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司馬遷之體驗與創作（下）——《史記》各篇著作先後之可能的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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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缺和補
我們用文藝創作的眼光去看《史記》，《史記》每篇的制作便應該在司馬遷的生活史上各占一個地位。
現在的《史記》篇第是經過司馬遷組織過的，它在寫作時的本來次第如何，一定是另一副樣子。
我現在就想盡可能地加以推測。
為了做這步工作，不能不問《史記》本來寫全沒有？關于這，答複很容易：本來一定是寫全的。
因為，“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在《自序》裡連字數都計算出來了，當然是寫全了。
而且，“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存稿原來也不止一份。
可是，《漢書·司馬遷傳》裡說：“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于是平白地給我們添了一個疑團，既不曉得這十篇是如何缺的，也不曉得這缺的十篇究竟是哪些。
為什麼缺？是觸忌被削，還是偶爾散逸。
前者的可能性似乎小。
因為，就現存的書看，其中觸忌的也仍然不少，諷刺得也已經相當厲害，亡失的幾篇也不會更刻毒到什麼地步。
偶爾散逸，卻比較近情些。
這是因為，《史記》一書最初的流傳，是各篇單行的。
散逸的幾篇（假如真有散逸），也許是受了自然淘汰的結果。
至于普通所謂缺的十篇是哪幾篇呢？據《漢書》注中的張晏說，是： （一）《景紀》 （六）《漢興以來将相年表》 （二）《武紀》 （七）《日者列傳》 （三）《禮書》 （八）《三王世家》 （四）《樂書》 （九）《龜策列傳》 （五）《兵書》 （十）《傅靳列傳》 後人如呂祖謙、王鳴盛等，對此都有所論列。
他們覺得真正亡失的，隻有《武紀》一篇。
現在我們看這十篇，除了《傅靳列傳》外，的确都有些特别處：《景紀》由于有過因觸忌而削去的傳說（《自序集解》引《漢舊儀》注，《西京雜記》卷六同），不知道現在的《景紀》是否就是原樣？《武紀》乃是把《封禅書》又載了一遍；《禮書》鈔自荀子的《禮論》及《議兵篇》；《樂書》鈔自《樂記》；《兵書》為現在《史記》所無，但卻有一篇與之相當的《律書》；《漢興以來将相年表》則有表無序，和他表不類；《三王世家》是隻載了些策文；《日者列傳》與《龜策列傳》，在風格上又仿佛真出自第二手。
那麼，除了《傅靳列傳》外，這九篇确是有些問題了！ 可是也并非絕無商量的馀地：《孝景本紀》和《漢書》上的并不完全相同，而且贊語的确是司馬遷的筆調，再則贊語主旨也和《自序》中提出所以作《孝景本紀》者相符合，這就是在刻削諸侯，釀成七國之亂的一點。
呂祖謙說：“其篇具在。
”我們是可以同意的。
《孝武本紀》（其實應該叫《今上本紀》），截取《封禅書》中關于武帝的一段，又加上一個冒，贊也竟是《封禅書》之贊，一字不差，的确可疑。
然而我們看《自序》中稱：“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可知假若要作《武紀》的話，原重在他的封禅（改朔、易服是随着來的），所以我疑心：焉知道司馬遷不是故意地重鈔一份《封禅書》，作一個最大的諷刺的？意思是：“瞧吧，你自以為武功了不得，其實你一生也不過隻是被一些方士所愚弄罷了，你雖然也偶爾覺悟，但是像吃鴉片一樣，不知不覺就又為方士的胡話所誘惑了！”試想，除了司馬遷之外，誰敢在同一部書裡把同一篇文章再鈔一遍？除了大諷刺家司馬遷之外，誰又會這樣幽默而痛快？補書的法子盡多，哪有在同一書裡找出一篇現存的東西來頂替的？ 《禮書》和《樂書》也難說不是原樣。
《史記》本是撰次舊聞的，講禮樂而取自《荀子》和《樂記》，這采擇不能算壞。
（中國講禮樂，有超過它們的麼？）再說，司馬遷的書中，本有許多地方襲用《荀子》（詳第七章第七節），大概他對于荀學很信仰，在這裡遂以荀子為代言（《樂記》也是荀學，餘别有考），就毫無足怪了！況且，《禮書》和《樂書》的篇首，都有司馬遷手筆的叙文，所以縱然讓步了說，這兩篇隻能說不全，而不是缺！ 《兵書》就是《律書》，《律書》是存在的，不過也未必全而已。
《漢興以來将相年表》，所差的是沒有序文，我們也很難因為它沒有序文，就連表的本身存在也否認了。
