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地方财政與地方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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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财政困難的一般
留心地方财政的人，試一浏覽各省的預算，定可發現一個共同的毛病，便是收支不能相抵，以緻造成入不敷出的狀況。
為平衡預算起見，各省有各省的方法，但這些方法之中，也有許多是共同的。
第一便是舉債。
根據财政部的報告，以及個人研究所得，【45】各省債務，在10000萬以上的，有四川；在1000萬以上的，有湖北、湖南、浙江、江蘇、山西；在500萬以上的，有河北、江西；在100萬以上的，有安徽、河南、綏遠、甘肅。
其餘各省，債務未詳，但就已詳各省而言，債務總數，已在30000萬左右。
舉債雖然可以解決目前的困難，但舉債愈多，預算中的債務費也愈加增。
四川預算，除軍務費外，要算債務費支出最多，約占總支出八分之三。
湖北二十四年度歲出，經常臨時總計，為2400萬，但債務費即占300萬。
所以靠舉債來解決預算上的困難，決非久計，這是很明顯的事實。
各省平衡預算第二個常用的辦法，便是請求中央協助。
根據二十五年度國家普通歲出總預算，中央補助各省，在經常門内共支61481500元；在臨時門内共支44334500元。
兩項合計，在10000萬元以上。
這種協款，在許多省份的收入中，占一個重要的地位。
湖北的财政當局，在兩年前曾說過： 本省财政雖已漸臻軌道，然考其内容，每月仍賴兩項協款60萬元，（此外特稅補助漢市府65000元）為本省财政之命脈，每年度共計720萬元，實占全部歲入三分之一以上。
一旦此款發生故障，則本省财政立陷困境，至為可慮。
凡此依人為活之方法，系屬可暫而不可久。
【46】 兩年前的情形，現在并未變動。
此種依人為活的方法，我們如細看中央協款的清單，可以知道不獨湖北為然，許多别的省份，亦複如是，所差異的，隻是依賴的程度，有深有淺而已。
第三個平衡預算的方法，隻有幾個省份用的，便是征收法外的稅捐。
地方的合法收入，依照二十二年三月修正的《辦理預算收支分類标準》，共有十二類，即田賦、契稅、營業稅、房捐、船捐、地方财産收入、地方事業收入、地方行政收入、地方營業純益、補助款收入、債款收入及其他收入。
【47】但在湖南，地方的最大收入，年在500萬元以上的，乃為類似厘金的産銷稅。
江西有一種“剿匪”善後捐，系對入境的貨物征收的，年在200萬元以上，其地位的重要，僅次于田賦。
其他各省，在表面上或暗中所征收的稅捐，不合法令的，一定還有。
這種法外稅捐的存在，表示着各省在法内平衡預算的困難。
地方政府，雖然是入不敷出，而人民方面，也感覺到負擔日重。
民國二十三年，國府曾有廢除苛雜及減輕附加的通令。
自二十三年七月起至二十四年八月止，據财政當局的報告，裁減苛雜稅類，共計5000餘種之多，裁減款額，至4900餘萬元之巨。
我們雖然不能否認這種仁政的影響，但同時也要承認，人民現在的負擔，比二十年前或十年前要重得多。
先看湖北，湖北的田賦，在民國初年，為381萬餘元。
民國十五年，湖北财政委員會與政務委員會聯席會議，将賦額減至258萬餘元，較之原有賦額，計減37％。
最近整理田賦又将賦額增至447萬餘元，惟實際征收，不足此額。
我們如隻看正賦，湖北現在的田賦，與民元相差無幾。
田賦附加情形，在民元時如何待考，現在附加總數，将近200餘萬。
最使人民感覺負擔加重的，不在正賦，也不在附加，而在民國十八年以後創辦的畝捐，按畝征收，各縣的稅率不等。
現在畝捐總數，已達460餘萬元，專作保安團隊經費，還嫌不足。
此外還有堤工捐，照正稅加一成，隻有沿長江漢水各縣繳納。
所以湖北的農民，直接負擔的賦稅，合計總在1000萬元以上，比起民國元年的負擔，大約加重了兩三倍。
湖南的情形，可以長沙縣為例。
長沙縣在民國七年，每兩正銀，帶征地方附加二角四分，清鄉附加四角，另向每戶征收一百文券費，一百文農林捐，合計每兩正銀，帶征附加六角四分，每戶錢二百文。
民國二十四年，每兩正銀，折合國币三元六角，另外帶征地方附加一元一角，團防附加四元二角，義勇附加六角，自治附加一元五角，保甲附加六角，縣教育附加六角六分，區教育附加一元三角四分，路款附加一元零八分，另向每戶征收八分農林捐。
