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離騷》時代問題的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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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離騷》是我國詩歌史上一座輝煌的燈塔，它照亮了二千年來詩歌發展的道路，它是屈原偉大的代表作品。
可是這一偉大作品的産生年代，衆說紛纭，莫衷一是。
由于寫作時期的判斷不同，勢必影響到對内容的理解各異，這是值得提出商讨的一個重要問題。
誠如郭沫若先生所說，《離騷》的時代問題很難以确定。
但這并不等于說就無從着手，郭先生對此也曾提出前後不同的意見。
我認為在這一問題上，有下列幾點應該注意： 首先，屈原這首自叙生平的長篇抒情詩《離騷》，是産生于鬥争實踐之中的。
行間字裡，不難看出他個人遭遇的因由，不難聽到時代脈搏的跳動。
因而作品的本身，就會透露出它自己問世的年代。
可是這一偉大作品，是屈原極度悲憤心情和慘痛的客觀現實相結合的一個完滿的整體。
通篇的精神實質，關鍵脈絡，雖然息息相通，但由于情感波動的劇烈，表現形式及語氣上，一篇之内，變化極多。
我們必須細心體察，以意逆志，從其中窺尋秘奧，找出關于寫作時期的内證；而這些内證也必然不是零碎的、孤立的，而是系統的、互相關聯的有機體。
假如抓住原文的一句一節，斷章取義，結果必然會把問題膠着在某一點上而看不到全面，以緻形成固執的片面主觀見解；而此主觀見解，經援引附會，也往往似能自圓其說，于是見仁見智，就各有不同了。
其次，關于《離騷》寫作時期的記載，我們也占有一些資料，提供解決這一問題的有利條件。
但這些材料，往往因傳聞異辭，并不是都能夠互相證明，而且有些地方是互相抵觸的。
我們必須加以科學地整理和鑒别，适當地估計每一材料可靠性的程度，明确地區分主次，在許多材料中找出一個核心。
否則必然會将問題引入荊棘叢中，障礙重重，找不到出路。
現存古書中關于屈原生平及其創作的記載，無疑地首推司馬遷的《屈原列傳》。
誰也不能否認，《史記》是一部網羅放失、綜合舊聞、經過精密整理、記載一般忠實的曆史巨著；而且司馬遷距屈原時代較近，關于屈原的生平，我們既沒有發現比這篇更可靠的資料，那麼我們就應該在尊重這篇傳記的基礎上，進一步地去深入體會原文，互相印證；并适當參考有關資料，觀其會通。
這樣就不至在頭緒紛繁中目迷五色了。
可是《史記》諸篇，往往因人立義，叙次的重點，各有不同，措辭極為靈活，體例的變化亦多，我們必須領會其微旨所在，而不能從文字現象上去機械地理解問題；否則容易發生許多的誤解。
基于上面的認識，本文概括諸家不同的見解（綜述大意，不一一列舉原文），提出個人認為值得懷疑的地方，試圖對這一問題進行初步的分析。
二 絕大多數的人，斷《離騷》為屈原早年作品。
這一結論，主要是根據《史記·屈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
……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争寵而心害其能。
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
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
”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屈平既绌。
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
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币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裡。
”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
他們認為“王怒而疏屈平”之後，緊接着就說屈原之作《離騷》，下文接叙楚懷王許秦絕齊事。
“王怒而疏屈平”，司馬遷雖未明言年月，但就文章的叙次來看，是在許秦絕齊的前一年，而《離騷》亦即作于是年。
按：許秦絕齊是楚懷王的十六年（見《史記·楚世家》），即公元前313年。
前一年是314年，那麼《離騷》就是屈原二十六歲的作品了。
（關于屈原出生年月，諸家說法不同。
最近浦江清先生有《屈原生年日月的推算問題》一文，根據曆法推斷為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即陽曆二月二十三日，見《曆史研究》第一期。
今依浦說。
下同。
） 這一論斷，表面上似乎确鑿有據，但司馬遷的原意，是否就是如此呢？我認為還是值得提出來商讨的。
“王怒而疏屈平”，發生在楚懷王許秦絕齊之前，是沒有問題的，但不一定是前一年；《離騷》之作在“王怒而疏屈平”之後，也是沒有問題的，但并不等于就在許秦絕齊以前。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必須先從《屈原列傳》的全面分析着手。
在《屈原列傳》裡，司馬遷是以他的卓越史識先确定了屈原的曆史地位，再來寫這一篇傳記的，所以他在篇末這樣說：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谏。
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這樣就将屈原與一般“從容辭令”的文士們劃分了一個極其明顯的界線。
基于這一論點，于是他就在這篇傳記裡将屈原一生劃成三個階段。