《三王世家》，不錯，隻載了些策文，然而《自序》裡明明說：“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
”策文之外，本别無重要之處，所以現存的樣子，也不會和原樣多末遠。
贊語則确是司馬遷的格調，呂祖謙又說對了！ 《日者列傳》和《龜策列傳》，筆調自然有些特别，然而司馬遷的風格本來變化多端，我們也很難武斷他不能寫這類的文章。
《龜策列傳》中說到伐大宛，說到巫蠱，這是司馬遷的時代；說到“餘至江南”，這是司馬遷的足蹤；最後說出“豈不信哉”，這是司馬遷慣于用反筆作諷刺的技術；所以這篇一定是司馬遷的原文，至少是原文的一部分了。
《日者列傳》，我疑心也許是司馬談的舊稿吧。
總之，這兩篇也都不能放在散逸之列。
九篇既如此，而《傅靳列傳》，就更看不出是後人補作之迹了。
假若張晏不提及，恐怕誰也不會這樣懷疑過！ 那末，所謂散逸的十篇，實在散逸得有限。
反之，現存的其他篇中，卻被後人附加得不少，也有的是顯然不全的。
《楚元王世家》就是後者的例。
因為，贊中明有“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的話，但是正文中一點記載也沒有，其他傳中一點補充也沒有（《史記》原有互見之例），假若正文不是後人改補，也一定是有缺失了。
總之，《史記》有零星的補綴，卻無整篇的散亡。
《史記》每一篇中都不免有點假，但每一篇也都有一部分真。
它像陳年的古董一樣，修補和鏽蝕是不免的，但原物的神态卻也始終古意盎然，流動在每一部分裡。
二 《史記》中可能出自司馬談手筆者 我們為考訂司馬遷著《史記》時各篇的先後，我們先須把可能是司馬談寫的除去。
司馬談在臨死時叮囑司馬遷道：“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看樣子好像司馬談隻是想論著而不曾動筆似的，可是再看當時司馬遷在俯首流涕中的答話是：“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阙。
”可知所謂“欲論著”乃是暢所欲言之意，收集的材料和主要的見地卻未嘗不是早已有着了。
在這些材料和見地中，難道就沒有比較可以近乎完稿的麼？司馬遷又說：“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
”難道這故事和世傳中，就沒有他父親在比較上已經整齊得就緒的麼？ 在這種意味下，《史記》裡可能有司馬談的著作的，我看有八篇，這是：《孝景本紀》、《律書》、《晉世家》、《老莊申韓列傳》、《刺客列傳》、《李斯列傳》、《郦生陸賈列傳》、《日者列傳》。
我辨别的标準是這樣的：第一，就思想上，司馬談惟一留給我們的可靠的著作是《論六家要旨》，所以和這篇的論點符合與否就是一個試金石。
第二，就時代上，《史記》裡所叙的親曆的時代有遠在司馬遷以前，非他父親不能接得上的。
第三，就文字上，《史記》中時而諱談，時而不諱，這不諱的就可能是談自著。
那末，我們看這八文：《孝景本紀》，除贊外，無文章可言。
贊裡說：“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複憂異姓。
——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
”這很像《論六家要旨》裡責備法家的話：“不别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
”我原說過，《論六家要旨》與其說是一篇學術論文，不如說是一篇政論，與其說是講空洞的學派，不如說是批評當時的實際政治，所以《孝景本紀》和《論六家要旨》似乎都是司馬談手筆。
再說，我推測《論六家要旨》的寫作不出公元前一三五（建元六年，黃老派的統治者窦太後死的一年）到一二四（元朔五年，公孫弘倡議置博士弟子，以獎誘儒術的一年）之間，而《景紀》贊中提及主父偃上書天子下推恩令的事，那時是公元前一二七（元朔二年），二文正可能是同一時之作。
這時司馬遷才九歲。
假若死在元封元年（前一一○）的司馬談，以六十左右計，草此二文時是将近五十歲的吧。
《律書》可能是司馬談作，因既雲“世儒闇于大較，不權輕重，猥雲德化，不當用兵”，則必作于武帝對外用兵以前，文中亦确隻叙至文帝之事而止，這正是司馬談的時代，此其一；篇末講“神使氣，氣就形”，講“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均與《論六家要旨》中所謂“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諸語相類，此其二。
