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判》的工作，到了四月，我決計推開一切，全力寫《司馬遷》，首先把第一章補寫起來了，十分高興，果然寫得很順利，到了五月底，就又把思想和藝術的方面也完成了，結論也寫出了，兩月的功夫得了十二萬字，在我自己是最得意的記錄，而全書告成了！南京不是我怎麼喜愛的地方，可是回想起寫作時面對着的雞鳴寺以及玄武湖上的風光，卻也戀戀！ 有人問我寫作時的參考書怎麼樣？我很慚愧，一點兒也不博！有人有着《史記會注考證》，可是鎖在箱子裡，不借給别人看。

    學校裡有一部，可是被一位去職的先生拿走了十分之六，我有什麼辦法？我在寫完《司馬遷》以後的四個月到了北平，多少買了點書，關于《史記》的也有十幾種，《史記會注考證》即在其中。

    但仔細看下去，這些書也似乎沒有什麼可以改動我的全文的地方。

    我隻好解嘲地說：阿Q不是會唱“手拿鋼鞭将你打”，也不曾有人教麼？我也有“無師自通”的地方呵！況且，我認為，史料不可貴，可貴是在史料中所看出的意義，因此，曆史不該隻在求廣，而且在求深！近人動辄以參考書多少為計較，我便不太重視了。

    自然，我有叨惠于前人的地方，書中多已随文注明。

    現在我隻想特别提出，給我啟發最多的是姚祖恩（《史記菁華錄》的著者，隻有最近朱佩弦和葉聖陶兩先生在所編的《略讀指導舉隅》中才為他說了幾句公道話，我在論及《屈原賈生列傳》或《魏其武安侯列傳》時得到他的提示之益尤大）和張裕钊（我所說的奇兵律，即由他之批《平準書》而得），他們對于《史記》的貢獻，我想以後作《史記研究書目提要》時再為表彰吧。

    同時，我卻也可以坦白地承認，我們比以前人占便宜處，是我們懂得了體系化，但他們的功勞究竟是值得感謝的。

     又有人見我分别發表了的本書的幾章時，曾問我：是不是在大學裡正開“史記研究”的課？我也隻有笑了。

    第一是，現在的大學裡就是有“史記研究”的課，也不許我這樣講法，他們要的是闆本，是訓诂，是甲說乙說，而自己不說，甚而有的人隻以點點“句讀”為事，充其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