每一階段都是以屈原文學上的創作為叙寫核心，而當時楚國國内外情況的發展變化，以及屈原個人的遭遇則始終緊緊地圍繞着這個核心，來說明屈原作品的政治意義。
第一個階段，屈原為懷王左徒，是他一生在政治上最為活躍的時期。
宮廷裡，他是參與機要的大員，因而他的文學天才也就在這一方面發展。
所以司馬遷一再說他“明于治亂，娴于辭令”，“懷王使屈平造為憲
可是這一偉大作品的産生年代，衆說紛纭，莫衷一是。
由于寫作時期的判斷不同，勢必影響到對内容的理解各異，這是值得提出商讨的一個重要問題。
誠如郭沫若先生所說，《離騷》的時代問題很難以确定。
但這并不等于說就無從着手，郭先生對此也曾提出前後不同的意見。
我認為在這一問題上，有下列幾點應該注意： 首先，屈原這首自叙生平的長篇抒情詩《離騷》，是産生于鬥争實踐之中的。
行間字裡，不難看出他個人遭遇的因由，不難聽到時代脈搏的跳動。
因而作品的本身，就會透露出它自己問世的年代。
可是這一偉大作品，是屈原極度悲憤心情和慘痛的客觀現實相結合的一個完滿的整體。
通篇的精神實質，關鍵脈絡，雖然息息相通，但由于情感波動的劇烈，表現形式及語氣上，一篇之内，變化極多。
我們必須細心體察，以意逆志，從其中窺尋秘奧，找出關于寫作時期的内證；而這些内證也必然不是零碎的、孤立的，而是系統的、互相關聯的有機體。
假如抓住原文的一句一節，斷章取義，結果必然會把問題膠着在某一點上而看不到全面，以緻形成固執的片面主觀見解；而此主觀見解，經援引附會，也往往似能自圓其說，于是見仁見智，就各有不同了。
其次，關于《離騷》寫作時期的記載，我們也占有一些資料，提供解決這一問題的有利條件。
但這些材料，往往因傳聞異辭，并不是都能夠互相證明，而且有些地方是互相抵觸的。
我們必須加以科學地整理和鑒别，适當地估計每一材料可靠性的程度，明确地區分主次，在許多材料中找出一個核心。
否則必然會将問題引入荊棘叢中，障礙重重，找不到出路。
現存古書中關于屈原生平及其創作的記載，無疑地首推司馬遷的《屈原列傳》。
誰也不能否認，《史記》是一部網羅放失、綜合舊聞、經過精密整理、記載一般忠實的曆史巨著；而且司馬遷距屈原時代較近，關于屈原的生平，我們既沒有發現比這篇更可靠的資料，那麼我們就應該在尊重這篇傳記的基礎上，進一步地去深入體會原文，互相印證；并适當參考有關資料，觀其會通。
這樣就不至在頭緒紛繁中目迷五色了。
可是《史記》諸篇，往往因人立義，叙次的重點，各有不同，措辭極為靈活，體例的變化亦多，我們必須領會其微旨所在，而不能從文字現象上去機械地理解問題；否則容易發生許多的誤解。
基于上面的認識，本文概括諸家不同的見解（綜述大意，不一一列舉原文），提出個人認為值得懷疑的地方，試圖對這一問題進行初步的分析。
二 絕大多數的人，斷《離騷》為屈原早年作品。
這一結論，主要是根據《史記·屈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
……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争寵而心害其能。
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
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
”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屈平既绌。
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
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币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裡。
”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
他們認為“王怒而疏屈平”之後，緊接着就說屈原之作《離騷》，下文接叙楚懷王許秦絕齊事。
“王怒而疏屈平”，司馬遷雖未明言年月，但就文章的叙次來看，是在許秦絕齊的前一年，而《離騷》亦即作于是年。
按：許秦絕齊是楚懷王的十六年（見《史記·楚世家》），即公元前313年。
前一年是314年，那麼《離騷》就是屈原二十六歲的作品了。
（關于屈原出生年月，諸家說法不同。
最近浦江清先生有《屈原生年日月的推算問題》一文，根據曆法推斷為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即陽曆二月二十三日，見《曆史研究》第一期。
今依浦說。
下同。
） 這一論斷，表面上似乎确鑿有據，但司馬遷的原意，是否就是如此呢？我認為還是值得提出來商讨的。
“王怒而疏屈平”，發生在楚懷王許秦絕齊之前，是沒有問題的，但不一定是前一年；《離騷》之作在“王怒而疏屈平”之後，也是沒有問題的，但并不等于就在許秦絕齊以前。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必須先從《屈原列傳》的全面分析着手。
在《屈原列傳》裡，司馬遷是以他的卓越史識先确定了屈原的曆史地位，再來寫這一篇傳記的，所以他在篇末這樣說：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谏。
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這樣就将屈原與一般“從容辭令”的文士們劃分了一個極其明顯的界線。
基于這一論點，于是他就在這篇傳記裡将屈原一生劃成三個階段。
每一階段都是以屈原文學上的創作為叙寫核心，而當時楚國國内外情況的發展變化，以及屈原個人的遭遇則始終緊緊地圍繞着這個核心，來說明屈原作品的政治意義。
第一個階段，屈原為懷王左徒，是他一生在政治上最為活躍的時期。
宮廷裡，他是參與機要的大員，因而他的文學天才也就在這一方面發展。
所以司馬遷一再說他“明于治亂，娴于辭令”，“懷王使屈平造為憲