《晉世家》之所以令我疑心也是司馬談的著作處，是因為其中沒有諱談。
在這世家的後一半裡，有：“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
”按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裡說到宦者趙談處，是改為：“同子參乘，袁絲變色。
”在《史記》本書裡諱談的地方也不少： （一）《趙世家》 “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于韓魏（《索隐》：《戰國策》作張孟談，談者史遷之父名，遷例改為同）。
” （二）《平原君虞卿列傳》 “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 （三）《季布栾布列傳》 “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集解》，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
” （四）《佞幸列傳》 “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隐》：案《漢書》作趙談，此雲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
” （五）《袁盎晁錯列傳》 “宦者趙同（《集解》，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
” 反之，書中不諱談的例，則除了《晉世家》外，有《李斯列傳》中的“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有《司馬相如列傳》中的“因斯以談，君莫盛于唐堯，臣莫賢于後稷”（在論封禅的遺劄中），有《滑稽列傳》中的“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有《自序》中的“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現在牽涉到漢人臨文諱不諱的問題了。
胡适之先生最近寫了兩篇論文，一是《兩漢人臨文不諱考》，一是《讀陳垣史諱舉例論漢諱諸條》，都發表在本年三月出版的《圖書季刊》新五卷一期上。
他的結論是：“避諱制度和他種社會制度一樣，也曾經過長時期的演變，在那長時期的曆程上，有時變寬，有時變嚴，有時頗傾向合理化，有時又變的更不近人情。
”可是他這兩篇文章對于我們現在的需要上說并沒有多大的幫助，因為，第一，他的取材多半限于東漢，讓我們不易判定司馬遷的時代究竟是避諱制度變寬的時候還是變嚴的時候；第二，他的論據，幾乎全限于帝諱，于是讓我們難于說“家諱”究竟是否也那樣有彈性。
單就《史記》論，我們不妨在實際上分析那諱與不諱的兩組文字。
先說在不諱的方面，《自序》和《司馬相如列傳》、《滑稽列傳》應該不算。
因為，《自序》是表彰他父親的，名字一定要從真，當然不會諱。
《司馬相如列傳》、《滑稽列傳》中的“談”，是“談”的本義，并非人名，找了代字，意義就會兩樣，所以也沒法諱。
隻有《晉世家》中的惠伯談，《李斯列傳》中的韓談，卻是可諱而未諱的，這值得我們注意。
很有趣的一個對照是，這不諱的一組和諱的一組有一個大不同：諱的一組的文字往往與司馬遷的身世相關，而不諱者則否。
例如《趙世家》中就有“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的話，馮王孫見《馮唐傳》，乃是司馬遷的朋友，所謂“亦奇士，與餘善”的。
《平原君虞卿列傳》中就有“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的話，這也正是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中所謂“發憤之所為作”的見解。
至于《季布栾布列傳》、《袁盎晁錯列傳》、《佞幸列傳》中的趙同，又恰是《報任少卿書》中的“同子參乘，袁絲變色”的同一刺心的目标。
可見諱談的五文中，都有司馬遷的生活烙印在！不諱的二文（《晉世家》和《李斯列傳》），那司馬遷的影子卻淡得多。
所以，很可能這不諱的兩篇大體上是司馬談寫的。
《老莊申韓列傳》也有司馬談寫的可能。
