史記·自序》中一則說：“（司馬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史記石室金匮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于明堂，諸神受紀。
”下面即接叙和壺遂的問答，問答畢，“于是論次其文”。
二則說：“餘述曆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大概在太初以前，雖寫有散篇，但到了太初元年，因為改曆一事的大興奮，遂鼓舞整理，到了太初四年，已經就緒。
後來的，卻隻是修潤或增補了。
許多年表至太初四年而止，尤見其為一個明确的限界。
至于《自序》中又有“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這一個“麟止”隻是比喻的說法而已，隻重在像孔子“吾道窮矣”之歎而已，隻重在像孔子因見麟而作《春秋》而已，決非指距太初還有二十幾年前的元狩獲麟。
班固等所謂“訖于天漢”（《漢書·司馬遷列傳》）之說，也是指最後的修改（雖然事實上未必止于此時）而言，并非指原定的首尾。
現在說到數量上最多的第五組文字了，大都以天漢二年（公元前九九）的李陵案為焦點。
李陵以天漢二年降匈奴，司馬遷為之辨，下獄；次年（公元前九八）誤傳李陵為匈奴練兵，族其全家。
司馬遷亦因而受腐刑。
這是司馬遷在三十七歲與三十八歲時的事。
這次的創痛太深，所以流露于各篇中者亦最多；凡是感慨于資财的缺乏（他自己受刑後，是“家貧，财賂不足以自贖”的），傷心于世态炎涼（李陵未敗時，那些公卿王侯都是稱賀的，後來就“媒孽其短”了），痛恨于獄吏的慘酷，鑒于一人受毀之易，薦士之難，以及友道的苦味，宦者之可恥，受了災禍而隐忍，而發憤者之值得同情等，統統屬之。
（一）《楚世家》 贊稱：“楚靈王方會諸侯于申，誅齊慶封，作章華台，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于人也，可不慎與！”俨然是一個人不可失勢的寄慨。
這其中有李陵的影子！ （二）《鄭世家》 贊稱：“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
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内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世人的交情是多末不值錢！ （三）《張耳陳馀列傳》 世界上的多少朋友，不過以利合，而尤莫著于張耳、陳馀。
“張耳、陳馀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争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背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 （四）《吳太伯世家》 由《張耳陳馀列傳》贊看，此或同一意之另一表現。
世家以《吳太伯世家》為首，與以《伯夷列傳》為列傳首，同為司馬遷之“反功利精神”。
但竟然有人說他“崇勢利而羞賤貧”了，真太冤枉！ （五）發這種感慨的，又有《孟嘗君列傳》。
“富貴多士，貧賤寡友”，多末刺心！所以傳中雖有“吾嘗過薛”語，我們并不能認為是壯遊期之作，必李陵案發生後作。
（六）把友道寫得酣暢淋漓的，有《魏其武安列傳》。
田蚡未貴時，侍窦嬰，跪起如子侄，後來窦嬰失勢，除灌夫外，賓客都散去。
灌夫為同情窦嬰，曾強邀田蚡來窦家。
灌夫好酒使氣，但這時幸未爆發。
後來窦嬰又約灌夫至田蚡家，便果然因酒醉而鬧得不可開交了。
傳文就是專寫這樣的活劇。
同時，“魏其（即窦嬰）大将也，衣赭關三木”，“灌夫受辱居室”（《報任少卿書》），正是司馬遷幽囚時的情味。
所以《魏其武安列傳》為此時作。
（七）《汲鄭列傳》 同一感慨：“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阗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翟公複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賤一富，乃知交态；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汲、鄭亦雲，悲夫！”
（三）《孟子荀卿列傳》 文中一方面寫“遷遠而闊于事情”，因而“困于齊梁”的孟子，另方面卻也寫到處“郊迎”的驺衍。
對前者是同情，對後者是譏諷。
後者之“闳大不經”，之講“五德轉移，治各有宜”，之“先序今以上至黃帝”，我猜想很有可能就是指武帝時的封禅的可笑以及那般苟合取容的儒者之可鄙的。
（四）《孝文本紀》 贊稱：“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馀載，德至盛也，廪廪鄉改正服封禅矣，謙讓未成于今，嗚呼！豈不仁哉？”言外是武帝就不謙讓而封禅了，所以可能也是此時譏武帝不度德量力之作。
（五）《齊太公世家》 贊中說：“吾适齊，自泰山屬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裡，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
”到泰山又到海上，這不是司馬遷一人在齊魯之都講業時的情況了，乃是參加了漢武帝“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複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封禅書》）的行列時的蹤迹了，當為此後不久作。
