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司馬遷和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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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物而失敗了，然而是光榮的失敗，他的人格正因此而永恒地不朽着！
司馬遷便是最能在這個地方去把握孔子，并加以欣賞的。
一篇整個的《孔子世家》，正是這樣一個偉大的人格之光榮的失敗的記錄。
孔子一方面有救世的熱腸，然而另方面決不輕于妥協，他熱中，但是決不苟合。
他的熱心到了天真的地步，公山不狃拿小小的費這個地方要造反，想召孔子，孔子就高興得小題大作地說：“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已經想建立一個東方的大周帝國了！然而他并沒有真去。
（《史記》上在這種地方寫得好！）而且後來他到任何地方，都是走得極為幹脆。
——司馬遷是能夠為一個偉大人物的心靈拍照的！ 反功利是孔子精神的核心。
說來好像很容易，其實是非常難能的，尤其在一個熱心救世如孔子的人更難能。
小己利害，容易沖得開，大題目一來，便很少有人能像孔子那樣堅定了。
救世是一個最大的誘惑，稍一放松，就容易不擇手段，而理論化，而原諒自己了！孔子偏不妥協，偏不受誘惑，他不讓他的人格有任何可襲擊的污點。
司馬遷最能體會孔子這偉大的悲劇性格。
驺子重于齊；适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适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遊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轲困于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纣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轲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内圜鑿，其能入乎？——《孟子荀卿列傳》 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逾。
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
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雲：“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
”而況庸人以下，漸漬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衛，所居不合。
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适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禮書》 這其中都有極深的了解和極大的同情。
隻有站在反功利上，才明白孔子何以稱“三以天下讓”的泰伯為“至德”，才明白孔子何以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幹谏而死”為“殷有三仁”，才明白老子斤斤于無益于身的事，比起孔子來，雖高明，但實則多末渺小！ 也隻有站在反功利上，才明白司馬遷為什麼在列傳之中先叙述的是伯夷（《自序》上稱他“末世争利，維彼奔義”），才明白司馬遷為什麼把布衣的孔子升入了世家，才明白司馬遷為什麼很感慨地叙述了刎頸交的張耳、陳馀終于以利相仇，才明白司馬遷為什麼很賞識商鞅、李斯的才幹，卻隻因為他們主張不堅定（商鞅對孝公既說王道，又改霸道，李斯則懼禍重爵，苟合趙高），隻因為他們單為現實而求售，而取容，遂不能不放在一個較低的估評而鄙夷着了。
司馬遷徹頭徹尾的反功利精神，反現實精神，不以成敗論英雄的态度，都有深深的孔子的影子。
這是他們精神的真正契合處。
可是他們并不是沒有距離的，這就是：孔子看到現實的不可靠，遂堅定自己的主張，而求其在我，因而坦然地安靜下去了。
司馬遷則不然，現實既不可靠，自己雖站在反抗的地位，然而他沒有平靜下去，卻出之以憤慨和抒情。
他們同是反功利，孔子把力量收斂到自身了，司馬遷卻發揮出去。
因為同是反功利，所以司馬遷對孔子能夠從心裡欣賞，而向往着，卻又因為有屑微的差異，所以司馬遷隻可以羨慕，而不能作到孔子——在激蕩的驚濤駭浪之中，隻有對于一個不可及的平靜如鏡的湖面在羨慕着了！ 四 司馬遷對六藝之了解 畢竟孔子是哲人，司馬遷是詩人，在性格上司馬遷沒法做第二個孔子！ 可是在事業上——尤其在由司馬遷的眼光中所看的孔子的事業上，卻是可以繼承的。
司馬遷所認為的孔子的大事業是什麼呢？這就是論述六藝。
下面都是司馬遷講到孔子和六藝的關系的地方：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于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于後世。
——《太史公自序》 孔子布衣傳十馀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
——《孔子世家贊》 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鹹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
——《儒林列傳》 缪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馀年，而孔子論述六藝。
——《封禅書》 幾乎一提到孔子，就不能放過六藝，幾乎所謂“夫子之業”，就隻有六藝的文化傳統的負荷可以概括，六藝當然是總名，分而言之，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
這個次第是今文學家的次第，《史記》中《儒林列傳》所序的次第就是這樣的，原來司馬遷在文字上雖然學古文，但經學思想上卻是今文派的。
六藝并不是六種技術，實在是代表六種文化精神或六種類型的教養。
司馬遷在這方面，或則征引孔子的話，或則自己加以消化和了解，那意義是這樣的： 孔子曰：“六藝于治一也。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滑稽列傳》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辯是非，故長于治人。
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太史公自序》 從這裡看起來，《禮》是一種“社會生活”的規律，《樂》是一種“情感生活”的軌道，《詩》是一種“表現生活”的指南，《書》是一種“曆史生活”的法則，《春秋》是一種裁判的圭臬，《易》是一種通權達變的運用。
合起來，是一個整個的人生，既和諧，又進取；既重群體，又不抹殺個性；既範圍于理智，又不忽視情感；既有律則，卻又不至使這些律則僵化，成為人生的桎梏。
在古代人心目中，的确覺得六藝是完全的，是天造地設的，是不能再有所增加，也不能再有所減少的了；别說古代人，就是在現代的我們看了，在小地方或有可議，但就大體論，我們也不能不驚訝古代人的頭腦之細，目光所燭照之遠，所以也就無怪司馬遷是完全被這優越的文化的光芒所降伏或者陶醉了！ 六藝在精神上是六種文化教養，具體的表現則為《六經》，司馬遷援用《六經》作為根據的地方也非常之多： 《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厘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外戚世家》 這是總起來依據《六經》，以說明夫婦在人倫中之重要的。