我的根據是：老莊變而為申韓，未必是指哲學思想的演化，卻可能是指漢代的政治精神由文帝的黃老術變而為景帝的刻薄和武帝的嚴刑峻法，推原禍始，卻是文帝，幸而文帝在技術上卻靈活得多，“而老子深遠矣”，是貶之，卻也是不得已，就其次而懷念之。
這主旨和《論六家要旨》太相似，所以可能也是司馬談著。
再則叙到老子的後人時，至李解而止，解為膠西王邛太傅，按膠西王邛以文帝十六年（公元前一六四）封，景帝三年（公元前一五四）誅，為什麼隻叙到司馬遷生前二十年就完了呢？可能是由于司馬談去寫才如此的。
《刺客列傳》和《郦生陸賈列傳》也有各别叫人生疑的地方。
《刺客列傳》的贊裡說：“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為餘道之如是。
”夏無且是秦始皇的侍醫，荊轲做刺客時曾在場，那事發生在公元前二二七年，距司馬談之死（公元前一一○），有一百十七年的光景。
假若司馬談活六十歲，則當生于公元前一七○左右，距這事的發生還有五十幾年呢！這事是必須夏無且活得很大，而公孫季功、董生等又在很年輕時聽見這故事，他們也活得很大，而司馬談也是在很年輕時就又聽見那轉述，才可能。
贊中的“餘”說是司馬談已有些牽強，說是司馬遷簡直是不可能了！所以《刺客列傳》的著者是司馬談，比說是司馬遷，靠得住得多。
《郦生陸賈列傳》的可疑之點也在贊裡。
贊裡說：“至平原君子與餘善，是以得具論之。
”按本傳上文說平原君自刭後，文帝聞而惜之，“乃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乃罵匈奴，遂死匈奴中。
”查《匈奴列傳》，在文帝六年時（公元前一七四），曾使中大夫意到匈奴那兒去，這個中大夫意可能就是平原君朱建之子的名字，朱建之自殺是由于淮南王厲把辟陽侯殺了，自己有設計的嫌疑而然，這事發生在文帝三年（公元前一七七）。
死後即召其子為中大夫。
這和中大夫意之使匈奴，相距三年，事正銜接。
假如中大夫意就是朱建之子，這是在司馬遷生前四十年就死在匈奴中了，如何能和司馬遷有來往？所以這裡的“餘”，也隻有司馬談才可能了。
《日者列傳》隻叙述到了賈誼少年時的故事，又叙到賈誼之死。
賈誼之死是在文帝十一年（公元前一六九）。
假若司馬遷寫的，為什麼後來的蔔者就不載了？而且，文中的老莊思想十分濃，不惟司馬季主動辄援用老莊，就是宋忠、賈誼也彼此以老子無名的道理相責勉，後來宋忠使匈奴，抵罪了，賈誼當師傅，絕食而死了，傳裡也用老莊的眼光結束他們說：“此務華絕根者也。
”這種道家立場，不更像是司馬談麼？假若有人覺得這篇的風格與司馬遷的文字不類，也許可以就在這裡得到一種可能的解釋了。
現在的《史記》篇第是經過司馬遷組織過的，它在寫作時的本來次第如何，一定是另一副樣子。
我現在就想盡可能地加以推測。
為了做這步工作，不能不問《史記》本來寫全沒有？關于這，答複很容易：本來一定是寫全的。
因為，“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在《自序》裡連字數都計算出來了，當然是寫全了。
而且，“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存稿原來也不止一份。
可是，《漢書·司馬遷傳》裡說：“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于是平白地給我們添了一個疑團，既不曉得這十篇是如何缺的，也不曉得這缺的十篇究竟是哪些。
為什麼缺？是觸忌被削，還是偶爾散逸。
前者的可能性似乎小。
因為，就現存的書看，其中觸忌的也仍然不少，諷刺得也已經相當厲害，亡失的幾篇也不會更刻毒到什麼地步。
偶爾散逸，卻比較近情些。
這是因為，《史記》一書最初的流傳，是各篇單行的。
散逸的幾篇（假如真有散逸），也許是受了自然淘汰的結果。
至于普通所謂缺的十篇是哪幾篇呢？據《漢書》注中的張晏說，是： （一）《景紀》 （六）《漢興以來将相年表》 （二）《武紀》 （七）《日者列傳》 （三）《禮書》 （八）《三王世家》 （四）《樂書》 （九）《龜策列傳》 （五）《兵書》 （十）《傅靳列傳》 後人如呂祖謙、王鳴盛等，對此都有所論列。
他們覺得真正亡失的，隻有《武紀》一篇。
現在我們看這十篇，除了《傅靳列傳》外，的确都有些特别處：《景紀》由于有過因觸忌而削去的傳說（《自序集解》引《漢舊儀》注，《西京雜記》卷六同），不知道現在的《景紀》是否就是原樣？《武紀》乃是把《封禅書》又載了一遍；《禮書》鈔自荀子的《禮論》及《議兵篇》；《樂書》鈔自《樂記》；《兵書》為現在《史記》所無，但卻有一篇與之相當的《律書》；《漢興以來将相年表》則有表無序，和他表不類；《三王世家》是隻載了些策文；《日者列傳》與《龜策列傳》，在風格上又仿佛真出自第二手。