篇中齊桓公要封禅一段，與《封禅書》同，不過一重在桓公之欲行，一重在管仲之勸阻而已。
尤可見是封禅先後之際作。
（六）《蒙恬列傳》 贊中有“吾适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
這恰是武帝封禅後，至海上，于是“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曆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的路線，所以可能是代表此次大隊巡行之尾聲的。
（七）《平準書》 平準的成功，也是元封元年的事，而且這是封禅大典的經濟基礎：“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
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
天子以為然，許之。
于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并北邊以歸。
所過賞賜，用帛百馀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
”文中隻叙到元封元年蔔式和桑弘羊的摩擦而止，所以很可能就是這一年作的。
（八）《河渠書》 司馬遷參加負薪塞河，是封禅的第二年（公元前一○九）事，他說：“餘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可知是此役不久以後作了。
（九）《西南夷列傳》 司馬遷之奉使西南在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但此文叙至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之伐滇，當是伐滇後作，時司馬遷年二十七，距奉使已經三年了。
地理文而疏蕩有韻緻，見出司馬遷少年作風也有很從容的一種。
（十）《南越尉陀列傳》 南越之平，在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還在封禅的前一年。
文或為此事不久作。
（十一）《東越列傳》 東越之平，即在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
（十二）《越王勾踐世家》 《東越列傳》與《越王勾踐世家》相連，在後者中曾說：“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複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在前者中也時時提到勾踐，二文相貫注，簡直像一篇似的，可斷為一時之作。
（十三）《陳杞世家》 越王勾踐往前推，是杞，《陳杞世家》中又有“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興”的話，也仍可定為一時之作。
再往前推，就将是《夏本紀》了，但《夏本紀》以其他理由，不計入這一期。
（十四）《朝鮮列傳》 朝鮮之平，在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時司馬遷已二十八歲，或此事不久後作。
（十五）《傅靳蒯成列傳》 在平朝鮮的這一年，司馬遷繼其父為太史令。
成了史官以後，才有機會得讀政府的檔案。
《傅靳蒯成列傳》中的軍功，是非根據檔案不能寫出的。
所以起碼是作于此年，或以後。
（十六）《信陵君列傳》 在司馬遷作了太史令以後，算是親貴了，于是有薦士之意。
如《與摯峻勸進書》，便是一例。
《信陵君列傳》贊：“信陵君接岩穴隐者，不恥下交。
”與此時情味合。
篇中雖有“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的足迹，但必遲至這時才動筆了。
（十七）《魏世家》 贊亦有“吾适故大梁之墟”語，且又涉及信陵君，當與《信陵君列傳》同時作。
（十八）《五帝本紀》 贊有“餘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語，按江淮為其壯遊所經，空峒為其初為郎中時扈駕所到，初次到海上，則為元封封禅時事，惟北過涿鹿一行較晚，乃元封四年（公元前一○七）從武帝封禅北歸時之蹤迹，又文中叙黃帝所至之地亦多與武帝相似，正封禅空氣頗濃時作。
（十九）《孔子世家》 篇中雖有“适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餘祗回留之，不能去雲”語，但決不是二十歲遨遊之際作。
這是因為篇中又有“安國為今皇帝博士，早卒，安國生邛，邛生驩”字樣，查安國約卒于公元前一二六以後，倘卒時為三十左右，後二十年可以有孫，是驩之生可能在公元前一○六年左右，《孔子世家》當作于此時。
（二十）《三代世表》 文中對孔子之了解及用語，有與《孔子世家》同者，如《孔子世家》“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蓋其慎也”。
《三代世表》也有“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于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阙，不可錄。
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同把孔子了解為一個小心謹慎的人物，語句又同，恐亦一時之作。