每兩正銀，附加竟達十一元二角八分，較之民七附加，超過幾達20倍。
這還不算是最重的。
另外如宜章縣田賦，向采包征制，由征收員帶券遊征，往往任意浮收，各區亦擅自增收附加。
民國十九年，每正銀一兩，附加竟收至50元之多。
這種包征濫收的惡政，直到二十四年才由省府革除。
即以二十四年度而言，宜章正稅共收19000餘元，附加共收109000餘元，附加超過正稅，凡五倍半以上。
江西田賦，民元地丁每兩折征正稅錢2700文，附稅錢300文，漕米每石折征正稅錢3600文，附稅錢500文。
附稅等于正稅七分之一，至九分之一。
民十五地丁每兩折征正稅銀二元二角，附稅銀元三角，漕米每石折征正稅銀二元九角，附稅銀元五角。
附稅稅率，已較民元略增。
民十六改為地丁每兩收正稅三元，漕米每石收正稅四元，附稅至多以正稅15％為限。
以後附稅逐漸增高，在“剿匪”期間，已超過正稅若幹倍。
最近才規定将附加分為三種，地方附加，等于正稅30％；保安附加，等于正稅40％；保甲附加，等于正稅20％。
三項附加合計，已達正稅90％。
江西人民在附加上的擔負，現在比民國十六年，已增加了6倍。
這三省的情形，很可以拿來代表近年中國民衆負擔加重的狀況。
财政的入不敷出，與人民的負擔加重，乃是各省當局最感困難的問題。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當然很多，我們現在隻願意提出一種原因來說。
所以要這樣辦的原因，完全是為讨論的方便。
作者在本文中，隻有一個主題，如把許多原因都取來一一分析，便要超出本題的範圍以外了。
我們現在隻讨論一個原因，并非否認别個原因的重要性，隻因他們與主題無關，所以隻好略而不談。
（二）新政及其費用 在這一節裡，我們願意指出地方财政的入不敷出，人民負擔的日漸加重，與近年推行的“新政”的關系。
近數年來的地方政治，有一個很大的變動，這種變動，也許是劃時代的。
以前的地方政治，是“消極”的，是“無為”的，而現在的新政，卻是“積極”的，是“有為”的。
【48】這些新政，有的是中央政府推動的，有的是地方政府推動的，但最大的推動力量，卻出自以前的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及南昌行營，到了二十四年十二月，行營所推動的新政，才移交行政院管轄。
我們查考新政的内容，雖然覺得他是千頭萬緒，但也可以用最簡單的四個字來包括他，便是“管”、“教”、“養”、“衛”。
說到“管”，我們知道以前
為平衡預算起見，各省有各省的方法，但這些方法之中，也有許多是共同的。
第一便是舉債。
根據财政部的報告，以及個人研究所得，【45】各省債務，在10000萬以上的，有四川；在1000萬以上的，有湖北、湖南、浙江、江蘇、山西；在500萬以上的，有河北、江西；在100萬以上的，有安徽、河南、綏遠、甘肅。
其餘各省，債務未詳，但就已詳各省而言，債務總數，已在30000萬左右。
舉債雖然可以解決目前的困難，但舉債愈多，預算中的債務費也愈加增。
四川預算，除軍務費外，要算債務費支出最多，約占總支出八分之三。
湖北二十四年度歲出，經常臨時總計，為2400萬，但債務費即占300萬。
所以靠舉債來解決預算上的困難，決非久計，這是很明顯的事實。
各省平衡預算第二個常用的辦法，便是請求中央協助。
根據二十五年度國家普通歲出總預算，中央補助各省，在經常門内共支61481500元；在臨時門内共支44334500元。
兩項合計，在10000萬元以上。
這種協款，在許多省份的收入中，占一個重要的地位。
湖北的财政當局，在兩年前曾說過： 本省财政雖已漸臻軌道，然考其内容，每月仍賴兩項協款60萬元，（此外特稅補助漢市府65000元）為本省财政之命脈，每年度共計720萬元，實占全部歲入三分之一以上。
一旦此款發生故障，則本省财政立陷困境，至為可慮。
凡此依人為活之方法，系屬可暫而不可久。
【46】 兩年前的情形，現在并未變動。
此種依人為活的方法，我們如細看中央協款的清單，可以知道不獨湖北為然，許多别的省份，亦複如是，所差異的，隻是依賴的程度，有深有淺而已。
第三個平衡預算的方法，隻有幾個省份用的，便是征收法外的稅捐。
地方的合法收入，依照二十二年三月修正的《辦理預算收支分類标準》，共有十二類，即田賦、契稅、營業稅、房捐、船捐、地方财産收入、地方事業收入、地方行政收入、地方營業純益、補助款收入、債款收入及其他收入。
【47】但在湖南，地方的最大收入，年在500萬元以上的，乃為類似厘金的産銷稅。