那麼，除了《傅靳列傳》外，這九篇确是有些問題了！ 可是也并非絕無商量的馀地：《孝景本紀》和《漢書》上的并不完全相同，而且贊語的确是司馬遷的筆調，再則贊語主旨也和《自序》中提出所以作《孝景本紀》者相符合，這就是在刻削諸侯，釀成七國之亂的一點。
呂祖謙說：“其篇具在。
”我們是可以同意的。
《孝武本紀》（其實應該叫《今上本紀》），截取《封禅書》中關于武帝的一段，又加上一個冒，贊也竟是《封禅書》之贊，一字不差，的确可疑。
然而我們看《自序》中稱：“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可知假若要作《武紀》的話，原重在他的封禅（改朔、易服是随着來的），所以我疑心：焉知道司馬遷不是故意地重鈔一份《封禅書》，作一個最大的諷刺的？意思是：“瞧吧，你自以為武功了不得，其實你一生也不過隻是被一些方士所愚弄罷了，你雖然也偶爾覺悟，但是像吃鴉片一樣，不知不覺就又為方士的胡話所誘惑了！”試想，除了司馬遷之外，誰敢在同一部書裡把同一篇文章再鈔一遍？除了大諷刺家司馬遷之外，誰又會這樣幽默而痛快？補書的法子盡多，哪有在同一書裡找出一篇現存的東西來頂替的？ 《禮書》和《樂書》也難說不是原樣。
《史記》本是撰次舊聞的，講禮樂而取自《荀子》和《樂記》，這采擇不能算壞。
（中國講禮樂，有超過它們的麼？）再說，司馬遷的書中，本有許多地方襲用《荀子》（詳第七章第七節），大概他對于荀學很信仰，在這裡遂以荀子為代言（《樂記》也是荀學，餘别有考），就毫無足怪了！況且，《禮書》和《樂書》的篇首，都有司馬遷手筆的叙文，所以縱然讓步了說，這兩篇隻能說不全，而不是缺！ 《兵書》就是《律書》，《律書》是存在的，不過也未必全而已。
《漢興以來将相年表》，所差的是沒有序文，我們也很難因為它沒有序文，就連表的本身存在也否認了。
《三王世家》，不錯，隻載了些策文，然而《自序》裡明明說：“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
”策文之外，本别無重要之處，所以現存的樣子，也不會和原樣多末遠。
贊語則确是司馬遷的格調，呂祖謙又說對了！ 《日者列傳》和《龜策列傳》，筆調自然有些特别，然而司馬遷的風格本來變化多端，我們也很難武斷他不能寫這類的文章。
《龜策列傳》中說到伐大宛，說到巫蠱，這是司馬遷的時代；說到“餘至江南”，這是司馬遷的足蹤；最後說出“豈不信哉”，這是司馬遷慣于用反筆作諷刺的技術；所以這篇一定是司馬遷的原文，至少是原文的一部分了。
《日者列傳》，我疑心也許是司馬談的舊稿吧。
總之，這兩篇也都不能放在散逸之列。
九篇既如此，而《傅靳列傳》，就更看不出是後人補作之迹了。
假若張晏不提及，恐怕誰也不會這樣懷疑過！ 那末，所謂散逸的十篇，實在散逸得有限。
反之，現存的其他篇中，卻被後人附加得不少，也有的是顯然不全的。
《楚元王世家》就是後者的例。
因為，贊中明有“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的話，但是正文中一點記載也沒有，其他傳中一點補充也沒有（《史記》原有互見之例），假若正文不是後人改補，也一定是有缺失了。
總之，《史記》有零星的補綴，卻無整篇的散亡。
《史記》每一篇中都不免有點假，但每一篇也都有一部分真。
它像陳年的古董一樣，修補和鏽蝕是不免的，但原物的神态卻也始終古意盎然，流動在每一部分裡。
二 《史記》中可能出自司馬談手筆者 我們為考訂司馬遷著《史記》時各篇的先後，我們先須把可能是司馬談寫的除去。
司馬談在臨死時叮囑司馬遷道：“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看樣子好像司馬談隻是想論著而不曾動筆似的，可是再看當時司馬遷在俯首流涕中的答話是：“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阙。
”可知所謂“欲論著”乃是暢所欲言之意，收集的材料和主要的見地卻未嘗不是早已有着了。
在這些材料和見地中，難道就沒有比較可以近乎完稿的麼？司馬遷又說：“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
”難道這故事和世傳中，就沒有他父親在比較上已經整齊得就緒的麼？ 在這種意味下，《史記》裡可能有司馬談的著作的，我看有八篇，這是：《孝景本紀》、《律書》、《晉世家》、《老莊申韓列傳》、《刺客列傳》、《李斯列傳》、《郦生陸賈列傳》、《日者列傳》。