（二十一）《仲尼弟子列傳》 既寫孔子，孔子弟子當繼之而寫。
以上二十一篇，乃是一組。
參加封禅和初為太史令是這一期的司馬遷的主要生活，時間以元封為中心。
第四組文字，是包括到了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至天漢二年（公元前九九）之前，換言之，即以司馬遷訂太初曆為始，中間漢武帝有伐大宛之役，到李陵案還未發生。
這時，司馬遷自三十二歲到三十六歲。
那文字的篇目如下： （一）《曆書》 現在的《曆書》，截至《曆術甲子篇》以前，當為司馬遷手筆，其中隻叙至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恐怕就是司馬遷訂曆時寫的了。
訂太初曆，是和他作《史記》同樣不朽的大業，那時司馬遷隻有三十二歲！ （二）《禮書》 現在的《禮書》，截至“禮由人起”以前，為司馬遷文。
其中說：“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于後雲。
”也當是紀念這一次的大改革的。
（三）《韓長孺列傳》 韓安國雖死于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但文中記載了他所推薦的人物壺遂。
贊中說：“餘與壺遂定律曆”，可知是在太初定曆後作。
下文又說：“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相，會遂卒。
”《漢書·律曆志》稱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與太史令司馬遷等建議改曆，可知當時壺遂官還未至詹事。
文中雖記遂之卒，亦必距太初不遠。
本傳對安國仍在諷刺，說他貌為忠厚，卻又貪财，不過贊許他的一點，就是推舉人才。
這也仍是司馬遷為太史令後的一貫薦士思想。
（四）《儒林列傳》 大體上雖像司馬遷早年講業齊魯之都的感印，然而文中叙及“兒寬位至禦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
查《漢興以來将相名臣年表》，兒寬為禦史大夫是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九年乃太初三年（公元前一○二）。
可知此文不得早于這一年。
兒寬也參加過太初曆的訂定，恐是此期寫成。
按《漢書·兒寬傳》亦作“居位九歲，以官卒”。
惟《百官公卿表》作八年卒，茲從《史記·儒林列傳》及《漢書·兒寬傳》。
又馀廣在“兒寬位至禦史大夫”句下，注為“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必誤無疑，因為那樣便與《漢書》、《史記》兩表不合，而且卒年将在太初前十年了，又如何趕得上訂曆呢？ （五）《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序中稱“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表亦至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而止。
這是确切看出作于太初四年的一例。
（六）《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表中亦隻至太初四年。
（七）《大宛列傳》 自太初元年起，漢武帝興師伐大宛，“凡四歲而得罷焉”，大概在太初三年戰事告一結束，到太初四年才把善後辦好。
《大宛列傳》是以張骞和大宛馬為線索的一篇又威風又有趣的妙文。
李廣利雖為伐大宛的主帥，但文中寫得他黯然，反不若張骞的開場之功。
全文總在寫李廣利之封侯，實不值一文而已。
此文恐是大宛之役結束不久後作。
（八）《夏本紀》 《大宛列傳》的贊中說：“《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其高二千五百馀裡，日月所相隐避為光明也。
其上有醴泉瑤池。
今自張骞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之也。
”這和言九州山川的《夏本紀》相關，或者《夏本紀》也在《大宛列傳》前後作的呢。
《夏本紀》贊文中且提及孔子正夏時，正也是和太初訂曆的空氣相近。
（九）《樂書》 中有“後伐大宛，得千裡馬”語，下面又有《天馬歌》。
當系伐大宛不久作。
不過後接汲黯之直谏，公孫弘之借端排擠，但他們一個死于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一個死于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都在伐大宛之前一二十年間，何能谏《天馬歌》，也何能以此為私人攻擊的題目？難道真是司馬遷隻寫藝術的真（汲黯和公孫弘的性格完全對），而不必顧及史實嗎？抑是後人有了改動？不易斷明。
現在隻是就其有伐大宛語，推測其或為此時作而已。
（十）《天官書》 後文講熒惑，說“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随之”，最後的一個例，即“兵征大宛，星茀招搖”。
可知或亦此時作。
（十一）《外戚世家》 最後叙及李夫人兄弟坐奸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将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
這正是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事。
查李廣利在征和三年（公元前九○）降匈奴，文中不及叙，可知此文最晚不能過征和三年。
