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代關于屈原的論争到劉勰的《辨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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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思想領域中的論争,是推動文學理論發展的動力。

    論争有時從理論的本身提出,而更多的情況,則往往發生在對某些具有代表意義的作家的評價問題上。

    當某一作家在文學史上産生巨大影響、受到人們普遍注意的時候,就會很自然地出現各式各樣的評論。

    這些評論,各有其理論的依據和批評的标準。

    有時互相發明,互為印證;有時互相出入,相互補充;有時則冰炭不相容,互相排斥。

    有了對立面,就會展開論争。

    論争是理論的檢驗,真理是愈辨而愈明的。

    通過反複的論争,就會不斷地豐富了理論,提高了理論。

    從漢朝人關于屈原的論争到劉勰的《辨騷》即是顯例。

     一 賦是漢代一種新興的文學體制。

    《楚辭》開漢賦之先河,從藝術形式的傳統繼承關系來說,屈原為辭賦家百世不祧之宗,這是漢朝人所共同承認的。

    然而關于屈原及其作品的政治思想性,卻成為論争的焦點。

     早在漢文帝時,懷才不遇、遠谪長沙的賈誼就曾寫過一篇《吊屈原》,對屈原的遭遇表示了無限的同情。

    但《吊屈原》是篇文學作品,名為吊古,實則自傷,并未涉及理論問題。

    第一個從思想的角度去評價屈原作品的是武帝時的劉安。

    劉安曾作《離騷傳》(見《漢書》本傳),認為《離騷》義兼《國風》、《小雅》,可與日月争光(見班固《離騷序》及劉勰《文心雕龍·辨騷》)。

    司馬遷采其語入《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而加以發揮。

    但到東漢初,班固在《離騷序》裡,卻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東漢末,王逸又針對班固,推衍劉安、司馬遷之說,寫了一篇《楚辭章句序》。

    于是關于屈原的問題,就形成一次壁壘分明的論戰。

     争論的内容,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如何在政治上評價屈原,二是如何在思想意義上評價屈原的代表作《離騷》;而論争的實質,則歸結到如何正确理解文學思想的優良傳統的問題。

     屈原處于楚國衰危之際,為了挽救祖國沒落的命運,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便和其本階級的反動勢力進行了不調和的鬥争。

    結果屈原失敗了,終于以身殉國,沉湘而死。

    劉安贊揚他說:“推此志也,雖與日月争光可也。

    ”司馬遷更反複闡明其“系心楚國,眷顧懷王”的用意,說“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然而班固則認為: 且君子道窮,命矣。

    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鹹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

    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

     因為屈原昧于“明哲保身”之義,于是給他加上個“露才揚己,忿怼沉江”的罪名,首先從政治上否定了屈原的鬥争性。

    這樣,他的作品雖意在諷谏(見《離騷贊序》),但“責數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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