我辨别的标準是這樣的：第一，就思想上，司馬談惟一留給我們的可靠的著作是《論六家要旨》，所以和這篇的論點符合與否就是一個試金石。
第二，就時代上，《史記》裡所叙的親曆的時代有遠在司馬遷以前，非他父親不能接得上的。
第三，就文字上，《史記》中時而諱談，時而不諱，這不諱的就可能是談自著。
那末，我們看這八文：《孝景本紀》，除贊外，無文章可言。
贊裡說：“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複憂異姓。
——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
”這很像《論六家要旨》裡責備法家的話：“不别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
”我原說過，《論六家要旨》與其說是一篇學術論文，不如說是一篇政論，與其說是講空洞的學派，不如說是批評當時的實際政治，所以《孝景本紀》和《論六家要旨》似乎都是司馬談手筆。
再說，我推測《論六家要旨》的寫作不出公元前一三五（建元六年，黃老派的統治者窦太後死的一年）到一二四（元朔五年，公孫弘倡議置博士弟子，以獎誘儒術的一年）之間，而《景紀》贊中提及主父偃上書天子下推恩令的事，那時是公元前一二七（元朔二年），二文正可能是同一時之作。
這時司馬遷才九歲。
假若死在元封元年（前一一○）的司馬談，以六十左右計，草此二文時是将近五十歲的吧。
《律書》可能是司馬談作，因既雲“世儒闇于大較，不權輕重，猥雲德化，不當用兵”，則必作于武帝對外用兵以前，文中亦确隻叙至文帝之事而止，這正是司馬談的時代，此其一；篇末講“神使氣，氣就形”，講“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均與《論六家要旨》中所謂“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諸語相類，此其二。
《晉世家》之所以令我疑心也是司馬談的著作處，是因為其中沒有諱談。
在這世家的後一半裡，有：“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
”按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裡說到宦者趙談處，是改為：“同子參乘，袁絲變色。
”在《史記》本書裡諱談的地方也不少： （一）《趙世家》 “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于韓魏（《索隐》：《戰國策》作張孟談，談者史遷之父名，遷例改為同）。
” （二）《平原君虞卿列傳》 “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 （三）《季布栾布列傳》 “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集解》，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
” （四）《佞幸列傳》 “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隐》：案《漢書》作趙談，此雲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
” （五）《袁盎晁錯列傳》 “宦者趙同（《集解》，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
” 反之，書中不諱談的例，則除了《晉世家》外，有《李斯列傳》中的“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有《司馬相如列傳》中的“因斯以談，君莫盛于唐堯，臣莫賢于後稷”（在論封禅的遺劄中），有《滑稽列傳》中的“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有《自序》中的“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現在牽涉到漢人臨文諱不諱的問題了。
胡适之先生最近寫了兩篇論文，一是《兩漢人臨文不諱考》，一是《讀陳垣史諱舉例論漢諱諸條》，都發表在本年三月出版的《圖書季刊》新五卷一期上。
他的結論是：“避諱制度和他種社會制度一樣，也曾經過長時期的演變，在那長時期的曆程上，有時變寬，有時變嚴，有時頗傾向合理化，有時又變的更不近人情。