又按昭帝生于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文中不惟未叙及廢其母鈎弋夫人事，亦未及昭帝之生，恐此文甚而也不得晚過太始三年。
它之成大概在公元前一○一至九四間，作于伐大宛之際是最可能的。
（十二）《佞幸列傳》 傳中已叙及李夫人卒後，禽誅延年昆弟；廣利是伐大宛時不及誅的一個，則延年之誅正在此時。
此文之作，亦必去此未遠。
（十三）《五宗世家》 以《漢書·諸侯王表》對讀，《五宗世家》所叙，大抵以太初四年為限。
隻有長沙王鲋之立，《漢書》表在天漢元年（公元前一○○）。
恐此文至遲在天漢元年作。
又河間頃王授卒于天漢四年（公元前九七），而文中隻叙其立，不及其卒，可見此文再遲不能超過天漢四年。
那時司馬遷年三十九。
（十四）《萬石張叔列傳》 文中所叙最遲的事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
”依《漢書·外戚恩澤表》，石德之贖免在天漢元年。
此文或亦此後不久作。
以上十四篇，為一組。
大抵到太初四年為止。
《史記·自序》中一則說：“（司馬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史記石室金匮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于明堂，諸神受紀。
”下面即接叙和壺遂的問答，問答畢，“于是論次其文”。
二則說：“餘述曆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大概在太初以前，雖寫有散篇，但到了太初元年，因為改曆一事的大興奮，遂鼓舞整理，到了太初四年，已經就緒。
後來的，卻隻是修潤或增補了。
許多年表至太初四年而止，尤見其為一個明确的限界。
至于《自序》中又有“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這一個“麟止”隻是比喻的說法而已，隻重在像孔子“吾道窮矣”之歎而已，隻重在像孔子因見麟而作《春秋》而已，決非指距太初還有二十幾年前的元狩獲麟。
班固等所謂“訖于天漢”（《漢書·司馬遷列傳》）之說，也是指最後的修改（雖然事實上未必止于此時）而言，并非指原定的首尾。
現在說到數量上最多的第五組文字了，大都以天漢二年（公元前九九）的李陵案為焦點。
李陵以天漢二年降匈奴，司馬遷為之辨，下獄；次年（公元前九八）誤傳李陵為匈奴練兵，族其全家。
司馬遷亦因而受腐刑。
這是司馬遷在三十七歲與三十八歲時的事。
這次的創痛太深，所以流露于各篇中者亦最多；凡是感慨于資财的缺乏（他自己受刑後，是“家貧，财賂不足以自贖”的），傷心于世态炎涼（李陵未敗時，那些公卿王侯都是稱賀的，後來就“媒孽其短”了），痛恨于獄吏的慘酷，鑒于一人受毀之易，薦士之難，以及友道的苦味，宦者之可恥，受了災禍而隐忍，而發憤者之值得同情等，統統屬之。
（一）《楚世家》 贊稱：“楚靈王方會諸侯于申，誅齊慶封，作章華台，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于人也，可不慎與！”俨然是一個人不可失勢的寄慨。
這其中有李陵的影子！ （二）《鄭世家》 贊稱：“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
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内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世人的交情是多末不值錢！ （三）《張耳陳馀列傳》 世界上的多少朋友，不過以利合，而尤莫著于張耳、陳馀。
“張耳、陳馀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争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背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 （四）《吳太伯世家》 由《張耳陳馀列傳》贊看，此或同一意之另一表現。
世家以《吳太伯世家》為首，與以《伯夷列傳》為列傳首，同為司馬遷之“反功利精神”。
但竟然有人說他“崇勢利而羞賤貧”了，真太冤枉！ （五）發這種感慨的，又有《孟嘗君列傳》。
“富貴多士，貧賤寡友”，多末刺心！所以傳中雖有“吾嘗過薛”語，我們并不能認為是壯遊期之作，必李陵案發生後作。
（六）把友道寫得酣暢淋漓的，有《魏其武安列傳》。
田蚡未貴時，侍窦嬰，跪起如子侄，後來窦嬰失勢，除灌夫外，賓客都散去。
灌夫為同情窦嬰，曾強邀田蚡來窦家。
灌夫好酒使氣，但這時幸未爆發。
後來窦嬰又約灌夫至田蚡家，便果然因酒醉而鬧得不可開交了。
傳文就是專寫這樣的活劇。
同時，“魏其（即窦嬰）大将也，衣赭關三木”，“灌夫受辱居室”（《報任少卿書》），正是司馬遷幽囚時的情味。
所以《魏其武安列傳》為此時作。
（七）《汲鄭列傳》 同一感慨：“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阗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翟公複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賤一富，乃知交态；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汲、鄭亦雲，悲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