分别援用的，則有： 餘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于《詩》、《書》。
——《殷本紀》 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币興焉。
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雲。
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
——《平準書》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伯夷列傳》 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荼是征”。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餘每讀《虞書》，至于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堕壞，未嘗不流涕也。
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樂書》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刍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
——《貨殖列傳》 這都是《詩》、《書》并引，大緻是征信之用，認為《詩》、《書》是可靠的最早史料，應該取為依據。
所以然者，在司馬遷看，孔子是最早而且最偉大的曆史家，《書》是孔子編次的，《詩》是孔子删取的，自然是最可珍視了。
司馬遷又說：“夫《詩》、《書》隐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太史公自序》）這卻是說明《詩》、《書》之性質，又終有苦悶的象征的背景。
至于《史記》中： 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十二諸侯年表序》 則是專門對于《詩》的了解，認為《詩》仍是以儒家精神——人倫——為出發，人倫的道理的崩潰，乃是《詩》由抒情而變為諷刺的樞紐。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
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谏何異？——《司馬相如列傳贊》 這是根據詩教以評論後世文章，司馬遷認為《詩》總有諷谏的作用。
司馬遷叙述讀《詩》後的感印的，則有： 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召公世家贊》 司馬遷有時賦《詩》斷章，借為代言： 《詩》有之，“高山仰之，景行行止。
”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
餘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适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餘祗回留之，不能去雲。
——《孔子世家贊》 更有時借《詩》為評論的權威： 《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
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裡，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叛逆，仍父
一篇整個的《孔子世家》，正是這樣一個偉大的人格之光榮的失敗的記錄。
孔子一方面有救世的熱腸，然而另方面決不輕于妥協，他熱中，但是決不苟合。
他的熱心到了天真的地步，公山不狃拿小小的費這個地方要造反，想召孔子，孔子就高興得小題大作地說：“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已經想建立一個東方的大周帝國了！然而他并沒有真去。
（《史記》上在這種地方寫得好！）而且後來他到任何地方，都是走得極為幹脆。
——司馬遷是能夠為一個偉大人物的心靈拍照的！ 反功利是孔子精神的核心。
說來好像很容易，其實是非常難能的，尤其在一個熱心救世如孔子的人更難能。
小己利害，容易沖得開，大題目一來，便很少有人能像孔子那樣堅定了。
救世是一個最大的誘惑，稍一放松，就容易不擇手段，而理論化，而原諒自己了！孔子偏不妥協，偏不受誘惑，他不讓他的人格有任何可襲擊的污點。
司馬遷最能體會孔子這偉大的悲劇性格。
驺子重于齊；适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适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遊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轲困于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纣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轲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内圜鑿，其能入乎？——《孟子荀卿列傳》 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逾。
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
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雲：“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
”而況庸人以下，漸漬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衛，所居不合。
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适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禮書》 這其中都有極深的了解和極大的同情。
隻有站在反功利上，才明白孔子何以稱“三以天下讓”的泰伯為“至德”，才明白孔子何以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幹谏而死”為“殷有三仁”，才明白老子斤斤于無益于身的事，比起孔子來，雖高明，但實則多末渺小！ 也隻有站在反功利上，才明白司馬遷為什麼在列傳之中先叙述的是伯夷（《自序》上稱他“末世争利，維彼奔義”），才明白司馬遷為什麼把布衣的孔子升入了世家，才明白司馬遷為什麼很感慨地叙述了刎頸交的張耳、陳馀終于以利相仇，才明白司馬遷為什麼很賞識商鞅、李斯的才幹，卻隻因為他們主張不堅定（商鞅對孝公既說王道，又改霸道，李斯則懼禍重爵，苟合趙高），隻因為他們單為現實而求售，而取容，遂不能不放在一個較低的估評而鄙夷着了。
司馬遷徹頭徹尾的反功利精神，反現實精神，不以成敗論英雄的态度，都有深深的孔子的影子。
