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司馬遷及其時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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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偉大的時代
我們常聽人講“唐詩、晉字、漢文章”，這就是說每一個時代各有它的特别卓絕的藝術的。
假若藝術活動乃是人類精神活動的頂點的話，這三種藝術也可說都是那每一個時代的各别的精華了。
在這每一種精華裡，逢巧都有一個集中地表現了的偉大人物，這就是杜甫、王羲之和司馬遷！ 我們當然可以從各方面去看司馬遷，但即單以文章論，他也已是可以不朽了！試想在中國的詩人（廣義的詩人，但也是真正意義的詩人）中，有誰能像司馬遷那樣有着廣博的學識，深刻的眼光，豐富的體驗，雄偉的氣魄的呢？試問又有誰像司馬遷那樣具有大量的同情，卻又有那樣有力的諷刺，以壓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着最造型底史詩性底筆鋒，出之以唱歎的抒情詩底旋律的呢？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再沒有第二人！ 司馬遷使中國散文永遠不朽了！司馬遷使以沒有史詩為遺憾的中國古代文壇依然令人覺得燦爛而可以自傲了！司馬遷使到了他的筆下的人類的活動永遠常新，使到了他的筆下的人類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遠帶有生命，司馬遷使可以和亞曆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也顯得平凡而黯然無光了！ 這樣一個偉大的詩人（真的，我們隻可能稱司馬遷是詩人，而且是抒情詩人！）讓我們首先想到的，乃是他那偉大的時代。
我們說司馬遷的時代偉大，我們的意思是說他那一個時代處處是新鮮豐富而且強有力！奇花異草的種子固然重要，而培養的土壤也太重要了！産生或培養司馬遷的土壤也畢竟不是尋常的。
二 楚文化的勝利 按照我們的考證，司馬遷應該生在公元前一三五年，這就是漢武帝建元六年。
（關于這一節的辯論，我們放在這文字的附錄。
）這時離漢朝的初立（公元前二○六年）隻有七十多年的光景，一切政治或文化上的規模還沒有十分成為定型，所以司馬遷也可以說多少還能夠呼吸着“先秦”的學術精神或者氣息的。
許多大師的流風馀韻應該對司馬遷并不生疏，而活得較為老壽的人物像伏生、申公，更幾乎年代和司馬遷相接。
伏生是秦博士，申公曾見過漢高祖，這恰是可以傳遞先秦的文化的人，和他們同年輩的人也一定還不在少。
——這樣便可以想象司馬遷和先秦的精神之銜接了。
不過我們大可注意的是，漢的文化并不接自周、秦，而是接自楚，還有齊。
原來就政治上說，打倒暴秦的是漢；但就文化上說，得到勝利的乃是楚。
這一點必須詳加說明，然後才能了解司馬遷的先驅實在是屈原。
不錯，在公元前二九七年，楚懷王被囚于秦而死，但後來過了九十年左右項羽起來反抗秦，依然找到了楚懷王的孫子，立為“楚懷王”，才能号召。
可見楚的勢力——精神上的勢力——之大了。
當時陳涉起事也稱為張楚，張楚就是張大楚國。
楚國愛國的詩人屈原雖然在郢都被破（公元前二七九年）後不久就自殺了，可是從另一方面說，就正是像表現在屈原身上的楚人愛國的情緒似的，推翻了暴秦，報了仇。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這句話假若當做一種象征的意義看，是應驗了！ 就精神上看，楚實在是直接繼續秦而統治着的，漢不過是一個執行上的傀儡而已。
我們試舉幾件事情看： 第一，語言，漢代承襲着楚的語言。
例如當時稱公即是楚語，而司馬遷為太史令又稱太史公者，也是因楚語而然（據朱希祖說，見其《中國史學通論》）。
當時有所謂楚聲，可知楚語有很大的勢力。
第二，風俗習慣，有許多是得自楚的。
例如中國古代是尚右的，楚人卻尚左，後來中國人也尚左了，這關鍵就在漢（可參看蔣錫昌《老子校話》頁二一一）。
在漢時還有所謂楚冠，也很盛行。
第三，楚歌、楚舞，在漢代流行起來。
不惟項羽會作那楚詞式的歌，“力拔山兮氣蓋世”；就是漢高祖，也會作楚詞式的歌，“大風起兮雲飛揚”。
到了漢高祖看到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如意不得立為太子了，便又對戚夫人說：“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
”（見《史記·留侯世家》） 第四，從漆畫的藝術看，漢之承繼楚的文化處尤為顯著。
在許多年前，日本在朝鮮樂浪郡所發現的彩箧冢中的許多漆器，讓我們看到漢代那樣筆勢飛動的人物畫。
可是在抗日戰争發動的頭幾年，我國學者商承祚卻在長沙又發現了楚國漆器，我們在那上面便看到同樣的筆意飛動的人物畫。
——那精神是多麼相像！ 例子不必再多舉了，楚人的文化實在是漢人精神的骨子。
這種文化的特質是什麼呢？假若我們和周代的文化比，那就更容易了解。
周的文化可說最近于數量的、科學的、理智的、秩序的。
具體的例子像按爵位及事情性質不同而用的圭（有大圭、鎮圭、躬圭、桓圭、琬圭、琰圭之别），像按器用不同而有一定比例的合金（《考工記》所謂“金有六齊”）；街道吧，是像詩人所說：“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小雅·大東》）他們的精神重在凝重典實，那農業社會的精神狀态乃是像詩人所歌詠的農作物似的：“實發實秀，實堅實好。