”可是他這兩篇文章對于我們現在的需要上說并沒有多大的幫助，因為，第一，他的取材多半限于東漢，讓我們不易判定司馬遷的時代究竟是避諱制度變寬的時候還是變嚴的時候；第二，他的論據，幾乎全限于帝諱，于是讓我們難于說“家諱”究竟是否也那樣有彈性。
單就《史記》論，我們不妨在實際上分析那諱與不諱的兩組文字。
先說在不諱的方面，《自序》和《司馬相如列傳》、《滑稽列傳》應該不算。
因為，《自序》是表彰他父親的，名字一定要從真，當然不會諱。
《司馬相如列傳》、《滑稽列傳》中的“談”，是“談”的本義，并非人名，找了代字，意義就會兩樣，所以也沒法諱。
隻有《晉世家》中的惠伯談，《李斯列傳》中的韓談，卻是可諱而未諱的，這值得我們注意。
很有趣的一個對照是，這不諱的一組和諱的一組有一個大不同：諱的一組的文字往往與司馬遷的身世相關，而不諱者則否。
例如《趙世家》中就有“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的話，馮王孫見《馮唐傳》，乃是司馬遷的朋友，所謂“亦奇士，與餘善”的。
《平原君虞卿列傳》中就有“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的話，這也正是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中所謂“發憤之所為作”的見解。
至于《季布栾布列傳》、《袁盎晁錯列傳》、《佞幸列傳》中的趙同，又恰是《報任少卿書》中的“同子參乘，袁絲變色”的同一刺心的目标。
可見諱談的五文中，都有司馬遷的生活烙印在！不諱的二文（《晉世家》和《李斯列傳》），那司馬遷的影子卻淡得多。
所以，很可能這不諱的兩篇大體上是司馬談寫的。
《老莊申韓列傳》也有司馬談寫的可能。
我的根據是：老莊變而為申韓，未必是指哲學思想的演化，卻可能是指漢代的政治精神由文帝的黃老術變而為景帝的刻薄和武帝的嚴刑峻法，推原禍始，卻是文帝，幸而文帝在技術上卻靈活得多，“而老子深遠矣”，是貶之，卻也是不得已，就其次而懷念之。
這主旨和《論六家要旨》太相似，所以可能也是司馬談著。
再則叙到老子的後人時，至李解而止，解為膠西王邛太傅，按膠西王邛以文帝十六年（公元前一六四）封，景帝三年（公元前一五四）誅，為什麼隻叙到司馬遷生前二十年就完了呢？可能是由于司馬談去寫才如此的。
《刺客列傳》和《郦生陸賈列傳》也有各别叫人生疑的地方。
《刺客列傳》的贊裡說：“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為餘道之如是。
”夏無且是秦始皇的侍醫，荊轲做刺客時曾在場，那事發生在公元前二二七年，距司馬談之死（公元前一一○），有一百十七年的光景。
假若司馬談活六十歲，則當生于公元前一七○左右，距這事的發生還有五十幾年呢！這事是必須夏無且活得很大，而公孫季功、董生等又在很年輕時聽見這故事，他們也活得很大，而司馬談也是在很年輕時就又聽見那轉述，才可能。
贊中的“餘”說是司馬談已有些牽強，說是司馬遷簡直是不可能了！所以《刺客列傳》的著者是司馬談，比說是司馬遷，靠得住得多。
《郦生陸賈列傳》的可疑之點也在贊裡。
贊裡說：“至平原君子與餘善，是以得具論之。
”按本傳上文說平原君自刭後，文帝聞而惜之，“乃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乃罵匈奴，遂死匈奴中。
”查《匈奴列傳》，在文帝六年時（公元前一七四），曾使中大夫意到匈奴那兒去，這個中大夫意可能就是平原君朱建之子的名字，朱建之自殺是由于淮南王厲把辟陽侯殺了，自己有設計的嫌疑而然，這事發生在文帝三年（公元前一七七）。
死後即召其子為中大夫。
這和中大夫意之使匈奴，相距三年，事正銜接。
假如中大夫意就是朱建之子，這是在司馬遷生前四十年就死在匈奴中了，如何能和司馬遷有來往？所以這裡的“餘”，也隻有司馬談才可能了。
《日者列傳》隻叙述到了賈誼少年時的故事，又叙到賈誼之死。
賈誼之死是在文帝十一年（公元前一六九）。
假若司馬遷寫的，為什麼後來的蔔者就不載了？而且，文中的老莊思想十分濃，不惟司馬季主動辄援用老莊，就是宋忠、賈誼也彼此以老子無名的道理相責勉，後來宋忠使匈奴，抵罪了，賈誼當師傅，絕食而死了，傳裡也用老莊的眼光結束他們說：“此務華絕根者也。
”這種道家立場，不更像是司馬談麼？假若有人覺得這篇的風格與司馬遷的文字不類，也許可以就在這裡得到一種可能的解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