江西有一種“剿匪”善後捐，系對入境的貨物征收的，年在200萬元以上，其地位的重要，僅次于田賦。
其他各省，在表面上或暗中所征收的稅捐，不合法令的，一定還有。
這種法外稅捐的存在，表示着各省在法内平衡預算的困難。
地方政府，雖然是入不敷出，而人民方面，也感覺到負擔日重。
民國二十三年，國府曾有廢除苛雜及減輕附加的通令。
自二十三年七月起至二十四年八月止，據财政當局的報告，裁減苛雜稅類，共計5000餘種之多，裁減款額，至4900餘萬元之巨。
我們雖然不能否認這種仁政的影響，但同時也要承認，人民現在的負擔，比二十年前或十年前要重得多。
先看湖北，湖北的田賦，在民國初年，為381萬餘元。
民國十五年，湖北财政委員會與政務委員會聯席會議，将賦額減至258萬餘元，較之原有賦額，計減37％。
最近整理田賦又将賦額增至447萬餘元，惟實際征收，不足此額。
我們如隻看正賦，湖北現在的田賦，與民元相差無幾。
田賦附加情形，在民元時如何待考，現在附加總數，将近200餘萬。
最使人民感覺負擔加重的，不在正賦，也不在附加，而在民國十八年以後創辦的畝捐，按畝征收，各縣的稅率不等。
現在畝捐總數，已達460餘萬元，專作保安團隊經費，還嫌不足。
此外還有堤工捐，照正稅加一成，隻有沿長江漢水各縣繳納。
所以湖北的農民，直接負擔的賦稅，合計總在1000萬元以上，比起民國元年的負擔，大約加重了兩三倍。
湖南的情形，可以長沙縣為例。
長沙縣在民國七年，每兩正銀，帶征地方附加二角四分，清鄉附加四角，另向每戶征收一百文券費，一百文農林捐，合計每兩正銀，帶征附加六角四分，每戶錢二百文。
民國二十四年，每兩正銀，折合國币三元六角，另外帶征地方附加一元一角，團防附加四元二角，義勇附加六角，自治附加一元五角，保甲附加六角，縣教育附加六角六分，區教育附加一元三角四分，路款附加一元零八分，另向每戶征收八分農林捐。
每兩正銀，附加竟達十一元二角八分，較之民七附加，超過幾達20倍。
這還不算是最重的。
另外如宜章縣田賦，向采包征制，由征收員帶券遊征，往往任意浮收，各區亦擅自增收附加。
民國十九年，每正銀一兩，附加竟收至50元之多。
這種包征濫收的惡政，直到二十四年才由省府革除。
即以二十四年度而言，宜章正稅共收19000餘元，附加共收109000餘元，附加超過正稅，凡五倍半以上。
江西田賦，民元地丁每兩折征正稅錢2700文，附稅錢300文，漕米每石折征正稅錢3600文，附稅錢500文。
附稅等于正稅七分之一，至九分之一。
民十五地丁每兩折征正稅銀二元二角，附稅銀元三角，漕米每石折征正稅銀二元九角，附稅銀元五角。
附稅稅率，已較民元略增。
民十六改為地丁每兩收正稅三元，漕米每石收正稅四元，附稅至多以正稅15％為限。
以後附稅逐漸增高，在“剿匪”期間，已超過正稅若幹倍。
最近才規定将附加分為三種，地方附加，等于正稅30％；保安附加，等于正稅40％；保甲附加，等于正稅20％。
三項附加合計，已達正稅90％。
江西人民在附加上的擔負，現在比民國十六年，已增加了6倍。
這三省的情形，很可以拿來代表近年中國民衆負擔加重的狀況。
财政的入不敷出，與人民的負擔加重，乃是各省當局最感困難的問題。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當然很多，我們現在隻願意提出一種原因來說。
所以要這樣辦的原因，完全是為讨論的方便。
作者在本文中，隻有一個主題，如把許多原因都取來一一分析，便要超出本題的範圍以外了。
我們現在隻讨論一個原因，并非否認别個原因的重要性，隻因他們與主題無關，所以隻好略而不談。
（二）新政及其費用 在這一節裡，我們願意指出地方财政的入不敷出，人民負擔的日漸加重，與近年推行的“新政”的關系。
近數年來的地方政治，有一個很大的變動，這種變動，也許是劃時代的。
以前的地方政治，是“消極”的，是“無為”的，而現在的新政，卻是“積極”的，是“有為”的。
【48】這些新政，有的是中央政府推動的，有的是地方政府推動的，但最大的推動力量，卻出自以前的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及南昌行營，到了二十四年十二月，行營所推動的新政，才移交行政院管轄。
我們查考新政的内容，雖然覺得他是千頭萬緒，但也可以用最簡單的四個字來包括他，便是“管”、“教”、“養”、“衛”。
說到“管”，我們知道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