”（《大雅·生民》）這種凝重堅實的文化的最好代表可以看銅器，尤其是鼎。
楚文化和這恰可以作一個對照。
它是奔放的、飛躍的、輕飄的、流動的，最好的象征可說就是漆畫了。
這兩種文化，也可說一是色彩學的，一是幾何學的。
在周文化那裡，仿佛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在楚文化這裡，卻是像“青黃雜揉”的大橘林似的，鮮豔奪目。
簡單一句話，周文化是古典的，楚文化是浪漫的。
就是這種浪漫的文化征服了漢代，而司馬遷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
至于楚文化何以在漢代有這樣大的勢力，我們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成為原因的事實來。
第一，我們必須注意到楚的實力之大，蘇秦所謂“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可知惟一能和秦對立的隻有楚。
第二，我們必須考慮到楚國的民氣之盛，報仇心之切。
我們看範增初見項梁時的談話：“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
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
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為能立楚後也。
”項梁聽了他的話，才把楚懷王的孫子——一個牧羊兒——找了來，又立為懷王，以為号召。
可見楚的潛勢力了。
第三，我們不要忽略楚國占地之廣。
自從兩次遷都後，已經擴張到了現在江蘇的北部；在某一種意義上說，劉邦一般人已經是楚人，不要說項羽了。
第四，在漢高祖九年（公元前一九八）曾把楚的貴族昭、屈、景、懷遷入關中。
這一方面固見出楚的勢力仍不可侮，另一方面卻也見出這是楚文化之直接對漢代的傳遞。
大凡一個時代的文化，往往有一個最顯著的共同特點，這就是時代精神。
漢代——特别是西漢的時代精神，就是浪漫情調，而楚文化者恰與這切合，自然為人所熱烈吸取了。
假若再問何以楚國産生的文化是那樣的？我們可以說經濟力的膨脹乃是一個大因素。
我們試看春申君客人的豪奢吧！“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
趙使欲誇楚，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
春申君客三千馀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
”（《史記·春申君列傳》）再看《招魂》、《大招》裡的鋪陳，那生活的豪華
假若藝術活動乃是人類精神活動的頂點的話，這三種藝術也可說都是那每一個時代的各别的精華了。
在這每一種精華裡，逢巧都有一個集中地表現了的偉大人物，這就是杜甫、王羲之和司馬遷！ 我們當然可以從各方面去看司馬遷，但即單以文章論，他也已是可以不朽了！試想在中國的詩人（廣義的詩人，但也是真正意義的詩人）中，有誰能像司馬遷那樣有着廣博的學識，深刻的眼光，豐富的體驗，雄偉的氣魄的呢？試問又有誰像司馬遷那樣具有大量的同情，卻又有那樣有力的諷刺，以壓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着最造型底史詩性底筆鋒，出之以唱歎的抒情詩底旋律的呢？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再沒有第二人！ 司馬遷使中國散文永遠不朽了！司馬遷使以沒有史詩為遺憾的中國古代文壇依然令人覺得燦爛而可以自傲了！司馬遷使到了他的筆下的人類的活動永遠常新，使到了他的筆下的人類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遠帶有生命，司馬遷使可以和亞曆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也顯得平凡而黯然無光了！ 這樣一個偉大的詩人（真的，我們隻可能稱司馬遷是詩人，而且是抒情詩人！）讓我們首先想到的，乃是他那偉大的時代。
我們說司馬遷的時代偉大，我們的意思是說他那一個時代處處是新鮮豐富而且強有力！奇花異草的種子固然重要，而培養的土壤也太重要了！産生或培養司馬遷的土壤也畢竟不是尋常的。
二 楚文化的勝利 按照我們的考證，司馬遷應該生在公元前一三五年，這就是漢武帝建元六年。
（關于這一節的辯論，我們放在這文字的附錄。
）這時離漢朝的初立（公元前二○六年）隻有七十多年的光景，一切政治或文化上的規模還沒有十分成為定型，所以司馬遷也可以說多少還能夠呼吸着“先秦”的學術精神或者氣息的。
許多大師的流風馀韻應該對司馬遷并不生疏，而活得較為老壽的人物像伏生、申公，更幾乎年代和司馬遷相接。
伏生是秦博士，申公曾見過漢高祖，這恰是可以傳遞先秦的文化的人，和他們同年輩的人也一定還不在少。
——這樣便可以想象司馬遷和先秦的精神之銜接了。
不過我們大可注意的是，漢的文化并不接自周、秦，而是接自楚，還有齊。
原來就政治上說，打倒暴秦的是漢；但就文化上說，得到勝利的乃是楚。
這一點必須詳加說明，然後才能了解司馬遷的先驅實在是屈原。