這是他們精神的真正契合處。
可是他們并不是沒有距離的，這就是：孔子看到現實的不可靠，遂堅定自己的主張，而求其在我，因而坦然地安靜下去了。
司馬遷則不然，現實既不可靠，自己雖站在反抗的地位，然而他沒有平靜下去，卻出之以憤慨和抒情。
他們同是反功利，孔子把力量收斂到自身了，司馬遷卻發揮出去。
因為同是反功利，所以司馬遷對孔子能夠從心裡欣賞，而向往着，卻又因為有屑微的差異，所以司馬遷隻可以羨慕，而不能作到孔子——在激蕩的驚濤駭浪之中，隻有對于一個不可及的平靜如鏡的湖面在羨慕着了！ 四 司馬遷對六藝之了解 畢竟孔子是哲人，司馬遷是詩人，在性格上司馬遷沒法做第二個孔子！ 可是在事業上——尤其在由司馬遷的眼光中所看的孔子的事業上，卻是可以繼承的。
司馬遷所認為的孔子的大事業是什麼呢？這就是論述六藝。
下面都是司馬遷講到孔子和六藝的關系的地方：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于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于後世。
——《太史公自序》 孔子布衣傳十馀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
——《孔子世家贊》 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鹹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
——《儒林列傳》 缪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馀年，而孔子論述六藝。
——《封禅書》 幾乎一提到孔子，就不能放過六藝，幾乎所謂“夫子之業”，就隻有六藝的文化傳統的負荷可以概括，六藝當然是總名，分而言之，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
這個次第是今文學家的次第，《史記》中《儒林列傳》所序的次第就是這樣的，原來司馬遷在文字上雖然學古文，但經學思想上卻是今文派的。
六藝并不是六種技術，實在是代表六種文化精神或六種類型的教養。
司馬遷在這方面，或則征引孔子的話，或則自己加以消化和了解，那意義是這樣的： 孔子曰：“六藝于治一也。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滑稽列傳》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辯是非，故長于治人。
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太史公自序》 從這裡看起來，《禮》是一種“社會生活”的規律，《樂》是一種“情感生活”的軌道，《詩》是一種“表現生活”的指南，《書》是一種“曆史生活”的法則，《春秋》是一種裁判的圭臬，《易》是一種通權達變的運用。
合起來，是一個整個的人生，既和諧，又進取；既重群體，又不抹殺個性；既範圍于理智，又不忽視情感；既有律則，卻又不至使這些律則僵化，成為人生的桎梏。
在古代人心目中，的确覺得六藝是完全的，是天造地設的，是不能再有所增加，也不能再有所減少的了；别說古代人，就是在現代的我們看了，在小地方或有可議，但就大體論，我們也不能不驚訝古代人的頭腦之細，目光所燭照之遠，所以也就無怪司馬遷是完全被這優越的文化的光芒所降伏或者陶醉了！ 六藝在精神上是六種文化教養，具體的表現則為《六經》，司馬遷援用《六經》作為根據的地方也非常之多： 《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厘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外戚世家》 這是總起來依據《六經》，以說明夫婦在人倫中之重要的。
分别援用的，則有： 餘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于《詩》、《書》。
——《殷本紀》 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币興焉。
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雲。
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
——《平準書》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伯夷列傳》 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荼是征”。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餘每讀《虞書》，至于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堕壞，未嘗不流涕也。
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樂書》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刍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
——《貨殖列傳》 這都是《詩》、《書》并引，大緻是征信之用，認為《詩》、《書》是可靠的最早史料，應該取為依據。
所以然者，在司馬遷看，孔子是最早而且最偉大的曆史家，《書》是孔子編次的，《詩》是孔子删取的，自然是最可珍視了。
司馬遷又說：“夫《詩》、《書》隐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太史公自序》）這卻是說明《詩》、《書》之性質，又終有苦悶的象征的背景。
至于《史記》中： 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十二諸侯年表序》 則是專門對于《詩》的了解，認為《詩》仍是以儒家精神——人倫——為出發，人倫的道理的崩潰，乃是《詩》由抒情而變為諷刺的樞紐。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
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谏何異？——《司馬相如列傳贊》 這是根據詩教以評論後世文章，司馬遷認為《詩》總有諷谏的作用。
司馬遷叙述讀《詩》後的感印的，則有： 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召公世家贊》 司馬遷有時賦《詩》斷章，借為代言： 《詩》有之，“高山仰之，景行行止。
”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
餘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适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餘祗回留之，不能去雲。
——《孔子世家贊》 更有時借《詩》為評論的權威： 《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
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裡，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叛逆，仍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