不錯，在公元前二九七年，楚懷王被囚于秦而死，但後來過了九十年左右項羽起來反抗秦，依然找到了楚懷王的孫子，立為“楚懷王”，才能号召。
可見楚的勢力——精神上的勢力——之大了。
當時陳涉起事也稱為張楚，張楚就是張大楚國。
楚國愛國的詩人屈原雖然在郢都被破（公元前二七九年）後不久就自殺了，可是從另一方面說，就正是像表現在屈原身上的楚人愛國的情緒似的，推翻了暴秦，報了仇。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這句話假若當做一種象征的意義看，是應驗了！ 就精神上看，楚實在是直接繼續秦而統治着的，漢不過是一個執行上的傀儡而已。
我們試舉幾件事情看： 第一，語言，漢代承襲着楚的語言。
例如當時稱公即是楚語，而司馬遷為太史令又稱太史公者，也是因楚語而然（據朱希祖說，見其《中國史學通論》）。
當時有所謂楚聲，可知楚語有很大的勢力。
第二，風俗習慣，有許多是得自楚的。
例如中國古代是尚右的，楚人卻尚左，後來中國人也尚左了，這關鍵就在漢（可參看蔣錫昌《老子校話》頁二一一）。
在漢時還有所謂楚冠，也很盛行。
第三，楚歌、楚舞，在漢代流行起來。
不惟項羽會作那楚詞式的歌，“力拔山兮氣蓋世”；就是漢高祖，也會作楚詞式的歌，“大風起兮雲飛揚”。
到了漢高祖看到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如意不得立為太子了，便又對戚夫人說：“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
”（見《史記·留侯世家》） 第四，從漆畫的藝術看，漢之承繼楚的文化處尤為顯著。
在許多年前，日本在朝鮮樂浪郡所發現的彩箧冢中的許多漆器，讓我們看到漢代那樣筆勢飛動的人物畫。
可是在抗日戰争發動的頭幾年，我國學者商承祚卻在長沙又發現了楚國漆器，我們在那上面便看到同樣的筆意飛動的人物畫。
——那精神是多麼相像！ 例子不必再多舉了，楚人的文化實在是漢人精神的骨子。
這種文化的特質是什麼呢？假若我們和周代的文化比，那就更容易了解。
周的文化可說最近于數量的、科學的、理智的、秩序的。
具體的例子像按爵位及事情性質不同而用的圭（有大圭、鎮圭、躬圭、桓圭、琬圭、琰圭之别），像按器用不同而有一定比例的合金（《考工記》所謂“金有六齊”）；街道吧，是像詩人所說：“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小雅·大東》）他們的精神重在凝重典實，那農業社會的精神狀态乃是像詩人所歌詠的農作物似的：“實發實秀，實堅實好。
”（《大雅·生民》）這種凝重堅實的文化的最好代表可以看銅器，尤其是鼎。
楚文化和這恰可以作一個對照。
它是奔放的、飛躍的、輕飄的、流動的，最好的象征可說就是漆畫了。
這兩種文化，也可說一是色彩學的，一是幾何學的。
在周文化那裡，仿佛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在楚文化這裡，卻是像“青黃雜揉”的大橘林似的，鮮豔奪目。
簡單一句話，周文化是古典的，楚文化是浪漫的。
就是這種浪漫的文化征服了漢代，而司馬遷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
至于楚文化何以在漢代有這樣大的勢力，我們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成為原因的事實來。
第一，我們必須注意到楚的實力之大，蘇秦所謂“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可知惟一能和秦對立的隻有楚。
第二，我們必須考慮到楚國的民氣之盛，報仇心之切。
我們看範增初見項梁時的談話：“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
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
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為能立楚後也。
”項梁聽了他的話，才把楚懷王的孫子——一個牧羊兒——找了來，又立為懷王，以為号召。
可見楚的潛勢力了。
第三，我們不要忽略楚國占地之廣。
自從兩次遷都後，已經擴張到了現在江蘇的北部；在某一種意義上說，劉邦一般人已經是楚人，不要說項羽了。
第四，在漢高祖九年（公元前一九八）曾把楚的貴族昭、屈、景、懷遷入關中。
這一方面固見出楚的勢力仍不可侮，另一方面卻也見出這是楚文化之直接對漢代的傳遞。
大凡一個時代的文化，往往有一個最顯著的共同特點，這就是時代精神。
漢代——特别是西漢的時代精神，就是浪漫情調，而楚文化者恰與這切合，自然為人所熱烈吸取了。
假若再問何以楚國産生的文化是那樣的？我們可以說經濟力的膨脹乃是一個大因素。
我們試看春申君客人的豪奢吧！“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
趙使欲誇楚，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
春申君客三千馀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
”（《史記·春申君列傳》）再看《招魂》、《大招》裡的鋪陳，那生活的豪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